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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认为，嵇康和阮籍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结果。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糨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犯嘎”“杠头”。
当时，司马氏当政，这两位文人不开心。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篡夺曹魏政权。虽然，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虽然，嵇康娶了长乐亭主，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他们是有头脑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置若罔闻。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分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嚣张了，太过分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情绪。
大多数中国文人，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常常采取既不敢正面抵抗，也不敢公然唱反调的态度，以不回应、不合作、不支持、不买账的消极精神，也就是鲁迅诗中所写的“躲进小楼成一统”那样，尽量逃避现实。
但是，逃避，谈何容易，文人在这个世界上，又没有得了自闭症，怎么可能感官在受到外部声音、颜色、气味的刺激，了无反应呢？现在来看魏晋时期的这两位大师，阮籍在反应的反应方面，掌控得较为适度，而嵇康在反应的反应方面，则掌控得往往过度。于是，在这两位身上，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便有区别和不同了。
《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即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
其实，嵇康与阮籍，是极好的朋友。《晋书》载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但他对山涛承认：“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很是羡慕，很是想学习这位小他一岁的神交之友，很是希望自己聪明而不吃亏，但好像总是学不到位，总是把不住嘴，总是要反应出来。
这两位的分野，也就成为后来中国文人延续下来的生存方式。
一是像阮籍这样，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是像嵇康这样，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
生存的智慧，战斗的勇气，是除了才华和想象力以外，中国文人最宝贵的财富。若既无智慧，又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与你同样平庸的君主，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气，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这真得感谢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马昭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政权，还没有到了摧枯拉朽、一触即溃的地步。因此，司马昭仍需继续积蓄力量，扩大地盘，继续组织队伍，制造声势，继续招降纳叛，削弱对手，继续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豪门贵族、文坛高手，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于是，大将军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这位著名作家，出来做官，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嵇康，断然拒绝了。
司马昭的这种拉拢手法，同样也施之于阮籍。阮籍当然与嵇康一样，也是要拒绝的。不过，他拒绝的办法，不是像嵇康那样公开表示不尿，而是一个月醉了二十九天，剩下的一天还总是睡不醒。《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司马昭对他哭笑不得，跟醉鬼计较，岂不要被人笑话？
嵇康不会喝酒，也不愿这样耍奸脱滑，非要让人家尝他的闭门羹。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山涛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司马昭，也得罪了。
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古文观止》里可以读到。他把绝交书公开出来，等于发布他的战斗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这篇书信，写得淋漓尽致，精彩万分。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他刚到北平教育部当佥事，住在绍兴会馆，亲自辑校的《嵇康集》，这大约就是文化巨人在心灵上的呼应了。
他说：“阮籍做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辞，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而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是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司马昭虽然还未篡魏为晋，还未当上帝王，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江山早就姓司马了。他自然不能容忍这个中散大夫，挑战他的权威。
