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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舒适生活的渴望由来已久。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原始人拿起他的石头枕头，第一次意识到“唔，我想要个更软的枕头”，然后他掏出一把松针枕在了头下。我们总是喜欢保持身体温暖或者凉爽，想放松肌肉，感受触感顺滑的感觉。这是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动机。
莎翁笔下《哈姆雷特》中有一段经典独白，讲的就是克服逆境的尝试，原文引用如下 7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是该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加高尚？
哈姆雷特的发问，至今萦绕在所有生活在彭萨科拉、多伦多、曼彻斯特地区，饱受抑郁困扰的现代人耳边：“我是该选择生还是死？”莎翁基于两种痛苦的比较，做出了保持现状的选择。他能忍受生活的折磨，不是因为他热爱冒险或者坚韧不拔，而是另一种选择背后的不确定性比现实的考验更让人焦虑。我们再来看一下莎翁的原话：
因为惧怕那不可知的死后，
惧怕那从未有旅者归来的神秘国度，
恐惧迷惑了意志，
让我们宁愿忍受眼前的折磨。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曾在1930年论及舒适感的诱惑与危险：“这种享乐在前、谨慎靠边的行为，必将招致恶果。” 8 弗洛伊德批判的，不是享受柔软的枕头或者傍晚的微风，而是将享乐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他敏锐地察觉到，追求享乐的动机，而不是享受本身，将导致自私的决策，并最终引发负面的社交结果。
更具批判性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曾写道：“英国人所谓的‘舒适’ 9 是一种不知疲倦、永无止境的追求。”由此，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于生活更舒适的追求，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来自以此牟利者的鼓动。”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一样，更加关注这种“舒适渴望”所带来的危险，而不是舒适本身。他认为舒适渴望只是一种受到欺骗的幻觉，就像我们现在常被美国的广告专家忽悠一样。这种感觉有点像咖啡因上瘾，虽然感觉很好，但其实它既不自然也不健康。
在现代社会，工业化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便利，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和他的同事发现，生活节奏与GDP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10 他们通过观察人们走路的速度、邮递员完成投递任务的时间，以及公共场所时钟的精准度，来估算实际生活节奏的快慢。生活节奏的快慢不仅关系到国家财富，还会影响到能源消耗。想想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厨房电器、热水器，它们都是生活舒适便捷的象征。
那么重点来了：快节奏的生活会导致低效率和低储蓄，生活越是便利，人们越是难以自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生活节奏变快以后，堵车或者排队都让人感觉难以忍受。 简单来说就是，生活越舒适，你就越没有耐心应对困难。
虽然本书的主旨是探讨心理舒适，不过在这里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基本的生理舒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舒适感）和相对复杂的心理舒适（可以看作是一种情绪状态）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毕竟我们都是肉体凡胎，受困于莎士比亚所谓的“尘世的烦恼”。身体是沟通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恒温器（这样说毫不夸张），帮助我们探测外在世界的舒适程度，并做出相应的调节。研究发现，我们每个人对于外界环境，如气味、声音和温度等，都有一定的适应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在室外热浪袭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办公室的凉爽。追求生理舒适是我们的本能，而身体的适应力就是这种本能的一部分。
你也许想不到，厌恶感其实就是生理感觉和心理感觉相互交织的典型表现。厌恶情绪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些有毒物质，比如腐烂的食物。研究者们曾别出心裁地在各种领域测试厌恶感 11 。比如让实验对象用厕纸擦鼻子、用便盆喝苹果汁或者是靠近被切下来的猪头。此外，还有一种更倾向于心理层面的厌恶感，叫作道德厌恶。比如，人们看到杀人犯睡过的床，就像碰到呕吐物一样，避之不及；试穿希特勒的毛衣，就像吃狗屎造型的巧克力一样恶心。
事实证明，厌恶感与舒适感也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脱离现代社会，回归野外生活的时候。罗伯特·比克斯勒（Robert Bixer）和迈伦·弗洛伊德（Myron Floyd）尝试通过实验证实他们关于人类心理舒适区越来越小的假说。 12 他们调查了几百名中学生关于大自然的看法，结果发现那些害怕和厌恶大自然的孩子，更喜欢室内的娱乐活动。如果不通情理的大人强迫这些孩子去室外活动，他们多半会选择人工修剪过的公园小径。研究者还询问了这些孩子，如果参加为期一周的“户外娱乐活动”，去体验先辈定居得克萨斯州的历史，他们会有多想念现代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事物。衡量标准是：0分代表“一点儿也不想”，4分代表“没有它我就过不下去”。结果发现，泡澡或者淋浴项目的平均得分为3分，抽水马桶为2.63分，热水为2.69分，空调则是2.66分。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早期移民时代没有的。从坐着大篷车向西移民的年代，到现在家庭里必备的乐至宝多功能沙发和索尼PS游戏机，我们的身心都变得更加软弱了，对于舒适的定义也愈加地狭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儿童舒适感的研究发表于1997年，而20世纪90年代正是舒适瘾症发轫之始。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美国人来说，一点小困难根本不在话下。之后，尽管经济持续发展，时代的主题还是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风潮以及越南战争引发的社会分裂等问题。直到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社会和经济氛围才开始缓和，并最终在1990年比尔·克林顿接任总统时到达顶点。正是在这个时候，舒适阶层开始迅速崛起，人们甚至开始讨论所谓的“舒适食物”。这也暗示着我们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改变。
