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瞩目的社会景观。戴锦华先生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中翔实地记录了中国90年代的生活场景：“无论是已成为普通家庭内景的电视机拥有量在中国城乡的惊人增长，还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及权限范围的意义上不断扩大其领地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好戏连台、剧目常新的图书市场，还是乍冷乍热、令人乐此不疲的电影、影院与明星趣闻；无论是面目一新的电台里种类繁多的直播节目，还是林林总总的热线与专线电话；无论是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电视、电台广告，还是触目可见的海报、灯箱广告牌、公告汽车箱体上诱人的商品‘推荐’与商城‘呼唤’；无论是不断改写、突破着都市天际线的新建筑群落间并置杂陈的准仿古、殖民地或现代、后现代的建筑风格，还是向着郊区田野伸展的度假村与别墅群。当然，尚有铺陈在街头报摊之上的各类消闲性的大小报章与体育、军事、青年、妇女类通俗刊物，装点都市风光的时装系列，悄然传播的商品名牌知识，比比皆是的各种类型的专卖店，使城市居民钻声不绝、烟尘常起的居室装修与‘厨房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场景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状态，而在这些生活状态改变的掩映下，更为深处的则是流行文艺的兴起导致的大众文化观念的转变。
事实上，当代流行文艺的价值不仅是由其文艺内部的价值标准构成，更与当代社会复杂的生产机制紧密相连。市场经济的全面开放给流行文艺带来了强大的自由思想和更为灵动的发展姿态，这为文艺创作价值的多元化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流行文艺价值的形成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心理状态：在社会整体价值呈现多元取向的驱使之下，流行文艺的价值取向开始走向色彩纷呈的解构大潮和世俗大潮。自我关注、精神困惑、时尚化追求、草根文化等是承载当下流行文艺价值目标的方式。
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文艺生产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于政治，排斥一切带有宣泄个人内容的艺术形式。“我们”作为文艺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指代了你、我和他，而“我”变为时代洪流中的一颗尘埃，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那个时代流行的，是样板戏，是列宁装，是进行曲和新民歌，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同化了文艺创作标准，限定了民众的文化接受范围。国家对文艺作品的生产、流通、接受过程的严格控制，传播媒介的局限，使得只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才允许受众接受。这些作品的生产基于单一的思想内容，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呈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面貌。狂欢似的阶级斗争快感，能在特定的时期起到政治激励作用，使读者得到精神满足，却很难引发大众的审美愉悦。
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在给中国经济带来腾飞的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外国文艺的涌入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多元的文化理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禁锢的思维，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文化变革。面对变革，有人欣喜，有人惊恐，而年轻一代则以更为包容的心态接受了这一切，中国文艺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文艺以非主流的文化形态逐渐淌入人心。这样的结果就是主流文化的权威地位遭到撼动，此时，官方意识形态如何处理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将影响社会价值体系建构的方向。
主流文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存在的，这种文艺借宏大的政治要素统治着中国的文艺。当流行文艺流行的时候，它所依赖的是它的鲜活和真实。因为相对于集体主义的姿态，平庸和俚俗更加真实。“文革”结束之后，政治斗争已经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主题，政治理想主义的淡化使得人们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之上，饱受政治高压的人们忽然开始面对松弛的社会文化环境，不由自主地选择可以满足感官之物。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价值体系，人们对流行文艺的接受十分直接和主动，流行文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开始超过其他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流行文艺作为在一个时间段内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因而被广泛推广的文艺形式，在经济转型和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今天，充斥于普通感性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渐渐脱离了文艺作品的宏大叙事方式。这样的文艺作品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大众的内心。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逐渐兴起的流行文艺作品一开始是抱着新奇的态度去观赏的，但由于之前所接触的文艺作品一直被一种集体主义思想统治，个体的私欲从来都没有话语权，一旦感性个体生命的微观情感得到肯定和弘扬之后，群众就会空前地接受这种文艺作品。这是极度紧张之后对于自由与松弛的热切渴望。对流行文艺的接受也逐渐塑造了中国大众普遍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理想。“文革”之后普罗大众的审美理想就是对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方式的反叛，对政治功利主义的文艺作品的批判，而对男女之爱的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个性的追求等，拥有这些元素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很容易流行起来的，因为多元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日益开放的今天，没有了政治对文化的专制，流行文艺的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必然趋势。
