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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刮起的“流星雨”恍如昨日，那时还只是一阵“零星小雨”，而今天，《致青春》《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爱情公寓》《奋斗》《花非花，雾非雾》等青春偶像剧犹如一阵阵狂风暴雨掀起了影视界的轩然大波。偶像剧以其高收视和高产量成为流行文艺当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偶像剧的概念源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诸如《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等以偶像明星主演的剧种，称为“Trendy Drama”，即“趋势剧”或“爱情时髦剧”。1991年底，香港卫视中文台开辟了偶像剧专场，专门播放日本制作的“趋势剧”，此后，偶像剧这个约定俗成的电视剧类型在中国流传开来。究其形式，偶像剧指集数不多、大量采用面貌俊美的演员、搭配符合社会流行的造型服饰和现代场景，以细腻爱情戏为主，以青少年为主要收视对象的剧种。而在本质内涵上，它不仅涵盖和表现当代青少年人群的生活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紧扣当下的流行趋势，引领社会时尚和时代潮流。
中国第一部学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于1998年问世，浓郁的青春气息为电视剧事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但之后的几年青春偶像剧无论在质量和产量上都没有取得观众的广泛认同，“因为没有过硬的艺术质量，青春偶像剧一度被认为黄金时段的‘票房毒药’，各上星卫视纷纷敬而远之，只是排在白天或深夜时段播出”
。经过几年低迷曲折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显然脱离了自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文化传统，开始了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消费主义语境下主体的零散化以及人们对美好单纯情感的渴求，都促成了青春偶像剧的流行。大陆电视剧市场集中而迅速地出现了一批以都市年轻人和大学校园生活为题材的青春偶像剧，偶像剧市场从此进入兴盛阶段。
偶像剧作为当代流行的一种大众文化，不同于精英文化致力于公共关怀的视角、引发深远的思考、生产经典的意义，它与现代性社会的感性欲望、快感刺激、娱乐消费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偶像剧的产生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生产机制有着深层的因缘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偶像剧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副产品。特别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物质的丰富程度超过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经济的再发展就取决于对人性感官欲望的最大激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能欲望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是一致和可行的。刘小枫也指出在现代社会“享受感性快感的程度，成为对人生的终极辩护”。感性欲望诉求不但本身构成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要通过文化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偶像剧就在这种情境中应运而生，它借助现代电子媒介，通过营构一个个物象的盛典来“生产需求与欲望，动员欲念与幻想、政治与消遣”。
偶像剧正是由于其平面性、感官性、欲望性、消费性、娱乐性等特征，曾一度被学者们或评论家们鄙夷和不屑。很多人甚至认为偶像剧幼稚可笑、脱离现实。然而，我们不能以文化偏激主义去否定一切。在时尚元素的包裹下，青春偶像剧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而不只是肤浅与幼稚的代名词。偶像剧能为大众所喜欢与追随，总有它的理由。它们至少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积极因素。同时，作为最受青年群体欢迎的电视类型之一，偶像剧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积极建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主导意识形态正需要借助偶像剧的媒介力量，通过寓教于乐和润物无声的方式，积极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引导和建构。