现在20多年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之处早已被人遗忘。但对于那些经历过嬉皮士风潮和石油危机的人来说，八九十年代的确与以往截然不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环境正在逐渐变好。在南非，持续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制度终于被废止；在欧亚大陆，数十年的冷战突然结束了；在美国国内，股票价格节节攀升，互联网成了全球创意和金融产业的新兴引擎。简单来说，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随着美国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经济浪潮的高涨，美国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觉得幸福不是需要追求的目标，而是一种精神必需品。大石茂弘和他的同事研究了1800年至2008年之间，美国书籍中提到“幸福的人”的频率 13 。研究结果你大概也能猜到：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作者，压根儿没提过这几个字。直到“咆哮的20年代”，才开始有人在书里提到“幸福的人”。这一现象逐渐流行开来，并最终在1990年达到最高峰。在那个年代，你走进一家书店，几乎看不到没有这个词的书。虽然在那之后，这个词被提及的频率有所减少，但1990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词出现的次数是之前50年出现次数的总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观念的变迁。
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部有关体面地死亡的法律在美国俄勒冈州通过。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法律是为那些遭受生理或者心理折磨，即所谓“活得毫无尊严”的人提供一条主动结束生命的选择。暂且不论个人看法，这种法律实际上折射了社会观念的改变：我们的追求已经远远超出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而开始着眼于操控死亡本身了。无独有偶，“舒适区”的概念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的。它最初被应用于商业领域，指的是让人感觉舒适而放松的环境。一份早期的商业文件直截了当地提醒管理者，要让员工脱离舒适区。
更妙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记忆棉。这一空前的舒适造物，一开始是科学家们为了减轻宇航员在航天器起飞阶段以及滞留太空时身体的不适感而研发的。但是直到1991年这一技术才开放民用。因为商人们发现，到了90年代终于有消费者愿意为了获得更舒适的睡眠，购买奢侈的记忆棉床垫了。他们宣称记忆棉是世界上最舒服、最贴合人体曲线的床垫和枕头填充物。现在人们觉得连弹簧床垫和水床都不够舒服了，因为我们发现了能让全身上下每一寸都能得到放松的材料。显然，在经历了20多万年的睡眠史后，人类终于拥有了应有的睡眠舒适度。
研究者发现，随着生活越来越舒适，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越来越差了，尤其是焦虑症的患病率越来越高了。1996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美国大学生在校诊所抱怨焦虑的频率第一次超过了抱怨抑郁和情感问题的频率 14 ，此后焦虑问题一直居高不下。与此相似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道路交通纠纷发生率也大大升高了。来自美国汽车协会旗下交通安全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交通纠纷的数量从1990年的1 129起提高到了1995年的1 708起，增加了约50% 15 。美国人对于高峰堵车和强抢车道的耐心正在逐渐消失。整个90年代有上万起由“路怒症”引发的交通事故，有超过200人在事故中死亡，此外还有约1.2万人受伤。也许是90年代的生活太过美好，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在路上遇到的交通问题。
最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那个时候人们睡眠充足，生活便利，对幸福的期待感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适应没有艰难困苦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经验性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的概念 16 ：即鼓励人们采取措施主动地压制讨厌的想法和感觉，从而避免不愉快的体验。然而你越是极力控制，在面对无法控制的突发情况时，就会越不知所措。不过人们确实是在这个时代才头一次拥有足够多的自由和选择，也是头一次能拒绝讨厌的事物，比如拥有拒绝消极情绪的权利。
我们对于不确定性、怀疑、空虚感以及对其他种种消极情绪的抗拒和不适应，正是所谓“经验性回避”诞生的肇因。 举例而言，常见的回避策略是看电视。尽管电视节目的内容很精彩，但是电视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使人们的注意力脱离琐碎的日常生活。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长是5～6个小时。 17 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5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