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的文艺生产，以官方集体创作者为主体，即便是有创作者以个人的身份投入文艺生产，也必须服从代表国家意志诉求的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游走于文艺生产的边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开始走上了自由发展的轨道，这意味着社会对于物质的追求开始走向合理化和中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迎合市场需求的商品才会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任何物质或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沦为商品的趋势。流行文艺所向披靡，一是因为它已经在当代社会成了可供消费的商品，二是因为它作为商品迎合了民众的文化审美需求，所以才能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文艺商业化是通过商业手段、程序和策略将文艺作品变为商品的过程。“商品经济关系中，对于消费文化最主要的规定不再是其精神属性，而是其作为一种物化形态的商品生产形式了。”
当代商业的高度科技化，特别是商业的科学管理和商业信息网络无孔不入地向社会和生活领域的渗透，使流行文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同于流行商品。因此，电影的票房、书籍的发行量、网站的点击率、电视的收视率等各种与产品销售相关的数字指标都和文艺作品带来的经济效益挂钩，成为衡量文艺产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
当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操控经济的时候，真正为民众所需要的东西才能得以存活。此时，消费已经成了民众手中的一种权力，用以支持那些真正为自己需要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经历市场的竞争和淘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演变为一种普通的商品。不论在什么年代，在追求经济富裕的同时，精神层面的、审美的需求都是正当的和必要的，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大众需求才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代表着大众审美取向的流行文艺，才逐渐通过商业化运作走向民众精神视野的前沿。
不同于我国传统精英艺术，流行文艺并不拘泥于高雅和低俗，而是以十分灵活的姿态出现：既可以用十分优美的曲调承载我国古典高雅文化，又可以大众爱情以及其他情感为主调创作十分简单且容易被接受的作品，正可谓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容并包。流行文艺形式上的灵动使它鲜活地存在着，也容易被各个层次的人接受，所以在消费时代会有不竭的生命力。而这种形式上的灵动也是一种艺术自由精神的表现，这种自由与社会整体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层面之后所产生的思想氛围的相对自由有着巨大的关联。流行文艺与生俱来的感性和自由的表达方式使它十分易于被大众接受，在市场中，它足以找到自己的受众并且存活下来。它自由、鲜活、多姿多彩，和“文革”时期那种死板的、一元的文艺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十年的政治高压之后的自由市场当中，人们积压已久的对自由鲜活的文艺形式的渴求一下子有了得到满足的希望，因此也容易对各种多元的、自由的文艺形成一种无条件的认同心理。流行文艺是最能承载多元自由文化的文艺载体，所以会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
流行文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市场经济的消费热潮中，当民众去购买流行艺术品的时候，就已经在为这种艺术形式贡献力量了。对经济的重视、对物质追求的合理化是大众思想解放的征兆，因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之等同于拜金主义等不良的价值观。虽然社会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带来了道德和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多元和自由也是有目共睹的。
市场经济对文艺的冲击引起了文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官本位、等级观念、平均主义、依附意识等传统的具有封建意味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平等、法制、竞争意识得以凸显，个体利益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也就是说，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国策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单一控制，文艺有了一定程度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众思想更加自由开放。因此，当代流行文艺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经济原则的驱使之下形成的多元并存发展态势，以及在此过程中文艺形式的不断流变。这也影响到了主流的文艺政策，使其不得不追随时代的脚步而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的文艺价值观。
