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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过程本来就将人的幸福和健康紧密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如果能从生理乃至野性的角度去感受幸福，那么幸福就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难以评估。说到底，我们不需要他人或书本来定义自己的幸福，大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脑能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健康，这种能力是进化得来的，它就刻在人类的基因里。人类生存有赖于大脑的这种能力。
如果大脑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请想象一下人体基于错误的反馈回路运行的场景：当生理状况很糟糕时，身体却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当我们又冷又饿，筋疲力尽且十分绝望时，大脑传达的信息却是我们很健康。拥有这种反馈系统的动物会有怎样的生存前景呢？如果这种错误的反馈机制被编码到基因中并传递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瘾君子大脑中异常的反馈系统就是这样的，被毒瘾控制的反馈系统会告诉他“你的状态很好”，而在其他人眼中却并非如此。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呢？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我们最需要从中了解的是，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理健康，而决定生理健康的机制是在生存压力和进化的作用下形成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视人类进化的过程，以确保自己的幸福。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做到。目前，人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普遍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悖于人类健康原则，这也是我们患病的根源。
说到人类进化，我们的脑海中会不断出现这样的画面：最开始是猿类，然后猿类变成穴居人，再变成人类，最后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新人类，一系列画面连续出现，形成一段人类进化的动画。这段动画背后暗含着错误的观点，其中就包括“缺失环节”
的概念。在这段动画中，人类是以一种有序而明确的方式进化的，人体结构不断地改变、调整，从猿人祖先变成今天的人类，进化的过程是渐进的，至今还在继续。然而，以上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
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进化论者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争论。达尔文本人认为进化是渐变的，新旧两代之间的过渡几乎察觉不到。少数反对派却认为，进化是突然发生的剧变，这也是争论最多的观点，是由颇具争议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提出的“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现在学术界关于人类进化一致认同的观点也是“间断平衡论”，我们也赞同这一理论。
学者们一致认为，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s）的人类，大概在5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大陆上，此后就没有再发生太大的变化了。智人就是人类1.0版本，并且之后也没有明显的升级。
这一观点是由古尔德本人提出的：“在4万或5万年的时间中，人类没有发生生物学上的变化。所有被我们称为文化和文明的东西都是人类用同样的身体和大脑创造的。”
前面提到的进化动画中还暗含着关于一系列进化环节和缺失环节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然而事实上，人类祖先的出现并不是有序的，不是一阶段、一阶段地逐渐变化，一步步变得越来越接近人类。人类的族谱不是一棵主干明显的松树。与其说它是一棵树，还不如说是有着一系列侧枝和死路的灌木丛。尼安德特人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早在欧洲、亚洲和北非的化石记录中就已被人熟知。尼安德特人处于人类进化的中间阶段，“尼人”也是用来形容那些粗俗或“未进化”的人的一种侮辱性词语，这也从一个较为恶劣的角度反映出人们所理解的进化原理。这种说法中暗含的观点很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尼安德特人仅仅是朝着智人进化的一个中间阶段的种属。
然而，人类进化的进程并不是线性的。在距今数百万年前，远在智人诞生前，有少数几种灵长类动物在自己的“生态位”（niche）和领地内取得了进化的成功，这些灵长类动物能够进行繁殖，他们大脑发达、身体直立、会使用工具、会打猎，而且群居生活。然而，现代“智人”在5万年左右以前出现，那时人类进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了90%，智人突然成了一类爆发性的种属。突然间，所有其他有完全的繁殖能力的人类物种全都灭绝了。智人，也就是如今的我们成了人类物种中唯一幸存的种属。
