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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伴随着电视台的诞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程，自1958年首家电视台试播之后，同年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面世。历经近60年的发展演变，今天的中国电视观众已经达到数以十亿计，而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则达到了1.7万部（集）。随着电视的普及并晋升为“第一媒介”，电视剧成为国人阅读故事、消费故事的“第一载体”。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花费150多分钟看电视，其中用于收看电视剧的时间就超过1小时，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电视频道最多、电视剧产量最多、电视剧观众人数最多的电视大国。
我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的责任与使命。尽管电视剧不是新闻发言，没有直接的宣传作用，但几十年来，电视剧文艺宣传的功能一直没有改变。电视剧的生产和发行都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允许范围内运作，最起码不得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背离。然而，娱乐功能与宣教功能其实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位。电视剧对主流价值观的承载、叙述与表现方式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传播的博弈关系，都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文化语境、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说早期的电视剧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具，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的急剧发展与转型，电视剧与主流文化及其价值形态的关系形成了对立融合、渗透与对话的多边复杂关系，在不断分化的社会场域中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效应。两者的紧张关系或显或隐地贯穿在中国电视发展的风雨历程中，既映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化、冲突和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文化潮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1958年6月15日，试播仅一个半月的北京电视台就直播了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标志着我国电视剧文艺的诞生。这部根据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电视剧讲述了吃过饭的妹妹拿一块枣丝糕逗狗玩，二姐看见后加以阻止，由此引出她对1949年之前全家悲惨遭遇的回忆，妹妹听后深受教育。剧作旨在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要珍惜粮食。《一口菜饼子》这部最早的电视剧以姐妹冲突为题材、以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忆苦思甜为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以后20年间中国电视剧“政治文化”的传统，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集体伦理价值、现实认同趋向的表达载体。
早期电视剧的传播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管理机制紧密相连。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文艺管理基本上沿用、继承和完善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对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选择了苏联“中央集权型”对文化事业进行高度集中和统一管理的体制，强调把文化事业作为政治宣传工作的一个部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某一时期的政治中心服务的功能，以政治宣传活动的形式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电视剧生产以行政手段来组织，由官方意识形态来决定剧目的投产，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政府机构，电视剧不会进入市场，主要注重社会效应和政治意义。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主要承担宣教任务，电视文艺成了典型的“革命文艺”。
在发展初创期，尽管由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电视文艺的创作手法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想建设风潮，整合新生社会文化秩序上，也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成绩和经验范式。北京电视台共摄制了《一口菜饼子》《焦裕禄》《江姐》等80余部电视剧，上海电视台则在《红色的火焰》之后，陆续播出了《姐弟血》等35部电视剧，广州电视台在这一时期共播出《谁是姑爷》等30余部电视剧。在长达八年的直播时期内，电视剧发展较为缓慢，中央和地方电视台共播出电视剧（包括电视小品）180余部。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主题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风云，表达了对集体伦理、革命至上、爱国主义热潮的呼吁，几乎都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电视媒介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教工具。
“文化大革命”伊始，电视剧的发展遭到扼杀，电视剧生产陷入了长期停滞的荒芜状态，电视剧制作部门被全部撤销，电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信心和艺术勇气都受到了严重干扰和沉重打击。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全国电视剧只有《考场上的反修斗争》《神圣的职责》《杏花塘边》三部图解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的作品问世。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电视台反复播放的只有几台样板戏。面面俱到的创作指令和苛刻的政治要求，严重限制了电视文艺创作发展的艺术空间和想象力，从而陷入概念化、平面化、人物形象脸谱化的泥潭，“文革”行政令导致了电视剧创作的严重僵化和教条式宣传弊端。