青春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追忆的盛世年华。青春期是人的生理、心理、认知和社会情感急剧变化、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是由儿童逐渐发育为成年人的过渡时期。无论是从生理发展还是从心理体验上讲，青春的本质都不仅在于年轻和活力，更在于个体的蜕变和成长。青年的成长是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时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深入和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面对各种主义、思潮的冲击，特别是媒介时代各种信息的轰炸和图像刺激，人生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更是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发泄的豁口，需要寻求一种遥远的亲密感来满足其对归属与爱的需求，来缓解生活中的枯燥与无奈，得到某种替代性满足，即便会与现实有违背，却也正是这种超越现实的爱与温暖，可以让心灵得到暂时的宁静与安稳。”
在这种语境中，艺术作品中的青春主题和青春叙事成了较受青年受众追捧的对象。“许多视觉艺术作品对青春的描绘，体现为对新的自我视像的描绘、认知、痛楚的表达及其心理治疗。”
如青春文学作家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辛夷坞等，他们用极富张力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展现了当下青年人成长时期的疼痛和美好。而《致青春》《小时代》《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等影视剧则通过唯美的视听影像，尽情演绎着动人、浪漫、伤感的青春爱情故事。
从20世纪90年代青春偶像剧的发轫之作《十六岁的花季》《北京夏天》《将爱情进行到底》，到21世纪热播的《奋斗》《新闻小姐》《永不瞑目》《玉观音》《男才女貌》《白领公寓》《粉红女郎》《一起来看流星雨》《丑女无敌》《爱情公寓》等，大陆偶像剧的涌现伴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历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丰富，并形成形式多样的亚类型：比如反映校园生活题材为主的偶像剧（《红苹果乐园》《恶作剧之吻》）；比如由校园内延伸至校园外，再现当代大学生“后校园时代”青春感悟的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奋斗》）；或把故事背景放入古代宫廷或民国时期的偶像剧（《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或反映都市现代生活的偶像剧（《白领公寓》《爱情公寓》）；或把爱情剧与警匪剧进行嫁接、糅合的偶像剧（“海岩剧”系列）；甚至具有主旋律性质的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以上只是从题材角度对偶像剧的类型作尝试性的划分。表面看，偶像剧貌似类型多样，但从深层的叙事形式和母题探析，偶像剧通过高度同质化的叙事方式表现了青春的迷惘和躁动、青春的叛逆和成长，以及伴随着对青春苦涩而美好的回忆。
迷惘和躁动不安，是青春叙事的主要基调。处于青春期的个体生命，一方面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而独自飞翔；另一方面由于自我认知和资源能力的不足，加上生理期对性和情感的懵懂、困惑和冲动，以及常置于人生的十字交叉路口无法抉择的痛苦，而时常陷入无所适从的青春萌动中。更遑论当代社会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实生存之流中，早已把芸芸众生抛入了一个不知所终、惶恐不安的生存境遇。偶像剧正是紧密契合和表达了当代青年人的思想和情绪体验以及暗合社会的时代变迁。
《将爱情进行到底》描绘了一批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社会群像，我们可感受到他们在面对友谊、爱情、事业、人生等方面的苦闷困惑和彷徨挣扎。相较于《将爱情进行到底》，时隔十年的《奋斗》虽在题材上相似，但其反映的对象是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青年，他们面对从象牙塔走出后“三高”时代（高房价、高物价、高消费）的生存和竞争压力，以及消费主义时代的欲望膨胀、刺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在处理理想、情感和人生的问题上更加复杂矛盾和充满变数，其中伴随着的就业困境、情感困惑和事业迷惘无不是青春期个体生命的表征。
反叛和成长是青春叙事的重要表象和主题。青春期特有的迷惘和躁动的情绪深层，所蓄积的正是一种叛逆和奋进的力量，而成长是其必然的归宿。一方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反叛是青春期特有的一种行为特质，是青少年自我人格和独立意识逐渐增强的自我体认和膨胀期，因而异常反感长辈的说教或者管制，强调“我的青春我做主”，哪怕是困难重重也要青春无悔走一回。比如《奋斗》中的男主人公陆涛异常反抗父辈们的说教，不论是养父陆亚迅，抑或是生父徐志森，他宣称：“凭什么我要听你的，这是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我的青春谁做主》的主题曲这样写道：