有趣的是，智人不仅在种类上有所减少，遗传多样性也相应地降低了。不仅是智人，所有人属动物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非洲，这一点上没有太多的争议。作为人类的起源，非洲智人身上仍然体现出一定的遗传多样性。但在非洲以外的地方，人类的遗传变异微乎其微。目前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种群隔离是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形成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某些常见的自然事件把人类隔离成亚群，如海平面上升使陆地变成一座岛屿，冰川将一片活动范围割裂，此时进化树的分支就会出现，然后各亚群就开始表现出遗传多样性；但至少5万年以来，人类通过旅游、贸易网络和移民等方式与其他种群保持着密切联系，结果所有的人类在遗传上都属于同质群体。这也意味着，当谈到人类本性时，我们所说的“人类”就包括了这5万年时光里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长期以来的人类关系网意味着我们没有需要向新物种转变的压力，没有进化的压力。
尽管如此，人类身上还是会存在某些变异，甚至革新，这些变异大都源于与遗传学无关的深层原因。以白皮肤和金发为例，在人类80%的历史中，人们普遍拥有的是黑色的皮肤。仅仅在大约两万年前，白皮肤开始出现于欧洲人类中，因为欧洲人类居住地的光照较少，他们长期以来适应了这种条件，产生了白皮肤。人类基因构成中如此微不足道的小变化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想想人类历史中有多少肤色之争！而肤色这样一个很微小的变化，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甚至识别不到。
其他变异还包括如乳糖耐受性和疟疾抗性等遗传变异。科学家们已通过热带人群身上的一种患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倾向证实了这两种变异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但在这5万年的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极其微小，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在遗传倾向方面，如今的人类与第一代“智人”相比，身高没有变化，奔跑速度没有变化，头脑也没有显得更聪明。我们在核心上和智人是一样的，而智人在进化中战胜了其他相似的直立猿，做到了其他物种古往今来都未做到过的事情：栖居在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
很显然，5万年前确实有史无前例的事发生了，名为“人类”的生物突然间出现了，而且几乎是爆发性地出现。导致这场爆发的进化改变正是人类物种的核心优势，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是什么呢？
人要先学会直立行走才能跑步。当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跑步这个问题时，直立行走这一习惯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美国犹他大学的戴维·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双破旧的Inov-8
跑鞋，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这双鞋。这个牌子是英国的，备受经常在山路上跑步的极简主义跑者们的喜爱。卡里尔是一位穿着整洁、面容和蔼的中年男性，他有一头卷发，戴着椭圆形的金属框眼镜，留着八字胡。他向来访者证实自己确实是一名山地跑者，但这并不是他的出名之处，至少在跑圈里不是，而且他在学术界的出名之处也与别人有很大不同。跑者们都知道他，是因为这个家伙曾在怀俄明州尝试把羚羊跑死，但并未成功，不过在非洲布须曼人的指导下他想出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事实证明那不是跑步的问题，而是同理心的问题。
卡里尔和他在犹他大学的导师丹尼斯·布兰布尔（Dennis Bramble）还有来自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以及其他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于跑者和其他应该跑步的人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的研究结果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一位跑者因为运动性创伤来咨询医生，然后听到医生郑重地提醒道：“你知道吗，人体是不适合跑步的。”多亏了卡里尔的研究，跑者可以很自信地回击说：“胡说八道！”实际上，人类是地球上耐力最好的跑者。这与人类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有关吗？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幸存的直立猿类有关吗？
猿类是与人类最近亲的物种，可以说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人类就是猿，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更精致的猿类特征——这里有点小调整，那里有点小变化，便有了人类如今的模样；人类与猿类相比，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肤色没有完全变样。然而，来自耐力跑的证据表明，事实与上述说法大相径庭。人类与黑猩猩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