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还得了，不是动摇国之根本嘛，当时是要把他干掉的。第一，山涛保护了嵇康，说，书生之见，一家之言，大将军何必介意？第二，司马昭也不愿太早露出狰狞面目，没有马上下刀子。按下不表，但不等于他从此拉倒，只是看时机、等借口罢了。
鲁迅分析：“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这是鲁迅先生的笔误，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却是白痴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1尺约合23—24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史称他“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吗？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官渡大战中，还不忘寻欢作乐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曰“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来低级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下嫁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讨这个老婆，倒有可能与他跟掌权者的对立情绪有关，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也说不定的。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谅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
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对他们所搞的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开心，他就更为顽固地坚持己见，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跟嵇康一样，不感兴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级，不往大将军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芦，不撒手。二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尔地随和一下，不必那么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世说新语》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祝寿曲应付差事的。
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钟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钟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睬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
碰上了这样的无赖同行，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钟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钟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
钟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钟繇位至三公，其兄钟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钟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钟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钟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拾起钟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钟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排斥钟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的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的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钟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钟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钟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钟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断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做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让人激动的，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谁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不错，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藉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
自从西晋张翰的鲈莼之思以后，本是小事一桩的文人吃喝，就与政治密切挂钩。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生卒年不详。为江东文人，《晋书》有传，称他“善属文”。观其散见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的《首丘赋》《豆羹赋》《杖赋》《秋风歌》等等作品，看来，此人以赋见长，不过诗也写得很出色。有一首情深意婉的《思吴江歌》，寄托了游子对家乡风物的怀念，他的鲈莼之思，说不定由此而生发的呢！
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残存的诗作不多，但却有脍炙人口的诗句。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形容盛开油菜花的“黄花如散金”了。凡在南方生活过的人，凡在春天田野里驻足过的人，凡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里沉醉过的人，无不感到这个极其生动、极为准确、极富色彩感的形象，譬喻生动，巧思传神，堪称绝妙无伦。唐代诗人李白，何其眼高，何其拔份，也不由得佩服：“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据说，唐代科举取士，甚至以此诗句，为试卷命题，可见影响深远。我想，一个文人，不管你写了千千万万，你还没有死，那千千万万先你而亡，真不如张翰传世的这一句诗。
有这五个字，对以文谋生者来讲，归天以后，还能活下来，也就足够了。
张翰出生的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打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后，全部完蛋。先是蜀亡于魏，后是魏亡于晋，而吴，气数略长一些。晋当然强，吴也不弱。唯其不弱，所以，坚持到最后才俯首称臣。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5年，魏亡。吴在孙权死后日趋衰弱，隔江对峙强邻，竟然迁延将近30年，直到公元280年，司马炎利用东吴孙皓的荒淫败乱、暴虐贪腐，而兴师灭吴，实现全境统一。不过，吴虽亡，不服输的力量犹在，因为，晋是士族政治，讲门阀，尚精神，全凭嘴皮功夫；吴是豪族统治，讲实力，重物质，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地方实力，时有“复兴”故国之意，常作蠢蠢欲动之举，弄得洛阳当局心神不宁。于是，吴亡以后的第一个十年（280—290）间，晋武帝南下视察，途经广陵，向一位叫华谭的名士请教。
他问这位耆宿：“吴人趑睢，屡作妖寇”，怎么办？“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怎么办？“绥靖新附，何以为先？”请先生示之。
华谭沉思片刻回答：“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魏晋风流的主角，就是这些表面不政治、内心极政治的名士，一部《世说新语》，说尽了这些名士的通脱圆熟，究其底里，名士其实最政治，不过，永远让你看不透罢了。华谭不喜欢司马炎口中的“绥靖”二字，但又不好劝陛下“绥靖”不得。而要“绥靖”的话，自然是软硬两手齐上，怀柔镇压并举，难免荼毒东南生灵，势必伤害江左利益。这才深入浅出，委婉开导，司马炎尽管弱智，此刻尚未昏聩，这些政治常识，也还能听得头头是道。这才有颁诏聘贤、派船迎宾之盛举，将江东头面人士，一股脑儿统统召入洛阳。
我估计张翰入都，在批次上要稍晚于顾荣、周处、戴渊、纪瞻等人。而陆机、陆云兄弟，南方人士中的拔尖人物，早在太康十年，就是洛阳城里风度翩翩、文章出色的秀场明星了。大司空张华，西晋政权要人，很高兴东吴的两位大牌文人，归顺中央，赞曰：“伐吴之役，利获两俊。”试想，司马炎聚数十万水陆将士，积二十年军事准备，拿下东吴，只是为了得到这哥儿俩，未免过甚其词。幸好张华是司马炎的多年智囊，否则，那些看不上南人的北方名流，早大嘴巴子抽过去了。
由此看到，在洛阳人士眼里，对江东人物的品评，还是存在等级差别的。别看张翰的名望，在东吴当地响当当，但在洛阳组织部门眼里，他名字的含金量，显然要低一点。因为张翰的父亲张俨，为东吴孙权的大鸿胪，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部委级的。可顾荣的祖父顾雍，却是东吴孙权的丞相，等于国务院总理，那可是十分了得的大员。而陆氏兄弟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便更厉害了，一个类似三军总司令，一个类似总参谋长，皆为军权在握的高级统帅。因此，同是官二代，阶位之高低，级别之上下，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当局权衡之下，一种可能，也许发给张翰一纸敦聘书，另一种可能，也许并没有发，只是表示了敦聘的意向。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依我猜测，热情是有的，冷淡也是有的，阁下来也行，阁下要不来也行，一张由建康到洛阳的直通船票，好像迟迟也未送达。一般来说，古人是比今人更在意面子的，可想而知，在白下的张翰，街上碰到熟悉的面孔，人家若好奇地问：张先生怎么没去洛阳赴任？脸皮就会热辣辣地发讪了。
面子问题，恐怕是张翰最终回到江东的一个郁闷心结。
另外，从张翰洛阳之行的随意性，也可看到他的手中，确实没有中央政府签发给他的船票。据《晋书》，他来洛阳，由于“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这种具有魏晋风度的潇洒不羁，不拘小节，任性而为，洒脱风流，固然成为文坛佳话。但一时兴起，搭顺风车，坐顺路船，也表明他之“有事北京”，并不是必须要去，马上要去，而是可去可不去的自由行。
张翰入都，估计在“太康之治”的黄金时代与“八王之乱”的黑暗岁月之间，正是司马炎灭蜀、篡魏、伐吴，大红大紫以后，很快就要谢幕的尾声。这种好日子马上到头，坏日子就要开始的混沌期，大多数人常常是浑然不觉的。清醒如华谭，按兵不动苦守江东者，不多。凡觉得自己是块料者，都到北方立身扬名去了。连一些无名之辈，也因从众心理，千里迢迢，往洛阳而去，成为浪迹于首善之区的“北漂一族”。
当名流、半名流、非名流，都在北都聚首之际，在建康城里的张翰，形单影只，孤身孑立，不免有点上火，摆在面前的鲈脍莼羹，竟引不起他的食欲。
