鲈莼之思

自从西晋张翰的鲈莼之思以后，本是小事一桩的文人吃喝，就与政治密切挂钩。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生卒年不详。为江东文人，《晋书》有传，称他“善属文”。观其散见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的《首丘赋》《豆羹赋》《杖赋》《秋风歌》等等作品，看来，此人以赋见长，不过诗也写得很出色。有一首情深意婉的《思吴江歌》，寄托了游子对家乡风物的怀念，他的鲈莼之思，说不定由此而生发的呢！

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残存的诗作不多，但却有脍炙人口的诗句。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形容盛开油菜花的“黄花如散金”了。凡在南方生活过的人，凡在春天田野里驻足过的人，凡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里沉醉过的人，无不感到这个极其生动、极为准确、极富色彩感的形象，譬喻生动，巧思传神，堪称绝妙无伦。唐代诗人李白，何其眼高，何其拔份，也不由得佩服：“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据说，唐代科举取士，甚至以此诗句，为试卷命题，可见影响深远。我想，一个文人，不管你写了千千万万，你还没有死，那千千万万先你而亡，真不如张翰传世的这一句诗。

有这五个字，对以文谋生者来讲，归天以后，还能活下来，也就足够了。

张翰出生的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打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后，全部完蛋。先是蜀亡于魏，后是魏亡于晋，而吴，气数略长一些。晋当然强，吴也不弱。唯其不弱，所以，坚持到最后才俯首称臣。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5年，魏亡。吴在孙权死后日趋衰弱，隔江对峙强邻，竟然迁延将近30年，直到公元280年，司马炎利用东吴孙皓的荒淫败乱、暴虐贪腐，而兴师灭吴，实现全境统一。不过，吴虽亡，不服输的力量犹在，因为，晋是士族政治，讲门阀，尚精神，全凭嘴皮功夫；吴是豪族统治，讲实力，重物质，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地方实力，时有“复兴”故国之意，常作蠢蠢欲动之举，弄得洛阳当局心神不宁。于是，吴亡以后的第一个十年（280—290）间，晋武帝南下视察，途经广陵，向一位叫华谭的名士请教。

他问这位耆宿：“吴人趑睢，屡作妖寇”，怎么办？“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怎么办？“绥靖新附，何以为先？”请先生示之。

华谭沉思片刻回答：“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魏晋风流的主角，就是这些表面不政治、内心极政治的名士，一部《世说新语》，说尽了这些名士的通脱圆熟，究其底里，名士其实最政治，不过，永远让你看不透罢了。华谭不喜欢司马炎口中的“绥靖”二字，但又不好劝陛下“绥靖”不得。而要“绥靖”的话，自然是软硬两手齐上，怀柔镇压并举，难免荼毒东南生灵，势必伤害江左利益。这才深入浅出，委婉开导，司马炎尽管弱智，此刻尚未昏聩，这些政治常识，也还能听得头头是道。这才有颁诏聘贤、派船迎宾之盛举，将江东头面人士，一股脑儿统统召入洛阳。

我估计张翰入都，在批次上要稍晚于顾荣、周处、戴渊、纪瞻等人。而陆机、陆云兄弟，南方人士中的拔尖人物，早在太康十年，就是洛阳城里风度翩翩、文章出色的秀场明星了。大司空张华，西晋政权要人，很高兴东吴的两位大牌文人，归顺中央，赞曰：“伐吴之役，利获两俊。”试想，司马炎聚数十万水陆将士，积二十年军事准备，拿下东吴，只是为了得到这哥儿俩，未免过甚其词。幸好张华是司马炎的多年智囊，否则，那些看不上南人的北方名流，早大嘴巴子抽过去了。