布兰布尔和利伯曼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与此相关的重要论文，他们以跑步和步行为依据对整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挑战了“人类生来是走路的，不是跑步的”这一传统观念。可以说所有的猿类都能跑，但是它们跑不快，也跑不远，当然更别提跑得优雅了，而人类却可以做到，我们从人类骨骼中就能够明显看出这一点。布兰布尔和利伯曼的研究详细地描述了人体骨骼在进化中所做的26处调整，这些调整都是有利于跑步的，而非步行，其中一些调整就发生在腿和脚上。例如，跑步需要一双有弹性的、弓形的脚，人类具有这一特征，而其他猿类则没有。同样，人类的跟腱较长，腿也比身体其他部位长。与步行相反，跑步时身体需要反向旋转，也就是以髋部为支点，上半身与下半身向相反方向转动。所以，与步行相比，跑步更需要上半身参与，且跑步时还要不停地移动重心，人类上半身的结构也要满足这一需要。
人类与其他擅长奔跑的物种都具备上述特征，尽管其他物种都是四足动物，比如马和狗（这两类优雅的跑者历来都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人类与它们具有这种关系可能是有基础的）。人类与其他猿类则没有这些共性，也就是说，人类与猿类在进化族谱中属于不同分支。人类为了适应跑步，在进化中重新利用了一些来自无血缘关系的物种曾用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在大约200万年前，这一切随着人类的出现就突然发生了。这意味着，不仅是人类在适应跑步，跑步也定义了人类。
科学界对上述改变早就有了一些了解，但只有卡里尔证明了为什么这种突然偏离其他猿类进化方向的改变会如此重要。他最初提出的是“持续捕猎”假说。许多哺乳动物都跑得非常快，特别是那些被当作人类重要食物来源的哺乳动物，它们也在不断进化。然而，这些生物通常是有蹄类动物，像鹿和羚羊等，都很擅长短跑，这意味着它们只有爆发力，没有耐力。卡里尔认为如果跑步重要到能形成进化过程中的分水岭，那么人类一定是利用了跑步这个技能来持续地快速追赶动物，追到它们疲惫不堪时将它们杀死，由此获取食物。
卡里尔尝试在怀俄明州对“持续捕猎”假说进行验证，因为那里有很多羚羊。他从羊群中挑出一只羚羊，追着它跑了很长一段距离，他发现自己确实能做到，但就在这只羚羊开始感到疲惫时，它又回到羊群并消失在其中，而卡里尔被搞得焦头烂额，因为他又得重新追踪另一只羚羊。最后，卡里尔偶然地了解到南非的部落成员仍在使用“持续捕猎”的狩猎方式。他去非洲学习了那些部落的技巧，发现这确实与耐力有关，但也要对猎物及其习性有深刻的了解，这种了解几乎是一种可以预测动物行为的超能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大脑，跑步本身就毫无意义。大脑与跑步的这种联系很值得研究，但是非洲布须曼人的成功至少可以让卡里尔、布兰布尔和利伯曼的研究得以完成。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引用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Christopher McDougall）的畅销书的书名来概括：人类确实《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
我们的论述告一段落了吗？不完全是。在我们与卡里尔的谈话中，他几乎从未提到布兰布尔和利伯曼在一些研究中指出的，人类的臀大肌证实了人类“天生就会跑”。事实上，卡里尔对这一点表示质疑。他说臀部肌肉在跑步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但确实参与了身体的许多其他活动，如今也正是那些“其他活动”引起了卡里尔的注意。他从最初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中得出一条思路，那就是不可思议的“运输成本”（cost of transport）。
这一概念相对简单，可以直接反映运动的效率。想象一张曲线图，横轴表示运动速度，纵轴表示生物运动时的能量消耗。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图中形成的是一条U形曲线，U形底部的一点是最佳平衡点。在这一点上，动物可以用最少的能量跑最远的距离，就像一辆汽车以每小时86公里的速度行驶可以达到最佳汽油里程数一样。在最佳平衡点上，运动效率最高，每单位能量消耗内达到的速度也最快。U形曲线的存在说明大多数动物体内有一个既定速度，在这个速度下，能量消耗最低。
而人类只有在走路时才符合这一规律。在人类步行时绘制出的曲线上，能量使用效率最高时，速度约为每秒1.3米。以该速度走完特定距离消耗的能量最少。但是，至少对于人类来说，跑步并没有形成类似的曲线，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佳平衡点。相反，跑步产生的是一条平坦的曲线。在能量消耗方面，人类没有最佳速度，而马、狗、鹿等所有其他善于奔跑的动物，在奔跑时都会形成一条U形曲线。如果人类天生就会跑步，那么我们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呢？进化最在乎能量效率，物种的生死存亡就在于此，所以为什么人类在跑步方面没有朝着获得最大效率的方向进化呢？