对于古人、前人、圣人、名人，我习惯于看其“人”之一面，既然是人类成员之一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么“人”之共性，譬如七情六欲，譬如喜怒哀乐，譬如得之喜、失之悲，譬如人比人，气死人，我想不可能不存在。这位老兄看到中原的火热一面，看到洛阳的光亮一面，看到结束汉末分裂、一统天下的划时代人物司马炎，仍在指点江山的辉煌一面；他有他的现实主义盘算，那火热，那光亮，那辉煌，再不抓住机会的话，恐怕要永远失之交臂了。于是，踏上贺循的船，直奔北都。没有想到开国君主司马炎，会在公元290年（太熙元年）突然驾崩，从此辉煌不再。
司马炎之死，颇出大家意料，执政25年，不算长，年才55岁，不算老，一个正当年的人，怎么会死？或许不无参考意义的旁证，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上过谏书，直言“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一个太过庞大的后宫，对他来讲，即或拿伟哥当饭吃，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此人好色，登极后曾经发出一道荒唐的诏令，禁全国婚娶两年，必须等他选妃以后，方可开禁。据说他一口气搜罗了5000美人充实后宫。平吴以后，又从江东物色来5000吴越佳丽，于是，拥有与万女交合之勃勃“雄”心的司马炎，荣登中国最荒淫帝王榜，居榜首位置。由于“极意声色，遂至成疾”，终因纵欲过度，委顿不起，只好向他的臣民抱歉，先走一步了。
张翰到了洛阳以后不久，就赶上了这次国丧，他有点沮丧。
他到洛阳来，多少带着一点浪漫、一点激情，投奔司马炎一统天下的大业中去。中国文人都比较政治，不过聪明一点的，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而自以为聪明的，或者聪明过了头的文人，却如蛾趋火似的拥抱政治，投机政治。张翰如果早想到一个男人占有一万个女人势所必然的结局，我想这位音乐爱好者，在船中听完贺循弹完一曲之后，就离船上岸，跟他拜拜，不会与之结伴同行，也不会有嗣后的鲈莼之思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到这位司马炎时，也是很肯定此人早期的辉煌，也是江东张翰为之憧憬、为之希冀的：“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訾；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但晋之亡，并非如王夫之所说的近小人，远君子，而是司马炎逃脱不了其家族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病变。说来也怪，整个晋朝，所有姓司马的帝王、贵裔、宗室，都是按这样的“前明后暗”两极变化的逻辑行事，司马家族的通病，就是“明”期一过，立刻昏“暗”，而且迅速逆转，来不及地走向反面。或始终白痴，或逐渐白痴，或急速白痴。王夫之所说：“惠帝，必不可为天子者也，武帝护之而不易储，武帝病矣；然司马氏之子孙，特不如惠帝之甚耳，无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则将孰易而可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衷白痴，其他司马什么的，未必不白痴，换谁都不灵，都存在着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所以，司马炎死后，25年工夫，西晋王朝覆灭。
正史和稗史演义都说，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曾经装疯，装得十分成功，骗过了好多人。《三国演义》一百零六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描写他能够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疯的细节，恐怕此人的心智精神方面，还确是有点病态。从这位老家长一生，残忍到麻木，狠绝到死硬，将尸体堆成“京观”的为杀人而杀人，所看到的理智绝对丧失，下意识支配一切的恶行表现，看来，潜伏在这个家族基因中的痴呆症困扰，谁都无法逃避。
“前明”和“后暗”，只是基因处于沉潜期和骚躁期的差别。司马炎之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荒腔走板，神志紊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说明其家族没落基因，提前发作罢了。弱智，并不可怕，历史常常开这样的玩笑，将一群弱智的人，集合在一起，那就要酿成灾难，这就是公元291年（元康元年）至公元306年（光熙元年）的“八王之乱”。那些精神扭曲、心智变异的司马家族成员，被推向极致以后，手里有刀，有枪，有生杀大权，健全的人性，越来越少，嗜血的兽性，越来越多，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一场持续16年的疯人院式的癫狂，司马家这班近乎白痴的弱智子弟，终于将西晋王朝彻底埋葬。
于是，他决意离开。洛阳的流水席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美味可口。
现在，已无法知悉张翰何时来到北都，又是何时离开这座城市的具体年份和日期了。若按《晋书》所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政。”那么，鲈莼之思的张翰，应该是公元301年至302年之间，司马冏尚未彻底完蛋前，回到江东去的。齐王执政后，一直得不到安排的张翰，有了转机，为了笼络江东人士，司马冏给他一个东曹掾的职务，相当于大秘。秩四百石，地位不高，但在别人眼里，起点很高，因为是领导贴身人员。《晋书》称：“冏于是辅政，居攸（其父）故宫，置掾属四十人。”被司马冏看中，纳为自己四十嫡系成员之一，前途肯定不可限量。然而，回江东的决心已定，别说区区四百石，两千石也不在话下，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据《晋书》：走之前的张翰，与在洛的江东领军人物，也是他的酒友顾荣，把盏叙别。“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张翰所思念的吴中三味，都是一般般的家常菜肴，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而久之，家乡风味的味，就不仅仅是味觉了，而是家园之恋和乡土之情的混合体，甚至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象征。正如陆机兄弟最早来到洛阳时，拜访侍中王济，这位驸马爷指着面前几斛羊奶制成的乳酪，问他，你们江东可有与此媲美的食物吗？陆机就回答他：“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用白话来说，江南千里湖里的莼菜，做出羹来，即使不加作料，也是鲜美无比的。菰菜，即茭白，炒个肉丝什么的，清香鲜嫩；莼羹，就是用水生植物莼菜幼叶做成的汤，柔滑可口；鲈鱼脍，我估计即今之苏、杭菜肴中的滑熘三白。据说，松江产的鲈鱼四鳃，与他地产的二鳃不同，肉质细腻肥美。
