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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要漂洋过海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亚洲，这里的人们更善于忍耐逆境。亚洲文化通常被认为带有集体主义色彩 27 ，因为他们的社会基本组成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集体主义者通常愿意为集体的利益而搁置个人的需求，他们倾向于融入集体而不是特立独行，他们没有鲜明的个性，身份随环境而变化。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怀尔（Robert Wyer）曾经总结过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的区别：
个人主义者会认为，如果有人请他到家里吃饭，那他应该在之后回请这位请客者。集体主义者则认为，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应该在之后回请某个人，不论是谁。 28
粗略而言，亚洲人对于情绪的反应相对于西方人来说更为复杂。如果你问一个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白种人过得是否开心，他们会根据当时的心理状况迅速给出答案。但是同样的问题拿去问韩国的女性，她们会在当时实际的感觉和社会的一般标准之间进行一番权衡，再做出回答。 29
研究者们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感觉有着显著而有趣的差异 。 30 亚洲人更倾向于稳定性的积极情绪，比如宁静平和、和谐融洽和正心静念。西方人相反，他们更喜欢激发性的积极情绪，比如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和骄傲自豪。这是因为美国人更喜欢被鼓励，而激发性的积极情绪更有利于自我强化。我们曾研究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情绪体验的敏感度。 31 结果发现，美国人对于情绪的强度更为敏感，他们能够记起很久以前发生的、让他们特别高兴的事情。然而这种记忆偏好在日本人身上却没有体现。
在涉及消极体验时，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情绪抑制方面。从心理学上讲，情绪抑制的根源是自我防御机制，是人们为了远离痛苦采取的手段。
压抑（或者遗忘）痛苦的记忆，利用幽默攻克难关都是情绪抑制的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减弱或者消除消极情绪的影响。在许多西方人心目中，亚洲人的固有形象都是很压抑、很难以理解的。这其实是因为亚洲人大多数都是集体主义者，所以他们更习惯于摆出“扑克脸”来主导社交活动。可以说亚洲人是倾向于压抑情绪的表达，而不是情绪本身。
实际上，亚洲人也很善于忍耐消极的情绪体验。研究表明，遇到悲伤和恼怒的情形时，亚洲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想办法分散注意力或者开个玩笑之类的。这种区别在人们遭遇抑郁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你和你身边的人大概都对抑郁有过直观的印象，也许你自己就曾抑郁过。无论哪种情况，你应该知道，抑郁会带来忧伤、虚弱，使你无力享受生活，睡眠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和无法照顾自己的感觉。在极端的情况下，它还会导致产生绝望和自杀倾向。许多西方人通过滥用药物或者深度睡眠等麻痹策略来应对这种极端情绪，亚洲人则不会如此。
曾经有研究者通过观看电影短片的形式，对罹患抑郁症的欧洲裔和亚洲裔美国人进行对照实验。 32 他们发现，亚洲裔美国人在看到喜剧场景时都笑了，而欧洲裔美国人却没有。在观看悲剧片段时，欧洲裔美国人大都沉默以对，而亚洲裔美国人却直掉眼泪。实验结果说明，抑郁的欧洲裔美国人好像把全部情绪都封闭了，而抑郁的亚洲裔美国人却还能很好地感受到各种情绪。简单来说就是，亚洲人更善于处理消极情绪。通过深入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我们还发现了更有价值的成果。
我们对于负面心理状态的应对策略，不论是忍耐还是回避，其实都是后天习得的。所以我们的情绪和母语一样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虽然看上去有些奇怪，但这确实是事实。斯坦福大学的珍妮·蔡（Jeanne Tsai）和她的同事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33 在实验中，研究者们分别统计了2005年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畅销儿童书籍。通过详细分析这些书籍中的图片，他们发现，美国童书中绘画的角色往往笑容更灿烂，表情更激动，动作也更有活力。接下来，他们又随机将美国小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孩分组，然后给孩子们读两种类型的故事。一种是比较激烈的、美国版本的水枪大战的故事；另外一种是比较平和的、中文繁体版本的在水池中漂来漂去的故事。