1978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肃清了“左”倾思想，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得到调整，中国电视事业也进入十年解冻之后复苏发展期。
1979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首次召开的全国电视节目会议提出了“大办电视剧”的号召，全国各地方台相继建立了电视剧制作部，先后涌现出一批质量较好、观众评价较高的优秀电视剧。如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青年》、上海电视台的《祖国的儿子》等都达到了初创期的最好水平，有的还有所突破。中国的电视事业逐渐形成了一定格局，具体表现为：电视覆盖面扩大、电视剧在家庭中逐渐普及、电视观众的快速增长、电视艺术的快速成长。以1978年的彩色电视剧《三家亲》的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艺术在紧扣时代脉搏，建构社会主流价值观上，重新回归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
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电视文艺节目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导向形成了积极的呼应与传播形势，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文革”思想的肃清与批判上。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其一，顺应时代命题和政治背景，出现了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伤痕电视剧”（或称“反思电视剧”），如《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电视剧叙述了在特定年代里青年人所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其二，体现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政治冲突的“改革电视剧”登堂亮相。以《乔厂长上任记》《新闻启示录》为代表的改革题材创作，比如，以《凡人小事》《燃烧的心》为代表的歌颂优秀共产党员的创作，以《生命的故事》《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反映新一代青年精神面貌的创作，以《家风》《冠军从这里起飞》《矿长》等弘扬优秀民族美德和拼搏精神为主题的创作，以及《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等优秀剧作，都集中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文艺在积极介入并建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巨大作用。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作品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在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信心，重塑时代价值观，重构人伦与法治秩序，舒缓民众情绪和紧张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应与传播业绩。
然而，也有一个隐性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在重视政治批判、思想启蒙、艺术探索的同时，另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在悄然滋长，从而促使电视文化悄悄地尝试转型和变化。以1980年央视播出的《敌营十八年》为标志，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并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
诚如尹鸿教授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文化作为过渡，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开始逐渐向大众文化形式转化。这种转变当然不仅仅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同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一定的政治保障。
在这样的时代契机下，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期。
叙事学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价值观、人生观的是非曲直，是艺术的灵魂。价值观的腐蚀便会带来与之相应的故事的腐蚀。我们必须首先深入地挖掘生活，找出新的见解、新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创造出一个故事载体，向一个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来表达我们的理解。”
电视剧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表述从其诞生至今从未停止过。时代生活、社会思潮、文化观念的演变使得电视剧对于主流价值观的镜像表现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路径进行创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性双轨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国家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荣、整合、有序等时代图像，也在这一时期的电视镜像中扎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桥的过程中，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笼罩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市场和现实。中国电视剧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对话权力结构中沉浮，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诉求、民众的文化需求及市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
在多种文化形态的博弈中，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主导文化与市场大众文化的共存。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大量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都成为制约电视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方针和文化战略方面，1989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而在影视创作领域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弘扬主旋律”的创作方针。但事实上，主导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分化和文化生态的多样化，所持的却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态度：首先，在立场上放弃了主流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所守持的“对立—冲突”模式，从而消解了文化建构中激进的政治理念和热情