由此看到，在洛阳人士眼里，对江东人物的品评，还是存在等级差别的。别看张翰的名望，在东吴当地响当当，但在洛阳组织部门眼里，他名字的含金量，显然要低一点。因为张翰的父亲张俨，为东吴孙权的大鸿胪，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部委级的。可顾荣的祖父顾雍，却是东吴孙权的丞相，等于国务院总理，那可是十分了得的大员。而陆氏兄弟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便更厉害了，一个类似三军总司令，一个类似总参谋长，皆为军权在握的高级统帅。因此，同是官二代，阶位之高低，级别之上下，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当局权衡之下，一种可能，也许发给张翰一纸敦聘书，另一种可能，也许并没有发，只是表示了敦聘的意向。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依我猜测，热情是有的，冷淡也是有的，阁下来也行，阁下要不来也行，一张由建康到洛阳的直通船票，好像迟迟也未送达。一般来说，古人是比今人更在意面子的，可想而知，在白下的张翰，街上碰到熟悉的面孔，人家若好奇地问：张先生怎么没去洛阳赴任？脸皮就会热辣辣地发讪了。

面子问题，恐怕是张翰最终回到江东的一个郁闷心结。

另外，从张翰洛阳之行的随意性，也可看到他的手中，确实没有中央政府签发给他的船票。据《晋书》，他来洛阳，由于“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这种具有魏晋风度的潇洒不羁，不拘小节，任性而为，洒脱风流，固然成为文坛佳话。但一时兴起，搭顺风车，坐顺路船，也表明他之“有事北京”，并不是必须要去，马上要去，而是可去可不去的自由行。

张翰入都，估计在“太康之治”的黄金时代与“八王之乱”的黑暗岁月之间，正是司马炎灭蜀、篡魏、伐吴，大红大紫以后，很快就要谢幕的尾声。这种好日子马上到头，坏日子就要开始的混沌期，大多数人常常是浑然不觉的。清醒如华谭，按兵不动苦守江东者，不多。凡觉得自己是块料者，都到北方立身扬名去了。连一些无名之辈，也因从众心理，千里迢迢，往洛阳而去，成为浪迹于首善之区的“北漂一族”。

当名流、半名流、非名流，都在北都聚首之际，在建康城里的张翰，形单影只，孤身孑立，不免有点上火，摆在面前的鲈脍莼羹，竟引不起他的食欲。

对于古人、前人、圣人、名人，我习惯于看其“人”之一面，既然是人类成员之一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么“人”之共性，譬如七情六欲，譬如喜怒哀乐，譬如得之喜、失之悲，譬如人比人，气死人，我想不可能不存在。这位老兄看到中原的火热一面，看到洛阳的光亮一面，看到结束汉末分裂、一统天下的划时代人物司马炎，仍在指点江山的辉煌一面；他有他的现实主义盘算，那火热，那光亮，那辉煌，再不抓住机会的话，恐怕要永远失之交臂了。于是，踏上贺循的船，直奔北都。没有想到开国君主司马炎，会在公元290年（太熙元年）突然驾崩，从此辉煌不再。

司马炎之死，颇出大家意料，执政25年，不算长，年才55岁，不算老，一个正当年的人，怎么会死？或许不无参考意义的旁证，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上过谏书，直言“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一个太过庞大的后宫，对他来讲，即或拿伟哥当饭吃，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此人好色，登极后曾经发出一道荒唐的诏令，禁全国婚娶两年，必须等他选妃以后，方可开禁。据说他一口气搜罗了5000美人充实后宫。平吴以后，又从江东物色来5000吴越佳丽，于是，拥有与万女交合之勃勃“雄”心的司马炎，荣登中国最荒淫帝王榜，居榜首位置。由于“极意声色，遂至成疾”，终因纵欲过度，委顿不起，只好向他的臣民抱歉，先走一步了。

张翰到了洛阳以后不久，就赶上了这次国丧，他有点沮丧。

他到洛阳来，多少带着一点浪漫、一点激情，投奔司马炎一统天下的大业中去。中国文人都比较政治，不过聪明一点的，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而自以为聪明的，或者聪明过了头的文人，却如蛾趋火似的拥抱政治，投机政治。张翰如果早想到一个男人占有一万个女人势所必然的结局，我想这位音乐爱好者，在船中听完贺循弹完一曲之后，就离船上岸，跟他拜拜，不会与之结伴同行，也不会有嗣后的鲈莼之思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到这位司马炎时，也是很肯定此人早期的辉煌，也是江东张翰为之憧憬、为之希冀的：“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訾；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但晋之亡，并非如王夫之所说的近小人，远君子，而是司马炎逃脱不了其家族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病变。说来也怪，整个晋朝，所有姓司马的帝王、贵裔、宗室，都是按这样的“前明后暗”两极变化的逻辑行事，司马家族的通病，就是“明”期一过，立刻昏“暗”，而且迅速逆转，来不及地走向反面。或始终白痴，或逐渐白痴，或急速白痴。王夫之所说：“惠帝，必不可为天子者也，武帝护之而不易储，武帝病矣；然司马氏之子孙，特不如惠帝之甚耳，无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则将孰易而可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衷白痴，其他司马什么的，未必不白痴，换谁都不灵，都存在着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所以，司马炎死后，25年工夫，西晋王朝覆灭。