讲完故事以后，研究者们会让每个孩子在一系列的游戏活动中做出选择。比如，研究者会问：“你是愿意玩‘砰砰砰’的快速击鼓，还是‘哒哒哒’的慢速敲鼓呢？”不论文化背景如何，凡是听了激烈版本故事的小孩，都愿意尝试更激烈的活动项目。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曾给孩子们讲过多少主角忍辱负重的故事呢？公平地说，其实苏斯博士在他的童话书里也讲过类似主题的故事，比如《去太阳城真是好麻烦》，但他的书在美国似乎是特例。关于主角如何忍受痛苦的故事书还是在亚洲比较常见。而美国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们讲快乐美满的童话故事，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生日，开开心心地吃饭。不过那些担心孩子们承受力较差的家长和教育者，倒是可以参考这份研究，利用教育材料和日常活动帮助孩子增强痛苦耐受力。
我们并不是要把亚洲育儿经奉为圭臬。事实上，也有很多研究表明亚洲人有一种回避享受积极情绪的倾向。 34 这可能是因为亚洲人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时刻警醒，不能像美国人那样一味沉浸于快乐的时光中。暂且不论其心理动机如何，亚洲人虽然善于忍耐最消极的情绪，但是也会牺牲掉一部分最积极的情绪。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说明，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学习来培养习惯，克服舒适瘾症和它带来的痛苦耐受力下降等问题的。
如果西方社会能够多容忍些许危险、困难甚至是失败的体验，我们将重拾对抗挫折、磨难的坚韧精神。当然，我们不是在建议你立刻拆掉空调和抽水马桶，或者扔掉智能手机；也不是鼓励你把孩子放到破旧的游乐场里玩耍，或者到书店抢购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故事书来增强孩子们对消极情绪的耐受力。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你想成为“逆境商”更高的人，还是可以想点办法的。
短时间内做出大的改变很困难，所以我们建议你小步向前，慢慢地探索消极情绪的益处和困难过后的成长，逐渐拓展对艰苦环境的耐受能力。
现代心理学好像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心理治疗学的同义词。在我们看到的电影里，心理学家往往是以心理咨询师而不是心理学研究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固有印象似乎也有理可据：美国大概有1.75万名心理学家，其中超过一半是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心理治疗师，剩下的那一部分则是研究者、教授或者顾问。正因为现代心理学主要致力于解决抑郁、焦虑和其他常见的心理疾病，所以人们常常忽略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方向其实是如何使人类达到最完美的身心状态。
心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在早期的时候，像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这样的生理学家费了很大工夫来研究人体的基本功能。比如，他曾经研究过神经信号在生物体内的传导速度大约是27.4米/秒。 35 20世纪以后，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从人体怎样运作转移到了人体怎样才能运作得更好。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们关注的都是如何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比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弗洛伊德这两位心理学巨擘，他们的研究里充满了“和谐”“成长”“整体”之类的词汇。他们相信，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地超越先天以及后天条件的限制，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或者远离糟糕的事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研究关注的方向转向了心理健康，尤其是心理疾病的领域。“症状”和“失调”取代了“潜力”，成了研究热词。考虑到士兵们往往会带着抑郁和心理创伤回到家乡，心理学家转向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这股针对心理疾病的研究浪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尽管如此，对于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仍然薪火相传。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慷慨、自愈、信任和宽恕等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如亚拉伯罕·马斯洛、卡尔·罗杰斯等人又重新唤起了心理学界对人类潜能的关注。最近几年，积极心理学家们，包括我们两个作者，也开始回归到对人类天性中最宝贵领域的研究。
这种研究热点的变化恰恰契合了社会发展的脉络。正如前文提到过的，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蓬勃发展，社会关注点转向了舒适和成功。虽然过分追求舒适损害了人们的意志力，但是对于成功的追求也促进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我们想说的是，对人类积极潜能的挖掘探索和对消极状态的管理运用并不矛盾。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只有统合好这两种研究方向，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