流行文艺价值的形成归根到底取决于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就是受众的心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就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心理状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到思想观念的逐步开放，从文艺组织体制的日益稳固到自由创作的蓬勃发展，从文艺现实作用的极度强调到文艺审美功能的重新提倡，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和接受者看到了自己和世界文艺间的差距，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文艺理念，追赶先行者。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的频繁使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更为便利，中国民众在吸收国外文化的同时自觉地将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期统一意识形态的延续和突如其来的境外文化的冲击、消化、重组，形成了一种兼具中西方文化特质的新型市民文化。这种新型市民文化在市民阶层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社会整体价值呈现出多元的取向。但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背后，又隐含着某种矛盾对立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方面，中国文化开始走向色彩纷呈的解构大潮和世俗大潮。流行文艺的接受者大多是年轻的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流行文艺最核心的群众基础。他们生活在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时代，对文化的追求更加纯粹，对文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大众开始关注当下的幸福，开始不断满足自己感性的和审美的需求。流行文艺大多并不追求终极的价值，而是对人性当中细微的、直观的感觉进行合理化的表达。西方的“上帝死了，我们还活着”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民众当时的处境：当我们找不到一种存在的终极价值的时候，所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当下的喜怒哀乐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有人说当今社会“诗歌在流行歌曲中”，人们不去阅读诗歌，而是聆听更多的流行歌曲，在音乐中品味诗歌。传统的文艺形式在当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容易被接受的东西，而不去理会所谓的高雅和深奥。流行文艺扩张了人性的需求，大雅和大俗在流行文艺中都可以进行消费和推广，这成了它存在合法性的基础。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出现，在逐渐认可世俗生活合法性的时代里，流行文艺恰切地迎合了这种风气，通俗而真实地反映大众审美趣味。
因此，流行文艺也就具有了一种鲜明的草根特征。草根文化的大众认同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认同，意在消解神圣、崇高的东西，而将日常世俗的情感和欲望合法化。“草根”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存在，他们遍布各个地方，虽然力量弱小却有燎原之势。在中国流行文艺这片土壤上，是广大的草根群体为之撑起了一片蓝天。草根群体的需求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文艺的生长建立在符合草根群体胃口的基础之上。这个群体不去思考过于深奥的东西，只要是能够表达草根群体心声的文艺，就会赢得大量的支持。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成功，就是因为迎合了草根阶层消解神圣的愿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星驰的系列作品。出身平民的周星驰在电影当中的无厘头风格，把英雄主义和正统严肃的东西演绎得滑稽可笑，在让人捧腹的同时也得到了一种打败权威的快感。这不仅是出身香港平民阶层的周星驰一个人想表达的东西，也是“草根”潜意识的心声。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同样意味着价值观的某些失序和混乱，这是社会文化焦虑心理的来源。近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整个民族的记忆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会面临价值混乱和迷茫。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又恢复了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但是在短时间内并不足以建立起完善的文化环境。没有坚固的文化信仰之根是民族文化转型面临的最大难题，我们难免会面临这种虚无和迷茫所带来的阵痛。这样的文化环境显然不能培育一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青年人，他们会自由地接受比上一代更多的传统文化，但同时又充满怀疑和批判，当中国的青年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寻找真正的养分、寻找精神支柱的时候，文化的找寻、文化的焦虑、文化的无根便成了社会现象。
可以说，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动荡之后，理想主义价值所带来的现实残酷瓦解了人们对严肃与崇高的集体主义价值的崇拜与信仰。主流意识形态所能提供的理想和价值取向不足以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反而有时候因其空洞而流于说教，在许多人心里形成某种排斥。如果社会核心价值观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性，重新扩充和丰富自身的内涵，也就很容易导致其只是提供一种虚无缥缈的社会理想。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社会文化景观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杂的状态。文化面对困境，经济却蓬勃发展，这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性的焦虑和浮躁。浮躁就意味着浅薄，浅薄使人们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面对流行的风潮，大多数人来不及思考就已经接受。已经接受的未经咀嚼便丢弃，转而注意更加新鲜的东西。在焦虑与浮躁的社会文化心态之下，人们更注重追求物质和感官的享受，感性的甚至是感官的流行文艺便会迅速蔓延。当大众来不及思考，流行文艺对精神的表达往往便成为一种短暂的迎合，看似凝聚了很多时尚的元素，却没有深入骨髓的真实，甚至用感官的麻痹来逃避真实。
流行文艺的影响是广泛的，其短暂性的缺陷会被层出不穷的替代品弥补。大众的广泛需求，必然会使流行文艺的价值更加凸显，它承担着一种文化建构的使命。年轻一代接受什么文化，中国的未来就会有怎样的主流文化。所以流行文艺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