这个问题还提供了一个横向研究的思路，不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人体本身上比较。卡里尔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研究的，但在此之前，他还注意到了一点，只有对许多人的数据进行汇总时，人类跑步时的耗能-运动速度曲线才是平坦的，而研究每个人的数据时确实会出现U形曲线，但每个人的最佳平衡点是不一样的。对其他物种的研究中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这表明人类有太多的可变性，并且这种可变性与个人的身体条件和跑步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更有趣的是，以上所有说法不仅在物种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对比某一个体体内肌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即使是跑步时，肌肉的使用与功效也因活动而异。跑上坡需要一组肌肉参与，下坡时则是另一组，在平地上使用的又是不同的一组肌肉。跑得快和跑得慢时也同样。不止跑步，不同的跳跃动作所用肌肉也不同，掷、推、捶、举和按压等动作也一样。
卡里尔称，他的研究显示人类的这种特点并不只体现在某一种运动上，人类不在任何一项运动上存在最佳平衡点，人体不具有真正的特异性，这个结果与在其他任何一个物种身上的发现都相反。对于其他物种，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它们“天生就会飞奔”，但是这种说法在人类身上却行不通。人类天生就会跑吗？确实如此，但我们天生也能从事其他运动。人类就像是运动领域的瑞士军刀一样，是多面手。
“对于绝大多数研究人类行为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关注跑步理论的人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惊喜。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需要运动系统的参与。”卡里尔说，“我们不仅能够高效地走路、跑长距离，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所有运动都决定了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需要摄取足够多的营养物质（人不仅需要能量，还需要营养物质）来为运动提供能量，同时需要强大的大脑来控制各种类型的运动。思考、创造、规划、协调，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大脑，不过，单靠运动就足以完成塑造强大大脑的任务。人类独特大脑的进化与各种运动的进化是紧密相连的，由此大脑和身体才能协同运作。
人体营养的核心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人类身体的其他部分似乎都很擅长自己所负责的事情，这与其他动物相比也很突出，但人类的消化能力确实很差，弱而有限。这里有不得已的苦衷。首先，消化过程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如果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人体为什么要通过消耗能量来摄入能量呢？其次，要想在直立时快速地行走，人类就需要较小的内脏，这就意味着肠道较短，那么能真正用于消化的场所就更少了。这些基本构造特征都是进化过程中一系列人体“设计”造成的，前文提到的与跑步有关的反向旋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与其他类型的四足猿类不同，肋骨底部和骨盆顶部有一个明显的垂直空间，这是腹肌所在的区域。腹肌能够影响人保持稳定站立及控制跑步时的身体旋转的能力，因此，人类需要扁平结实的腹部和紧绷的腹肌，从而能够限制肠道的移动空间。
这种解剖学上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体构造和行为，但是先来看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事实：人类肠子短小，意味着不能吃草，鉴于人类有200万年的进化发生在热带稀树平原和大草原上，这并非一件小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草原物产丰富，能高效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但是，这种能量被包裹在所有草木的基本组成结构——纤维素中，而人类却一点儿也消化不了。
为克服不能吃草的问题，人类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工作外包。人类的猎物中，那些有蹄的草食动物和植食动物大多非常擅长消化纤维素。这些四足动物可以很好地处理咀嚼反刍一类的任务，它们会耐心地把一团团草反复咀嚼后咽进迷宫般的肠道里进行消化，而这些肠道所处的消化系统又庞大得多。
在化石记录中，在古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学说中，甚至是在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关于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点十分清楚：人类不仅是捕猎者，也是肉食者。古往今来所有的记录中，也没发现有哪一个人类社会盛行素食主义。食肉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的天性。
人们说“肉”时通常都在说蛋白质。必需氨基酸，也就是蛋白质，是人体的必要组成成分。这些氨基酸的唯一完整来源是肉类。尽管如此，人们却忽略了一些要点，人类学家和营养学家探寻人类能存活至今的原因时也忽略了同样的要点：当我们想“肉”时，想到的都是以肌肉组织形式存在的肉，而忽视了动物体内的所有其他组织。这样的错误存在已久。
在19世纪，欧洲人探索北美洲时，一些探险家和毛皮猎人遇到了北部平原的以游牧为生的印第安人，像许多狩猎采集者一样，这些印第安人几乎完全以动物为食物。出于生活的需要，欧洲人也采用了同样的饮食方式，但很快就病得很严重，脸上长出溃烂的脓疮。那些欧洲人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只吃肌肉。随后，当地印第安人向欧洲人展示了他们吃的部分：切碎的肝脏和脾脏，还有骨髓、大脑和脂肪，其中脂肪尤其重要。欧洲人按照印第安人告诉他们的方式进食后，病情就好转了，因为这些器官组织含有肌肉中所缺少的一些必需的微量营养素。