但是，千里洛阳，来，固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司马冏却是一个不能得罪之人，在“八王之乱”这场狗咬狗一嘴毛的厮杀中，他最投机，也最毒辣，绝对不是一个好饼子。先是鼓动司马伦，废了惠帝皇后贾南风，将她送进金墉城幽禁，废了就废了吧，关了就关了吧，不，司马冏到底给她一盏金屑酒，鸩死了她。后又裹胁司马颖、司马颙，又将这个得意的司马伦推翻在地，然后，老戏重演，同样将他送入金墉城，同样也是一盏金屑酒，鸩死了他。
不打招呼，说走就走，司马冏对不听调教、不识抬举的江东张翰，应该是不会宽恕的。现在，弄不懂这个绝对混账、绝对坏蛋的司马冏，为什么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甚至连追杀的念头也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司马家族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此人急速地弱智与白痴化，已经不可救药，无暇顾及一切。据《晋书》，此时的司马冏，正忙于“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见”。司马炎那海量美女的后宫，现在都归他享用了，光清点验收这笔遗产，就够他张罗的了。肯定有人给他打过报告，任何社会，在统治者的耳根下，这种密告是少不了的。“主公，那个爱喝酒的江东张翰正在雇船。”“雇船干吗？”“要回江南。”“回江南干吗？”“说是想吃他的家乡特产。”司马冏哈哈一笑，“既不是持刀弄枪去造反，也不是舞文弄墨来捣乱，一个文人，为一张嘴，由他去吧！”
本来，张翰好饮，有“江东步兵”的雅称，他总不能学习前辈阮籍，装疯卖傻，醉上一百天，推掉司马家的婚事那样，借此离开洛阳吧？于是，在一个秋风清冽的日子里，他想到家乡三味，便放出空气，“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他回到了江东，得到了自由。
张翰此行，颇得后人誉扬，但誉扬的侧重点不一。
一是赞他舍得名利的放达。李白在《行路难之三》这首诗中，这样大加褒美：“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着重其放达情性、看淡名利的一面。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辈子在朝为官，一辈子不很得意，因为他在乎那几百石薪俸，做不出这份割舍，也就做不到张翰那样说走就走，也用诗句表达他的衷心敬佩：“秋风一箸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不但羡慕张翰所得到的这份自由，而且佩服他敢“摇头”说不，敢“唤”而“不回”的勇气。
二是赞他识时务，知进退。《世说新语》对张翰此行的记载，则强调其识时知趣、明哲保身的一面。“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但是，无论是适意旷达、淡泊名利也好，还是识时知世、抽身而退也好，其实，张翰告别洛阳，在更深层次上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文化隔阂所造成的。二百年后，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其中所写的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南北朝期间，在北人和南人、中原人和江左人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感觉差异，文化和物质上的认知鸿沟，还是相当严重分歧着的：“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
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
张季鹰来到洛阳，钉子没少碰，冷脸没少看，只要一出迎宾馆大门，一张嘴，甚至那些卖胡饼的，制乳酪的，炸油尖麻糖的，做焦䭔馉餔的小市民，也瞧不上满口吴语的他。自恃天子脚下之人，有撇嘴的，有摇头的，那叫一个势利。尤其讲河洛官话的高门华族，操华夏正音的世家缙绅，就更不把来自蛮夷之域的亡国之民放在眼里。从语音到饮食，从风俗习惯到日常起居，从文化品位到玄儒学派的分歧，从政治见解到治国理念的不同，南北士大夫间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
司马炎虽然下令将江左名士陆机、陆云、顾荣、周处等，敦聘到洛阳来，但是，如何安排？如何使用？如何让这班南方精英分子，融入北方壁垒分明的门阀体系之中？如何让那些人五人六的、自视不凡的中原人士，接受他们，礼敬他们，从而和衷共济，同襄国是？还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筹划，晋武帝就撒手西去。这位在军事上实现了版图统一的司马炎，即使天假以时，多活上几年，要在政治上实现人心的统一，在文化上实现精神的统一，那是谈何容易的事。
张翰开了这个头以后，接下来，顾荣、戴渊、纪瞻、贺循，也相继还乡。说其放达也可，说其见机也行，但根本上是这种南北之分、之争、之隔阂、之距离，一时间内很难看到尽头，才借机回返江东。从那以后，自魏晋南北朝起，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史上这种由于地域差别，而造成的压迫与反压迫，都曾或隐或显地存在过。
若从这样大背景上看鲈莼之思，大概也就是这条历史长河中一朵文学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