谁说有家就必须回家/天天回家就不想家……我是我而不是你的影像/别再说我行不行/别再管我听不听/可怜天下父母心/爱我不是帮我做决定/别再说我醒没醒/别再管我赢不赢/让我自己做决定/一个人决定/我自己决定
另一方面，“叛逆”“颠覆”等话语又与时代思潮和现代话题高度一致。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80后和90后，他们生长的年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起传统的思想观念，他们更愿意选择和接受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后现代思潮等时尚观念也很容易在他们心中落地生根。“反叛”具体所指为不按照常理出牌，对传统方式和价值观背离。如《十八岁的天空》中玉树临风、穿着时尚的古越涛老师，其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和态度受到了学生的一致爱戴，这与传统印象中古板守旧的教师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奋斗》中杨晓芸与向南的“闪婚方式”（随意、冲动），便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反叛。青春剧强烈地表达出了校园青年在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后不断成长中的个性精神：孤独、忧伤、骚动以及对传统社会体制的反叛。他们对成长过程的反思并非没有价值，而是真实地反映出这一代青年人对社会传统制度、思想的看法，对新的人际关系的评价以及对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思考。
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青春的终结是以拥有恒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标准的“独立自我”的确立为标志的。反叛和磨难，相对于这个结局来说，都只是成长必需的过程。成功的偶像剧，其结局一定是以主人公结束反叛、确立较为稳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为标志的。
比如《流星花园》结尾中F4的成长和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蜕变，《北京青年》中何氏四兄弟对人生目标和理想观念的重新确认。总之，青春剧以其生活化的叙述方式将青春、叛逆、爱情等主题编码到电视剧的叙事之中，对“成长”这一叙事母题进行了丰富的阐释，故事中所刻画的“困惑和迷茫”“叛逆和颠覆”等矛盾冲突最终在青少年“改邪归正”中落下帷幕，而其“正”的内涵无不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所倡导和构建的内容。
青春需要偶像。偶像崇拜是青少年这一特定年龄阶段心理的一种表达形式，它作为青少年与情感表现的完美形式，是他们能够接受，同时又能充分表现自我与独立意识的情感依托形式。同时，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同一性混乱和同一性形式相冲突从而获得新的同一性的时期。有些青少年热情地寻找崇拜对象，这有助于他们获得稳定的自我同一性。调查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迅速变迁与价值观的变化，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呈现出从英雄、大师到偶像明星、社会名流的转换。然而，偶像剧的“偶像”塑造并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表层的对青春靓丽的偶像派明星的倾情包装和打造，更为深层的是，影视剧通过全方位的影像呈现的“拟态化”书写，为青少年观众塑造了令人崇拜、羡慕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青春偶像剧作为大众文艺的流行方式之一，在题材的选择和叙事方式上具有高度同质化的倾向，偶像剧的人物叙事也具有模式化和脸谱化的特征。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爱情模式依旧是电视剧亘古不变的生命主题。
青春偶像剧择取来自现实客观世界广受热捧的事物，如青春靓丽的俊男美女、时尚多变的服饰妆容、美轮美奂的现代建筑、琳琅满目的购物商城，通过对画面的剪辑、声音的处理等技术工作的提升，电视剧为观众呈现了意义纷呈的意象和镜像世界，如人物的青春意象（时尚、靓丽、活力、个性）、都市的繁华镜像（酒吧、豪华餐厅、摩登商场、星级酒店等），使来自现实生活的“符码能指”完成了文化层面的“表现所指”。同时在现实物象的能指和表现所指的互文共构当中，一种高于文化层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主题意蕴不断生发出来。如韩国的《对我说谎试试》《浪漫满屋》《拜托小姐》等剧目通过服装、发饰、化妆等符号化描摹，塑造了青春时尚、智慧美貌而又不失现实传统的偶像人物，同时以豪宅、高级会所、奢华购物广场、豪华商务大楼等营造的都市幻象作为叙事的背景，使他们从服饰妆容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成了潮流时尚的引领者，从侧面烘托出韩国社会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而观众在接纳人物的同时不自觉地陷入影视幻境，并在潜意识中试图通过对剧中偶像人物的模仿来重塑自我的生存环境。
