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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州绝粮。
与他一起被围而饿肚子的，还有他的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共十人，也称孔门十哲。
在《论语》中，关于这件事，有三十三个字的简略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的意思是：君子陷于困境之中，穷而弥坚，不失志节；而小人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就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在陈州的明代古碑《厄台碑》上，将孔子陈州绝粮与“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羑里”相提并论。由此可证，百炼成钢，不淬火无以锋利坚硬，剖璞为玉，不雕琢很难晶莹剔透。古往今来的先贤绝圣、达者通儒、巨匠国手、仁人志士，无不要经历艰苦卓绝的磨炼，无不要受到生死存亡的考验，才能达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蜕变。发生在孔子和他门徒身上的这次磨难，也就是所谓的“厄”，对于他们思想境界的提高、精神品质的升华、人生视野的开阔、学问阅历的增长，不但起到飞跃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孔夫子一生不算走运，落魄的时候，甚至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狗”。不过，他的志向，他的追求，堪称伟大。其目标是要在广泛和普遍的范围内，贯彻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一般来讲，伟大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其理想难以实现。如果一蹴即就，顷刻间神鬼附体，顿成不朽，如果阿猫阿狗，忽然间人五人六，领袖群伦，如同时下那些一脱而红的过气明星，一炒而火的钻营作家，一抄而名的无聊学者，一炮而响的讲坛才子，像二踢脚那样制造轰动效应以后，随即销声匿迹，也就谈不上什么伟大了。有生之年的孔子，一直为这个理想世界奔走，然而，一、其命不济；二、其时不应；三、小人太多；四、到处碰壁。古往今来，所有应该伟大而没有伟大的人，都因为这四大不顺而埋没一生。孔夫子更惨，差一点饿死在陈州。
孟子说过，孔子乃“圣之时者也”，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圣之时者也”这句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鲁迅翻成“摩登圣人”，不过，他也认为：“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
“颇吃苦头的”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父早死，寡母持家，艰辛度日。做过委吏（主管会计）和乘田（看管牛羊），相当于区乡干部，待遇一般，勉强糊口。直到鲁定公十年（前500）才出现转机，因为在中都宰（熬到区长一级）很卖力气，擢任小司寇，随后就发达了，也许是大器晚成吧，竟然做到鲁国的大司寇，这年他五十二岁。鲁定公十一年（前499），“由大司寇行摄相事”。相，乃主宰一国之总理，圣人的仕途达到最高峰，没想到“面有喜色”的他，还未来得及得意，官运到此戛然止步。不过也好，多少尝到一点成功的味道，能够在发号施令的位置上，得以实践他的理想抱负。这一点很重要，从此，信心十足，只要给他以权力，他就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
《史记·孔子世家》称他在这短暂的辉煌中，也曾大刀阔斧干成几件事，很是了得，很是神气。“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可以说一百天左右的新政，是他一生中最为“牛”的日子。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鲁国的利益阶层跟他闹翻，他想给特权人物以颜色，没想到对手早就要收拾他。加之齐国挑拨离间其中，美女也来了，骏马也来了。子路一看来势凶猛的糖衣炮弹，便替圣人担忧，劝说他：“夫子可以行矣！”不要再恋栈了。孔子说且慢，“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知识分子处事，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结果，当年郊祭，居然连祭祀的祭肉，也未照例送给孔子一份，这实在太不给面了。
要面子的圣人只有离开鲁国，好在有一大帮门生跟随着他，虽然有的中途退出，有的半路参加，但始终坚持下来的铁杆，有十数人，抱着传道的决心，拥有必胜的信念，迈着整齐的步伐，鼓起无比的勇气，开始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接受其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的国度，好继续实现其以仁为本的治国理念。由于走得仓促，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因此撞了好多的锁，尝了好多的闭门羹，好不容易敲开的门，还没转身，人家马上就关上了。再接着走下去，热情开始下降，劲头逐渐衰减，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日见缓慢。