正史和稗史演义都说，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曾经装疯，装得十分成功，骗过了好多人。《三国演义》一百零六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描写他能够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疯的细节，恐怕此人的心智精神方面，还确是有点病态。从这位老家长一生，残忍到麻木，狠绝到死硬，将尸体堆成“京观”的为杀人而杀人，所看到的理智绝对丧失，下意识支配一切的恶行表现，看来，潜伏在这个家族基因中的痴呆症困扰，谁都无法逃避。

“前明”和“后暗”，只是基因处于沉潜期和骚躁期的差别。司马炎之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荒腔走板，神志紊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说明其家族没落基因，提前发作罢了。弱智，并不可怕，历史常常开这样的玩笑，将一群弱智的人，集合在一起，那就要酿成灾难，这就是公元291年（元康元年）至公元306年（光熙元年）的“八王之乱”。那些精神扭曲、心智变异的司马家族成员，被推向极致以后，手里有刀，有枪，有生杀大权，健全的人性，越来越少，嗜血的兽性，越来越多，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一场持续16年的疯人院式的癫狂，司马家这班近乎白痴的弱智子弟，终于将西晋王朝彻底埋葬。

于是，他决意离开。洛阳的流水席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美味可口。

现在，已无法知悉张翰何时来到北都，又是何时离开这座城市的具体年份和日期了。若按《晋书》所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政。”那么，鲈莼之思的张翰，应该是公元301年至302年之间，司马冏尚未彻底完蛋前，回到江东去的。齐王执政后，一直得不到安排的张翰，有了转机，为了笼络江东人士，司马冏给他一个东曹掾的职务，相当于大秘。秩四百石，地位不高，但在别人眼里，起点很高，因为是领导贴身人员。《晋书》称：“冏于是辅政，居攸（其父）故宫，置掾属四十人。”被司马冏看中，纳为自己四十嫡系成员之一，前途肯定不可限量。然而，回江东的决心已定，别说区区四百石，两千石也不在话下，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据《晋书》：走之前的张翰，与在洛的江东领军人物，也是他的酒友顾荣，把盏叙别。“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张翰所思念的吴中三味，都是一般般的家常菜肴，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而久之，家乡风味的味，就不仅仅是味觉了，而是家园之恋和乡土之情的混合体，甚至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象征。正如陆机兄弟最早来到洛阳时，拜访侍中王济，这位驸马爷指着面前几斛羊奶制成的乳酪，问他，你们江东可有与此媲美的食物吗？陆机就回答他：“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用白话来说，江南千里湖里的莼菜，做出羹来，即使不加作料，也是鲜美无比的。菰菜，即茭白，炒个肉丝什么的，清香鲜嫩；莼羹，就是用水生植物莼菜幼叶做成的汤，柔滑可口；鲈鱼脍，我估计即今之苏、杭菜肴中的滑熘三白。据说，松江产的鲈鱼四鳃，与他地产的二鳃不同，肉质细腻肥美。

但是，千里洛阳，来，固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司马冏却是一个不能得罪之人，在“八王之乱”这场狗咬狗一嘴毛的厮杀中，他最投机，也最毒辣，绝对不是一个好饼子。先是鼓动司马伦，废了惠帝皇后贾南风，将她送进金墉城幽禁，废了就废了吧，关了就关了吧，不，司马冏到底给她一盏金屑酒，鸩死了她。后又裹胁司马颖、司马颙，又将这个得意的司马伦推翻在地，然后，老戏重演，同样将他送入金墉城，同样也是一盏金屑酒，鸩死了他。