；其次，对于主流文化具有某种依附性，也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发展逐渐采取了一种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从而使在民间备受欢迎的大众文化正式“登堂入室”。这种文化战略的调整，使得游走于文化边缘的大众文化最终获得了与主流文化并存的身份。与此相反，精英文化话语由于跟国家权力话语的某种不和谐而被悬置，也因为其对大众文化的排斥和疏离，而逐渐被大众“抛弃”。
文艺创作要高扬主旋律，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政策及宣传目标所规定的；文艺作品又必须大众化，这是文艺实现其审美、教育、娱乐功能的一个必由之路。但在以往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中，不少人总喜欢将主旋律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难以共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剧理论界围绕着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话题都展开过热烈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围绕《敌营十八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围绕《还珠格格》所展开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立场、商业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反映了人们在电视市场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抉择。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来寻找结合和协作点，电视剧也在各种思潮和力量的交融共振中寻找和开拓新领域。在此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就是那些在市场与政府、利益与责任之间采取了一种妥协合作的“政治立场”的通俗情节剧，如《北京人在纽约》《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英雄无悔》《人间正道》等，无不是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的典型，并掀起了电视市场的收视高潮。它们用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建构了当今电视文化叙事的主流基调。
主旋律与娱乐化、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在电视剧中的交融共振表现在两方面。在内容方面，电视剧尽力回避直接宣扬国家意识以及党的政策思想，减少了刻板的正面说教，竭力在各种日常事件、世俗生活、现实场景、婚姻爱情中歌颂人性的崇高，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的赤胆忠诚，使之能在情感上更平易近人地引发共鸣，传播手段从“灌输”“说教”到“影响”“熏陶”的转变，力求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在表现形式方面，电视剧从以往的重思想性、轻观赏娱乐性，转变为既呈现了主流的价值观，又更加重视电视文艺的故事性、情节性，以强化戏剧冲突。譬如电视剧《情满珠江》以日常生活化的手法描写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人们的情感、欲望与人性的冲突，围绕着女主人公梁淑贞展开对爱情、友谊、亲情、事业的主题刻画，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歌颂、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礼赞、对爱国主义的弘扬以及对民族传统美德的肯定。《北京人在纽约》则通过“北京人”在国际化大都市纽约的故事满足了中国观众“发财、成名、出国”的三个世俗梦想，同时又通过将美国地狱化和将个人奋斗漫画化的方式，完成了当时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的抵制和排斥。
诚然，代表时代精神的通俗剧实质上更体现了一种大众艺术的主流文化性质，也就是说，社会的主流文化决定着通俗剧的文化精神；而真正能获得广大观众支持的通俗剧，必须自觉地与主流文化一致。文艺的主旋律与大众化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孪生体；只有主旋律的大众化，或大众化的主旋律，才能真正走入观众的视野，融入人们的心灵。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这些通俗电视剧的热播，也证明了在电视这一大众文化中也可能产生精品，产生先进文化。消费主义的思潮并没有阻碍人们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事实上在日益物质化的时代，人们尤其需要精神的指引。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以及改革发展的深度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种国内外矛盾也不断尖锐凸显。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正经历着深刻的重组和变革，任何一种思潮都难以覆盖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话语，整个社会处在多元共生、对话交错的思想价值场域中。
在这一阶段，中国电视走向了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多元权力话语的博弈中，电视文艺所充当的角色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在自身的价值建构、审美精神、生产传播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后学热潮与电视文本的频频结合。尽管中国目前还未真正进入“后现代”，后现代的思潮、现象和观念却不断渗透人们生活、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由此，电视剧、电视节目的娱乐至上的问题及其精神价值的坚守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紧迫话题。
中国毕竟有着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情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儒家文化中对道德、伦理的自律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都规定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始终不会因非理性大潮的冲击而致使内省的理性大坝被彻底冲垮。
