消费升级的实证依据

消费结构转变：传统消费（衣食住行）占比下降，新型消费（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占比上升，是消费升级的典型特征。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食品、交通和通信开支同比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也出现了下降。其中，食品消费下降到了30%左右，这与韩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15%仍有一定距离。医疗保健和交易开支却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如果进一步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等级划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群体，会进一步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有较强的“黏性”，对收入变化不敏感，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的收入弹性则比较大。随着收入水平整体性攀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的占比会不断提高。

旅游业的景气程度是判断居民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一个重要体现。一般而言，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人们才会选择旅行。同时，对旅行地点的选择也能反映消费观的转变。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和青年人文化水平的提升，都会增加境外旅行的需求。一方面，中国旅游业的总收入在过去10年稳步增加，从2008年的1.16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017年的5.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4倍，同比增速均高于GDP增速。另一方面，出境游增速比国内旅游增速快。居民选择出境游，除了观赏境外风光，就是“买买买”。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全球的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中国人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这其中的910亿美元在国外发生，占到总额的78%。也就是说，中国人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是“海外淘货”。

消费升级的另一个证据就是汽车消费。一般来说，在中国，汽车并非必需品。中国的城市，居住区、商业区和办公区融合在一起，即使像陆家嘴这样的金融中心，周边也分布了居民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区，每个区都会有“中心”，所以活动范围相对较小。但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跟中国不太一样，汽车对他们而言是生活必需品，没有私家车可谓寸步难行，接送孩子上学、购物、上班都要依赖汽车。这一方面与城市功能区的规划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公共交通的密度有关。对于地广人稀的西方国家，人均汽车保有量均较高。但在中国，私家车能够作为消费升级的一个指标。过去20年，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逐步上升，每100户家庭的汽车拥有量从1998年的0.3上升到了2017年的37.5。从内部结构来看，2014年以来，私家车领域，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的销量一直高于基本款，即使2017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在收窄。

本文仅从消费结构、旅游、乘用车领域对消费升级进行了论证，还可以从教育开支、出国留学人数、高端白酒消费、家用电器等角度加以论证，都会得出消费升级的“铁证”。但是，不得不指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提升，更多是被动的，其主要是源自投资和外需的下降。投资方面，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和债务的累积都导致投资增速下降。而外需，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一直收缩，2016年还出现负增长。当前，美国重回保护主义，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常账户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外需承压将会对中国经济提出全面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将是必然选择。但是，当下仍然存在不少阻碍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比如社保制度不健全、房价过高、金融市场不健全等。要释放消费的潜力，就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

宏观经济学家常说一句话：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但站在当下审视中国的未来，有些因素是确定的，那就是人均收入从中等向高等跨越，人口不断老龄化，城镇化水平仍会不断提高，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结果就是消费结构和层次的升级。 B32TccMChN1FM2qDFvggwMuSU/nqWf0ucQ8bvqrtzrrO4Fr18OV0mEfRZEixB5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