动物膳食中的基本能量来源不仅有蛋白质，还包括脂肪、微量营养素和矿物质等，这些都是生物积累作用下的产物。食草动物把多余的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脂肪就成为一种致密而丰富的能量来源，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在这一过程中，食草动物体内也会积累大量镁、铁、碘等微量元素，这些元素都是由植物深部的根从矿物质土壤中汲取的，同样非常重要。当然，人类也可以通过直接食用植物来获得多种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在肉类中的含量更高。要想从植物中得到需要的所有元素，人类就必须摄入远远多于其胃容量的植物。此外，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营养素通常是不均匀地分布在地球表面的，开采如镁、铁、碘等微量元素的矿工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型食草动物往往会四处迁徙，且分布广泛，这就平衡了地理上的元素分布不均。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体内积累了丰富多样的营养素，而静态的植物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此一来，那些在食草动物生命历程中积累的营养素就可以被人类利用了。
然而，人类是杂食动物，在饮食上也需要多样性。人类一直以来也都吃各种各样的植物，并四处游荡收集这些植物作为食物，这也说明了人类的需求不仅仅是能量这么简单。饮食多样性能确保人类摄取种类足够多的微量营养素，以支撑复杂的人体运转，其重要性我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然而，所有的摄取过程都得益于人类的文化适应活动，其中就包括火的使用，这使人类能够烹饪，也有助于消化大量的食物。还有人体内的微生物群，它们能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弥补人类消化能力的不足。人类的肠道中有成千上万种菌群，它们分解食物后给食物增加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总的来说，游牧、直立行走和杂食这些模式是对人类整个种属的定义，是在200万年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对以上主题稍加变动，就能更贴近我们想讨论的核心问题：智人与其他现已灭绝的原始人的区别。以上概述的获取食物的一般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类种属，包括尼安德特人。现在，再想一想我们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类，也就是智人，会淘汰掉尼安德特人等其他原始人呢？
尼安德特人的确是猎人，他们的狩猎技术非常娴熟，如果要说和智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比智人更擅长捕食大型猎物，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拥有用长矛杀死大象所必需的身体技能和社交组织能力。尼安德特人的体内有大量蛋白质和脂肪，这也是所有人类的优势。与现代人一样，尼安德特人的身体也是直立的，且身姿优雅，也拥有非常聪明的头脑。与当时的智人相比，他们所欠缺的是捕鱼的能力，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开发利用环境中的这种营养来源。
尼安德特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智人，他们会捕鱼。与此相关的证据首次出现在非洲，但也只出现在智人身上。大约4万年前，当智人出现在欧洲和亚洲时，海洋和淡水中的捕捞资源都已经广泛分布于这两个大陆上，捕鱼也成为这两个大陆上的人类的重要生存技能。
这并不是说捕鱼赋予了智人优势，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及佛罗里斯人等当时已经存在于亚欧大陆的其他人类种群淘汰掉，尽管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但智人会捕鱼这一点确实彰显了现代营养中饮食多样性的重要，这在鲑鱼的例子中尤其突出。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代智人的化石进行化学检测来证明他们吃鱼，因为鱼的体内有陆地生物体内匮乏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却在人类骨骼的化石记录中有所积累，由此证明古代智人的确吃鱼。此外，即使是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今天，获取蛋白质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目睹过鲑鱼洄游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因为鲑鱼多得难以想象。想吃鲑鱼也不需要念念不忘地持续捕猎，只要坐在溪边，动一下耙子，就可以获得大量的优质蛋白质。作为世界上最逍遥的物种之一，每一条鲑鱼在短暂的生命周期中都曾跨越数千公里的海洋和水域。也就是说，每一条鲑鱼都吞食并积累了陆地食物所缺乏的各种微量营养素。在不同环境中狩猎的游牧民族也意识到了多样性的价值。游牧民族食用游动的海洋生物，又使人类的饮食更具多样性。