不打招呼，说走就走，司马冏对不听调教、不识抬举的江东张翰，应该是不会宽恕的。现在，弄不懂这个绝对混账、绝对坏蛋的司马冏，为什么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甚至连追杀的念头也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司马家族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此人急速地弱智与白痴化，已经不可救药，无暇顾及一切。据《晋书》，此时的司马冏，正忙于“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见”。司马炎那海量美女的后宫，现在都归他享用了，光清点验收这笔遗产，就够他张罗的了。肯定有人给他打过报告，任何社会，在统治者的耳根下，这种密告是少不了的。“主公，那个爱喝酒的江东张翰正在雇船。”“雇船干吗？”“要回江南。”“回江南干吗？”“说是想吃他的家乡特产。”司马冏哈哈一笑，“既不是持刀弄枪去造反，也不是舞文弄墨来捣乱，一个文人，为一张嘴，由他去吧！”

本来，张翰好饮，有“江东步兵”的雅称，他总不能学习前辈阮籍，装疯卖傻，醉上一百天，推掉司马家的婚事那样，借此离开洛阳吧？于是，在一个秋风清冽的日子里，他想到家乡三味，便放出空气，“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他回到了江东，得到了自由。

张翰此行，颇得后人誉扬，但誉扬的侧重点不一。

一是赞他舍得名利的放达。李白在《行路难之三》这首诗中，这样大加褒美：“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着重其放达情性、看淡名利的一面。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辈子在朝为官，一辈子不很得意，因为他在乎那几百石薪俸，做不出这份割舍，也就做不到张翰那样说走就走，也用诗句表达他的衷心敬佩：“秋风一箸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不但羡慕张翰所得到的这份自由，而且佩服他敢“摇头”说不，敢“唤”而“不回”的勇气。

二是赞他识时务，知进退。《世说新语》对张翰此行的记载，则强调其识时知趣、明哲保身的一面。“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但是，无论是适意旷达、淡泊名利也好，还是识时知世、抽身而退也好，其实，张翰告别洛阳，在更深层次上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文化隔阂所造成的。二百年后，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其中所写的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南北朝期间，在北人和南人、中原人和江左人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感觉差异，文化和物质上的认知鸿沟，还是相当严重分歧着的：“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 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

张季鹰来到洛阳，钉子没少碰，冷脸没少看，只要一出迎宾馆大门，一张嘴，甚至那些卖胡饼的，制乳酪的，炸油尖麻糖的，做焦䭔馉餔的小市民，也瞧不上满口吴语的他。自恃天子脚下之人，有撇嘴的，有摇头的，那叫一个势利。尤其讲河洛官话的高门华族，操华夏正音的世家缙绅，就更不把来自蛮夷之域的亡国之民放在眼里。从语音到饮食，从风俗习惯到日常起居，从文化品位到玄儒学派的分歧，从政治见解到治国理念的不同，南北士大夫间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

司马炎虽然下令将江左名士陆机、陆云、顾荣、周处等，敦聘到洛阳来，但是，如何安排？如何使用？如何让这班南方精英分子，融入北方壁垒分明的门阀体系之中？如何让那些人五人六的、自视不凡的中原人士，接受他们，礼敬他们，从而和衷共济，同襄国是？还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筹划，晋武帝就撒手西去。这位在军事上实现了版图统一的司马炎，即使天假以时，多活上几年，要在政治上实现人心的统一，在文化上实现精神的统一，那是谈何容易的事。

张翰开了这个头以后，接下来，顾荣、戴渊、纪瞻、贺循，也相继还乡。说其放达也可，说其见机也行，但根本上是这种南北之分、之争、之隔阂、之距离，一时间内很难看到尽头，才借机回返江东。从那以后，自魏晋南北朝起，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史上这种由于地域差别，而造成的压迫与反压迫，都曾或隐或显地存在过。

若从这样大背景上看鲈莼之思，大概也就是这条历史长河中一朵文学浪花而已。 7pNgvbUCbq7ySlQ8xHCzrOXPJkBhYDX1bKGb9wfq9UcU/C16SBuGbfGFEwp3mu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