与韩国偶像剧相比，大陆的偶像剧叙事多了一份真实，少了些梦幻的虚拟夸张，通过更加生活化和平民化的叙事，在含蓄中充盈着催人奋进的力量，在大胆中示人以适当的自持和反思。电视剧《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同样抒写了青年一代青春激昂的奋斗与情感历程，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北京，但是电视剧文本在整体叙事基调上更加平实化，无论是演员的服饰、妆容等形体塑造，人物语言、行为性格等思想形象塑造，或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生活场所、工作场所等），抑或是故事的情节设置等都少了些童话的梦幻色彩，而多了对现实生活的写照与人物成长轨迹的描绘。即便《奋斗》中陆涛的父亲是公司的大老板，《我的青春谁做主》陆毅饰演的男主角周晋是某房地产公司的CEO等，但这样的背景并不纯粹为了炫富或者刺激个体欲望，而是在叙事中更加衬托、激化和突出了青年们在经历成长时、在个体奋斗中所面对着的无法抹去的矛盾、痛苦和挫败，其间还夹杂着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转型中使青年人承受的压力、迷茫和抉择。诸如《奋斗》里的陆涛在一段时间的矛盾纠葛后，终于确认了自我的人生价值观，离开了其生父徐志森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其父灌输给陆涛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视金钱和事业为全部价值的冷漠人生观），选择了踏实、奋进、独立、温情的具有中国伦理底蕴的“立志”人生观。这正是中国的主流价值所努力宣扬的。
青春偶像剧的“偶像”镜像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符号意义能使青少年摆脱身份的焦虑，构建自我身份的认同。拉康镜像理论认为，幼儿在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的“自我”建构，而帮助自我建构的是镜子中的虚像。从镜子阶段开始，人们始终在追寻某种形象，并将它们视为自我，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偶像剧的电视影像是青春个体生命成长的重要镜像，作为具有亲密伴随性和引导性的资源，它所呈现的某些形象符号、价值意蕴必然成为青春个体认同的目标。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对偶像的崇拜并不是为了真正成为偶像，只是借助偶像来解决建立独立自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困惑和冲突，从偶像身上获得自我价值依附的源泉，排遣被分离后的自我焦虑、烦躁和孤独。在对偶像的膜拜中，青少年也在一次次地强化自我、实现自我认同，进而寻找和现实的契合点，为形成独立自我做准备。而偶像剧中健康向上的文化追求和价值人生观，也在获得了青少年认同后，成为青少年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建构的重要参照。
对青春偶像剧的叙事特征所做的上述探讨有助于打破一种惯常的情绪化判断，即认为青春偶像剧以及与之相关的青少年流行文艺形式，诸如动漫、网络小说、流行歌曲等，皆为肤浅幼稚的文化快餐，其目的只是为了快感刺激、眼球效应、商业利润，而与意义生产、审美精神无关，除了把它们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或当作主流和精英文化的低劣对手加以批判与压制，不值得学术界特别的关注。然而，在偶像剧所构建的镜像叙事中，意义与快感的流通是并行不悖的。青春偶像剧强烈地表达出青少年在成长中的个体生命感悟和精神诉求：孤独、忧伤、苦闷、骚动以及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反叛。通过独特的青春叙事和偶像书写，折射出这一代青年人对传统观念的看法、对新的人际关系的评价以及对自我身份如何建构和自我价值如何实现的思考。青春偶像剧也是有价值判断的，他们既有忧伤痛楚，也有温情细腻；既有感性冲动，也有反思自省；既有彷徨叛逆，也有励志进取，其中的爱情观、人生观、自我价值观整体上是积极健康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并行不悖。
其一，偶像剧对人性真善美的刻画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拥抱与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传统伦理精神的宣扬是主流文化一以贯之的主题。其中韩国偶像剧中对儒家传统理义道德（诸如尊老爱幼、诚信友爱、善良仁义）达到了极致而完美的表现，有一种让人在家长里短的生活叙事流中沉醉和感动的“折杀”魅力，是值得国人借鉴的宝贵经验。大陆青春偶像剧的主题表现也贯穿着真、善、美的主旋律，但在细节的处理方面，没有韩剧那样的温情和细腻。在剧作文本的整体叙事中，无论偶像剧的故事和情节如何跌宕起伏，人物关系如何繁杂纠葛，也不论男女主角性格如何，但他们一定心灵美善；或者一方被另一方的善良、正义征服、打动甚而蜕变，在情感和思想方面达到升华和净化，这样的叙事逻辑无一不是对人性美的肯定和彰显。在观剧过程中，青少年一方面为偶像们的理想结局拍手称快，获得审美愉悦和快感；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善的肯定和褒扬，在不自觉中成为善的潜在执行者。诸如《我的青春谁做主》中赵青楚对周晋的感化和人格提升；《爱情真善美》中夏天美的善良、宽容、谦让以及最终让她“守得云开见月明”等，都让观众为之欢呼雀跃。这些美与善的故事经过偶像的演绎既令剧中人物可亲可敬，又对青少年健康的人格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参照作用。