本章目前提到的都是多样性，之后我们还会再次讨论这一话题，但多样性只是人类在进化竞争中取得较大成功的一小部分因素。尽管有些证据的细节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正是从这些证据中，古人类学家们才能汇总出一系列定义人类的特征。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研究人类起源的英国学者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列出了一份清单，看起来很中肯：
复杂的工具，样式可能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迅速变化；正式的手工器物，由骨骼、象牙、鹿角、贝壳等类似材料所制成；艺术，包括抽象的和具体的符号；建筑物，如帐篷或木屋之类，可以用来居住、工作、组织不同的活动，例如制作工具、准备食物、睡觉及家庭生活；能长途运输如宝石、贝壳、珍珠、琥珀等贵重物品；仪式或典礼，包括与此相关的艺术作品、建筑物及对死者的复杂的祭祀活动；文化“缓冲”增加，以适应如沙漠或寒冷的草原等极端环境；复杂的食物采集及加工程序，例如使用网、陷阱、渔具等捕食，以及各种复杂的烹饪方法；人口密度较高，接近现代“狩猎采集者”的水平。
这个清单很长，也非常重要，但每一个特征都是衍生产物。这些特征当然是源于人类的活动方式、身体素质、饮食方式和获取食物的方式，但是其中一些活动并非源于简单的生物能量，而是来源于人将能量转化为生命的过程。符号（单词也是符号，所以这里也包括语言）？艺术？音乐？仪式？显然，这份清单告诉我们，在人类大脑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且前所未有的事情，超越直立行走、结实的腹部、旺盛的食欲、捕食鲑鱼和强悍的大脑等人类在过去200万年里进化出的特质。
人类的大脑中拥有生物学上前所未有的结构，这使人类能够拥有各种能力，但这种结构没有在化石记录中留下太多的印记，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种结构是何时出现的。直到最近，我们才通过神经科学对此有所了解。神经科学是一个爆发性的领域，几乎每天都会产生关于大脑复杂性的新发现。然而，一些我们已经了解的脑结构、脑细胞或大脑的某一部分给了我们线索，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能力在5万年以前突然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就已经了解了梭形神经元（spindle neuron），这种神经细胞形状独特，最开始是出现在猿类的大脑中，海豚、鲸鱼和大象的大脑中也有少量梭形神经元，而这些动物都拥有一些独特的能力。梭形神经元在人类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数量尤其多，这一区域与信任、同理心和内疚等复杂情绪反应有关，而且还与如计划等实际活动有关。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参与同理心和计划的会是同一区域，这是一个好问题，答案即将揭晓。
除了梭形神经元之外，还有一组相关的神经元更为奇妙，神经科学家称之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这组细胞最早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意大利的科学家团队发现的。镜像神经元会让人更富有同理心。用“镜像”这个词来描述它很贴切。研究人员在猴子吃花生时对其大脑进行监测，观察到一组神经元在放电，这组神经元与用手拿起花生、咀嚼、产生进食满足感等活动有关。如果让一只猴子看另一只猴子吃花生，它脑内的同一组神经元也会放电，就好像它自己就是那只吃花生的猴子，那就是镜像神经元在放电。这是同理心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理心也被认为是同情的升级版。人不仅仅能察觉到他人的感受，甚至还会感同身受。
同理心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十分重要，从一个小方面就可以看出同理心的影响有多大。同理心赋予人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能够想象其他人或生物产生的情绪体验。同理心使我们明白，别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与自己不同，这点很重要，看看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你就会理解。例如，众所周知，自闭症患者的同理心通路发生了变化，其同理心也随之改变，所以他们不会说谎。他们不明白说谎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其他人也全都知道。
正是这种感知另一个人感受的能力赋予了人类一种弥足珍贵的技能，一种形式更为优雅、精致的技能——讲故事。讲故事时可以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语言也因此而诞生。故事描绘出未来的前景，人也因此而懂得计划和规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计划会与同理心有关。同理心也让人意识到，自己也会被他人观察，因此在考古记录中出现了饰品。艺术也是由同理心产生的，艺术不仅是打扮装饰的一种延伸，还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一种向我们描述外部世界的象征性的表现形式。
然而，同理心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大脑是一个耗能的器官，需要不断地获取能量来维持它的活力。任何额外工作都会增加负载，更何况这些额外工作还不简单，还有更多的细胞散落在隐秘的角落中。与梭形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有关的活动产生时，不仅是几个细胞在放电，而是由细胞群交织成的网络同时在放电，此时整个大脑似乎在“嗡嗡”作响，光辉四射。这样的神经活动不同于平常的任务，这是全脑都参与的活动，承担的负荷很繁重，需要超乎想象的能量。