最最主要的原因，春秋末期，当时的大形势是礼崩乐坏，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纲纪不存。诸侯崇信森林法则，不是弱肉强食，就是强衰弱食，怎么想办法食人而不被人食，自己的国不灭而能灭别人的国，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孔圣人提倡克己复礼，跟人家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温良恭俭让那一套，嘴上标榜，倒也无妨，真正实行，坐等倒霉。所以，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共十四年间，孔子和他的门生，一直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讲道理，做工作，硬是无人搭理，更谈不到赏识。最初出发前的动员会上，何其信心满满，以为一出鲁国国门，鲜花铺路，红毡迎宾，马上就会有人延之为客卿，待之若上宾，提供政治试验田，由着你施展雄才大略，此刻来看，只是一个破灭的梦了。
那时的道路很糟糕，在秦始皇以前，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修长城积极，修路不积极，对行路人来说，那可真是辛苦劳累。鲁迅就考证出来，圣人所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因为这十四年的行路难，颠簸出来胃下垂的病，才不得不如此讲究，而并非老人家摆什么穷谱。据《史记》，他至少周游了大半个中国，这其中包括卫、陈、匡、蒲、曹、宋、郑、蔡、叶、楚等诸侯国，行程数千里，木屐磨穿不知多少双，牛车坐坏不知多少辆，那都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孔子周游列国，自带干粮不说，还得背上铺盖巻。一路上，东碰钉子，西招不是，不是惹非议，就是受辱骂。尽管如此，九死不悔，百折不回，非要找到得以施行其治国理念和仁政思想的下脚之地，师生们就不信，天下这么大，没有明智的君主。但行路之人，有目的地，走一步，少一步，脚底有劲；这支队伍，无目的地，总是走不到终点，精神全无。但师生们不停地走，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决不回头。夫子这份执着，让人敬重；而他的主要弟子，鞍前马后，追随左右，不离不弃，不开小差，他老人家的这份魅力，就尤其令人钦佩了。
不过，我一直妄自判断，孔夫子离开他的发源地鲁国，是最大错。鲁国再不济，经营多年，有关系基础，有故土情谊，有家族信誉，有乡亲支持，这等资源何其可贵？一个人要是丢了根本，以为他的名望、学问、人品、政绩，走到哪儿都能够受人景仰，舍本逐末，大谬而特谬矣！所谓品牌效应，系对熟知的消费群体而言。所谓名人效应，系对特定的环境空间而言，距离根本越远，知名度越低。再加上贸贸然愤而出走，事先准备不足，匆促上路，很难找到一个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第一，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第二，远水近火，救不得急。第三，陈、蔡、卫、叶，皆处于大国夹缝中，仰人鼻息都来不及，哪敢接纳孔夫子这样的庞然大物呀！
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楚，春秋五霸之一，大国礼请，夫子觉得很有面子，弟子们也都扬眉吐气，再次踏上征程。告别的时候，主客双方假惺惺的惜别场面是少不了的。我估计，离去的一方，未免春风得意，露于形色，送行的一方，自然是陈、蔡两国的上层，脸上五官挪位，心底五味杂陈，大不得劲。孔夫子一生犯小人，而陈、蔡这些小诸侯国的小官僚，一个个小屁虫子，比小人还小人。他们很担心这支团队，抵达楚国以后，得到重用，夫子手下，文有颜渊，武有子路，理财有子贡，外交有宰予，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掌握实权，绝对不会对陈、蔡持友好态度。他们说：“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因此，一致决议，不能放虎归山，不能纵龙下海，他们要在楚国得意，我们就得饱受凌辱。这帮虫子商量好久，杀和关，都不是最好办法，只有发动群众，围住他们，困死他们，饿死他们。将来楚国要人的话，唯老百姓是问好了。
陈、蔡两国的卿大夫够卑鄙，躲在幕后当黑手，挑起这场绝粮事件。凡浪荡于江湖、混迹于官场、厮混于市井、裹乱于文坛的中国人，正经本领，通常不大，挑拨离间，无不一等。在他们的教唆煽动下，那些起哄架秧、啸聚好事之辈，那些趁火打劫、泼皮亡命之徒，那些寻衅找碴、无恶不作之流，那些唯恐不乱、心性歹毒之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群氓”“小人儒”，蜂拥而至，吆五喝六，层层包围，水泄不通；挡住去路，堵住来路，前进不得，后退不成。
若围夫子一个人，三五壮汉足矣，而要围夫子及其弟子，没有三五十人，百儿八十人，恐怕不易奏效。因此，面对其势汹汹的数百愚民，孔子相当镇静，还能够抚琴弄弦，歌之咏之，这也就是“厄于陈、蔡，弦歌不绝”的由来。
陈州，即今周口市淮阳县，县城里至今犹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为该地观光名胜，即夫子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体现出万世师表风范的弦歌台。
我是不大相信精神至上主义的，吃饱了可以精神变物质，肚子里没有食，饿得咕咕叫，绝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对夫子又拉又唱，或又弹又唱的弦歌行为，持怀疑态度。第一，绝粮一周，夫子有没有力气弦歌？第二，面对暴徒，夫子有没有勇气弦歌？第三，弟子反感，夫子有没有心气弦歌？都是值得打个问号的。而绝粮事件的最早版本《论语》，那三十三个字中，未见“厄于陈、蔡，弦歌不绝”字样，这本由孔门弟子编纂的典籍，其具有的权威性无可置疑。“弦歌”说，显然，这是后来人的演义了。
孔子陈州绝粮，除《论语》外，还在其他古籍中出现过，如《庄子》中的《让王》《山木》，如《孔子家语》中的《困誓》《困厄》，如《荀子》中的《宥坐》，如《墨子》中的《非儒下》，如《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如《孔丛子》中的《诘墨》，如《吕氏春秋》中的《任数》等等。