其二，表现出对青少年健康婚恋观和励志人生观的建构作用。励志、爱情、友情、时尚等，是青春偶像剧叙事的核心主题，而励志与爱情元素几乎贯穿了每部青春偶像剧。青春期的苦涩和惆怅、躁动和不安，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共有的心理特征，是生理上荷尔蒙激素产生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对异性表现出不可抑制的好奇、冲动和敏感，渴望找到理想的爱情和情感的归宿是每个人年轻时共有的生命体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吸引年轻受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青春偶像剧所表现出的爱情大多是唯美的、纯真的，爱情至上，坚贞不渝，甚至很多时候被处理为青年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对传统门当户对等封建观念和世俗功利观念的叛逆，把爱情化作一股勇往直前和催人奋进的力量。这些由偶像扮演的痴情男女无疑给了青少年关于爱情的启蒙教育，尤其在这个金钱和财富表征一切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爱情和婚姻都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易和消费的商品，偶像剧中所上演的唯美纯真爱情观，无疑是对当下日益泛滥的情感交易的有效疏离与公然抗拒，这有利于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伦理观。
“励志”标签的主题叙事又是当今偶像剧的一大亮点。自从2004年韩剧《大长今》的热播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后，2005年中国大陆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士兵突击》《杜拉拉升职记》《丑女无敌》等掀起了以“励志”为主旋律的青春偶像剧热潮。青春偶像剧塑造了青年群体经历困惑和挫败后勇往直前，经历成长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这些青年群像的塑造不仅是青春生活的再现，更承载着时代精神和社会的主流文化，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多元价值观。而其中的励志主人公也开始“草根化”和“平民化”，更接近平民百姓的生活，诸如没有背景靠单枪匹马在职场打拼的“杜拉拉”们、“无敌丑女”们。在“弘扬主旋律”观念的引导下，大众文化向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念靠拢与回归，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也在借助大众文化进行更广泛的传播与阐释，在这样的情境中，青春偶像剧与主旋律实现了共识与互动。
我们无法否认，涵蕴丰富的新生代青春寓言的偶像剧在给青少年受众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如对时尚、服饰和奢华的过度凸显使青少年易养成追逐名牌、享乐消费、沉迷物欲等不良嗜好，其中营造的爱情梦幻更容易滋生早恋倾向和虚幻主义，其中所彰显的任性自由、冲动叛逆的情节更容易误导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它被冠以世俗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标签，向受众灌输一种低级趣味、短暂的欲望快感，或以负面的姿态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精神，因而常遭受学界和批评界的冷落和批判。然而，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少年个体，他们在生活成长中早已依赖和习惯于图像、影像、媒介所呈现的流行文艺方式，特别是青春偶像剧对他们的成长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关于偶像剧的生产和传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议题。一方面，青春偶像剧怎样在产制过程中追求“绿色收视率”，挖掘或增添社会现实质感，鼓励青少年勤勉拼搏、积极进取，构筑完好的叙事文本的同时折射出深刻的主题意蕴；另一方面，怎样提升媒介素质教育，使青少年提高自我甄别文艺节目的能力和树立健康健全的自我价值观念，这是青春偶像剧必须面对和思考从而获得良性发展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