然而，除了直接的能耗之外，大脑还有其他方面的能量需求，这一点可以从一个编号为D3444的人的化石推断出来，他的化石在所有骨骼化石中都算是有趣的，且发人深省。我们仅仅了解D3444的头骨，但足以知道他是一个德马尼西人，大约在180万年前，他生活在现在的格鲁吉亚所在的地方。D3444甚至算不上是智人；德马尼西人就像尼安德特人一样，是一种独居的原始人类，早于智人之前就离开了非洲，最终定居在现在欧洲所在的东部草原上。D3444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他没有牙齿，事实上在他去世之前很久，他就已经没有牙齿了。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他身患疾病的证据，这也使他得依赖他人才能活下去。他需要帮助，也得到了帮助，因为原始人会照顾那些不能自理的人，智人之前的人类就已经能做到互帮互助了。这种慷慨帮助真的需要生物本身牺牲大量的精力。这意味着，同理心带来的益处必定多于它所牺牲的，否则这种能力不会还存在于人类的情感中。这是进化生物学中的公理。
然而，在描述互帮互助现象时，大家会较容易疏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需要长期观察那些照顾无助人类的事例就能意识到，同理心可能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但我们往往对同理心视而不见，就像对许多基础但重要的生活常识一样。
现在我们需要“晚成”（altricial）这个生物学术语来推进论述，“晚成”的意思是“无助而年幼的”。任何物种中的年幼者，从新出生的小知更鸟到眼睛尚未睁开的新生小狗等，几乎都可以用“无助”来形容。但在这一方面，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之间有一个最显著的差异。人类的“无助期”会持续十四五年，比其他任何物种都要长。（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坚持说这个无助期是25年或30年。）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物种和人类有一点点的相似。这也是关于人类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人类大脑很强大，这种特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可预测的、有迹可循的。人类的大脑之所以在出生时未完全成形，是因为成形的头部难以通过产道。人类的大脑就像瓶子里的一艘船，是在人出生以后才构建成的，这一过程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也可能是20年。
人类大脑更为“晚成”，对这一简单的事实，人们产生了许多种理解，还有完整的定律与丰富的学说，但将这一事实放到古人类学中看，就能够为理解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人类大脑“晚成”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是人性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情况。年少的我们过于依赖他人，父母要独自承担供养和照顾婴儿的任务很难，因为不仅仅要关注、保护他们，还要抚养、教育他们。狩猎采集者必须获取足够多的食物，以满足族群中哺乳期母亲的能量需求。而母亲根本无法独自抚养婴儿，这就决定了其所在族群的社会关系。这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婴儿。没有婴儿，人类就无法延续下去。所有物种的进化都取决于下一代能否成功繁衍。对人类来说，成功繁衍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所有人类时期、所有人类文化中，都出现了一个与这个任务相关的数字。若想让人类继续繁衍下去，成人与孩子的比例必须达到4：1。这就是养成人类强大的大脑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
所以人类必须合作，必须进化出如同理心、语言等工具以促进合作。其他人性特征都是从人类互相合作的需要中衍生出来的，包括同理心、暴力、部落主义、战争、讲故事、跳舞、音乐等。
本书接下来就要从人类的方方面面来探讨健康：精神、肉体、能量学、运动学等。但是，从一开始就要明白，正因为在骨骼、肌肉、神经元、脂肪、食物以及斗争中不断进化才最终造就了被称为人类的生物。人类与其他所有物种有何不同？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得出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彼此的幸福，而黑猩猩以及与人类有近亲关系的其他灵长类动物并不会这样做。”
人类的其他灵长类亲属也不会关心其他个体的幸福，至少做不到像人类这样的程度，所以后来它们就灭绝了。
1 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理健康，而决定生理健康的机制是在生存压力和进化的作用下形成的。
2 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悖于人类健康原则，这也是我们患病的根源。
3 人类进化是突然发生的剧变，是非线性的。
4 人类在适应跑步，跑步也定义了人类。如果没有强大的大脑，跑步本身就毫无意义。
5 人类是杂食动物，在饮食上也需要多样性。
6 同理心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人类必须合作，必须进化出如同理心、语言等工具以促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