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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的理论依据
所有的消费理论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如何决定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是由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的，而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富人的消费能力大，但消费意愿，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较小。凯恩斯认为，可支配收入将在消费和储蓄中进行分割。作为一个原则，收入中被储蓄起来的部分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稳定的。所以，影响消费和储蓄的主要因素就是可支配收入。
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第一次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消费理论。他认为人的消费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还取决于他所在的“圈子”。他认为人的消费行为会受到“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影响。所谓“示范效应”，就是其他人的消费行为会有一种引导作用，比如人们会因为攀比心理做出非理性的消费决策。所谓“棘轮效应”，是指人们会受到过去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会呈现出一定的惯性。这样一来，推论就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有所区别了。当前的绝对收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横向的和纵向的相对收入才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接下来就是莫迪利亚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发展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人的一生，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一种U形特征：年轻时候高，中年时候低，老年时候高。人在考虑如何消费时，会从一生的长度去思考。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都是短暂的。放在一生来看，人的消费行为是相对平滑的，人们会从一生的周期来计划自己的消费。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一个最典型特征是，除了收入这个变量，还强调财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理性的消费者总是期望自己的一生能够比较安定地生活，使一生的收入与消费相等。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口结构。经济发展越快，消费肯定越高。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会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
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者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消费升级，是可支配收入“升级”的结果。根据《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06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770元，同比名义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42元，同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林毅夫教授预测，中国或将在2025年达到高等收入国家。另外，自1978年以来，已经有7亿中国人口脱离了贫困线。经济学人智库
预测，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将从2015年的36.9%下降到2030年的11%。中高等收入人数增速较快。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00000元的高收入人群占比将从2015年的2.6%增长到2030年的14.5%。这都为消费升级提供了驱动力。
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2010年触顶，达到74.5%的高度，而后一直下降。截至2017年下降到71.82%。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4年超过10%，这说明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如联合国的预测所示，中国的人口结构从1950年的“三角形”逐步演化为2100年的“柱状”，甚至还带点“倒三角”的特征。虽然整体而言，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比重会更高，但它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动能。所以，从人口结构来看，消费以及消费升级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但是在当下这个状态，城镇中产阶级的崛起对消费而言，更多的是机遇。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换算下来，月收入2083～20830元都算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发布《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报告，报告指出，将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6%～120%视为中低收入群体。根据上述报告，按总人口计算，中国大约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将中间收入群体、中上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相加在一起，则大约有6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以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级是年收入1.15万～4.3万美元的人群（对应7.5万～28万元人民币年薪）。这个人群从2000年的500万人，发展到今天的2.25亿人。预计到2020年会增加到2.75亿人，这个人口数字会超过欧洲人口的总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中国消费者2030年面貌前瞻》预计，按照它的口径，中国中高等收入群体将从当前的1.32亿人（占比10%）增长到2030年的4.8亿人（占比35%），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将超过10000美元。无论从哪个口径来测算，未来10年，中国中产阶级都会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消费行为与其他群体不一样，故将重塑中国的消费面貌。
中产阶级的特征：第一，拥有一份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表明，党政干部、经理层、私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高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等在中产阶级中占比较高。整体而言比较分散，但很少分布在农业领域。第二，中产阶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李春玲（2005）
从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主观认同等多个角度综合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特征，发现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考察，中产阶级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都是最高的。第三，从地理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的大中城市中产阶级的比重较高。第四，中产阶级用于闲暇消费的比重相对较高，他们更注重精神上的愉悦。第五，在投资行为方面，中产阶级更注重自我投资，教育支出显著高于低收入阶层。除此之外，他们的理财意识也更加成熟，这与他们所在的行业也有关系，因为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中产阶级占比较高。第六，在价值观方面，有研究显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促进民主和政治稳定。如埃斯特利（Esterly，2001）用计量研究的方法证明了中产阶级规模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新中产这个群体从小就没有不安全感，和美国这一代人比较类似。他们不喜欢存钱，不为性价比付费，而是为服务、个性化，甚至小众化商品付费。这也将深远影响消费品市场的未来。首先，品牌集中度肯定会提高。其次，商品小众化也是一个方向。最后，服务型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也就是格调越来越重要。
城镇化是驱动消费以及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基于常住人口核算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8.82%。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出现趋势性上扬，斜率更为陡峭，说明城镇化在加速。如果按户籍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还在42.35%，但其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在缩小，比2012年下降1.1个百分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以上，亚洲地区的韩国、日本等均超过90%。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当然，有研究显示，当城镇化率超过60%以后，增速会放慢。另外，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并不都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迁移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行政区的调整，如乡变镇、县变市等。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方略将从传统方式转变为以建设城市群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将会大大促进内需的增长。因为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而且从2014年开始，城镇居民消费的同比增速在上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动力则不足。截至2017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72倍。所以，城镇居民仍然是消费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