庄周（前369—前286）的《让王》就是从孔子的弦歌说起：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不加热而食），藜（野菜）羹不糁（连小米粒也没有），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掌厨）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在卫国受到铲除足迹的侮辱），伐树于宋（在宋国连他休息遮阴的大树也被砍掉），穷于商周，（一系列的倒霉碰壁之后）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这算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可我们夫子却若无其事地）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这两个字可真是说重了，说狠了）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见识短浅）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混到如此穷途末路的地步，先生怎么还有心思弦歌）！”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一个人大方向明确就是通，大方向不明确才是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头脑保持清醒）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操守坚定不变），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隘即厄难），（这种磨炼）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悄然）反琴而弦歌，（终于明白事理的）子路扢然（用力地）执干（盾牌）而舞。（终于觉悟的）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庄周总结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周是持出世观点的，在他看来，穷和通乃是一种有规律的变化。庄周不赞成持积极入世观点的孔子，把穷、通看得太重。他认为，因为能够适应这种穷通之变化）故许由（古隐士虽穷而）娱于颍阳，而共伯（即共伯和，曾一度被推为西周执政）得志乎共首。
荀况（约前313—前238）的《宥坐》，则继续他们师生间的这个穷和通，达和不遇的话题：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同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子路自称）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为什么）居（处）之隐（困顿状态）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汝）。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夏之大臣，因正直而为桀所杀）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于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得不得到重用）者，时（时机）也；贤不肖（能力的大和小）者，材（才能）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做不做）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坐下来）！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所处的环境）不隐（穷困没落）者思不远，身不佚（通逸，奔走逃亡状态下）者志不广，女庸安（怎么）知吾不得之桑落（残秋败落，喻窘迫不堪）之下！”
《孔子家语》的《困誓》则把这支遭遇绝粮的队伍，在夫子的循循善诱下，全部成员都在思想上得到提升的过程写了出来。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通馁，即饥饿）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子路）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防止骄傲）也；小人好乐，为无慑（消除惧怕）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你是谁家的孩子，不了解我，却跟从着我呀）？”子路悦，援（持）戚（兵器，斧之一种，亦作舞具）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磨难不可怕，可怕是在磨难面前跌倒趴下。而经过陈、蔡绝粮的考验，肚子饿了，精神不垮，身体弱了，气势不竭，生命危殆，雄心犹在，刀枪威慑，凛然不屈，由此所激发出来的非凡能量，才是圣人和他门徒这一行的最大收获。
人称为“西方孔子”的苏格拉底，有句名言：“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府。”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受到的磨难，可谓多矣，虽然，磨难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不经磨难，哪能造就中国文学的辉煌，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太快活了，太惬意了，太舒适了，太幸福了，就必然“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地懒下来，就必然不想去奋斗、去争取、去发奋、去努力了。《国语·鲁语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恐怕也是时下出不了大文人和大作品的缘故。尽管放眼文坛，大师满街走，其实，这种热闹的背后，不过是一堆泡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