诚然，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解构颠覆、无中心无意义、感性快感、拼贴戏仿等特质在与中国电视文本、本土文化相遇结合的时候，发生了微妙的效应和改变。
世纪之交热播的《还珠格格》是一部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作品，“小燕子”的“无厘头”的形象正是源于她的叛逆性，对传统文化、权威的解构和挑战，使之从众多影视女性形象中凸显出来，获得人们的广泛喜爱。“小燕子”因此也成为一个时代和文化的标签，代表着某种解构的精神。然而，解构是一种反叛，它的直接冲动来自人们要求开放和民主的呼声、来自突破垄断式的思想专制和语言权力的霸权主义。因此，来自“民间”的“小燕子”草根形象建构了一种新的精神：一种大胆、平等地追求自由与爱的平民精神。《还珠格格》在一系列看似插科打诨的情节中，始终坚守着儒家伦理的宽容和仁爱的理性情怀。
紧接着，《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武林外传》《爱情公寓》等明显带有后现代叙事特征的文本接连登堂亮相，并席卷了电视收视市场。其中2005年热播的《武林外传》的蹿红标志着中国本土化“大话”艺术的成熟，显示出解构与建构、颠覆与妥协的奇特融合，此片甚至被许多媒体人称为“寓教于乐”的“主旋律”。
《武林外传》表面上虽然充斥着戏谑搞笑的情节和对话，但它所提倡的是友谊、守法、尊师重教，对传统文化道德以及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积极合作的态度。虽然《武林外传》也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曲线”的讽刺，但基本上对主流政治采取了敬而避之的立场。在解构性削弱的同时，《武林外传》表现出了一种“建构”的努力，每一集的结尾都在强调一种主题：依法纳税、真诚、友情、拒赌、环保等。当然，《武林外传》受到热捧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娱乐搞笑。在多元共存的当代中国，“庶民的狂欢”因文化的民主化倾向而有其存在的价值，《武林外传》解构和意义建构的融合不愧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它扼制了大众文艺庸俗化的倾向，探索了“寓教于乐”新的实践方向。
同时，影视文化与主流文化表现为一种互相建构和动态平衡的发展方向。主流价值观对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表现出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影视文化当中所体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构成了主流价值观念建构的要素。
其一，新世纪电视剧以“个体式生存和情感”代替了“集体伦理和情感”。随着新世纪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深入人心，宣示了“人”的解放——个体解放的到来，被“询唤”的主体重新走向个体，昭示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感性欲望的被正视，表示自我“小时代”的到来。如《蜗居》《新结婚时代》《小夫妻时代》《夫妻那些事》《裸婚时代》《咱们结婚吧》《AA制生活》等一大批都市生活情感剧，以都市普通人及其琐碎的日常生活为叙事对象，聚焦于新世纪中国转型巨变期的热点社会问题和民生话题等。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织碰撞当中，电视剧对诸如买房难、就业难、养孩难、试婚、裸婚、婆媳关系、城乡矛盾、夫妻AA制等问题进行探讨，表现了人们在精神追求、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彷徨和困惑。
这些电视剧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首部通俗剧《渴望》，《渴望》在家国同构的叙事当中，通过主人公“慧芳”隐忍辛劳、自我牺牲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把传统的以集体主义和国家为本位的伦理观演绎到了极致；亦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妇孺皆知的《情满珠江》，《情满珠江》虽反映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的价值理念与人性欲望的冲突，但其中核心主人公“梁淑贞”依然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代表。相比之下，新世纪电视剧在价值观的表现方面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电视剧突出的主题就是其现代性特征的情绪表征：个人价值的凸显，对人性复杂和个体欲望的肯定，对个体自由、平等和爱的大胆追逐，折射出由“大我”时代至“小我”时代的改变。如《蜗居》里在欲望中沉沦的海藻；《裸婚时代》中大胆“裸婚”之后又“闪离”的童佳倩以及把结婚对象当成可消费“商品”的娇娇；《AA制生活》里提倡“AA”制生活的何琪；《夫妻那些事》中为了个体的生活品质坚持“丁克”的林君……
这些电视剧都以现代、时尚、大胆、张扬、个性、自我甚至带有自私特点的年轻人作为核心主人公。从青年群体与社会价值观之关系的角度看，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更映射出整个时代变革的步伐。因此，他们在接受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创造出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主导价值观被青年认同与接受的同时，也将吸纳更多青年价值观中具有活性的成分，在青年文化的反哺中走向年轻。电视剧文本背后展示的精神价值与主流价值既有承接又有变化；既有冲突又能相互建构；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被普罗大众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又体现了代表着青年亚文化的当代价值理念和具有时代风尚的行为意识。
其二，“英雄”价值内涵的变化和置换。“英雄主义”写作和“英雄叙事”历来都是文学与影视文本中的母题和重要的叙事方式，尤其是历史题材剧和军事抗战剧。而对“英雄”的崇尚和书写、对英雄内涵和价值的诠释更关涉社会和时代价值观念的演变，对“英雄”形象的公共构建直接彰显了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话语表达。进入新世纪，在各种思想潮流的冲击影响下，“新英雄主义”的语汇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草根”英雄、“痞子英雄”等“反英雄”的英雄形象在各类文学和影视文本中异军突起，平民型（民间型）英雄范式取代了崇高型（伦理型）英雄范式。英雄的世俗化、平民化、另类化取代了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以个体生存为视角的生活流叙事取代了以宏观历史为背景的崇高叙事。如《士兵突击》中傻里傻气的许三多，《亮剑》中桀骜不驯、“亦正亦邪”的“草莽英雄”李云龙，以及《勇敢的心》中由混世魔王蜕变为抗战勇士的霍啸林等，这些人物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身份平凡普通，个性突出，人物性格复杂丰满，远离了假大空的崇高形象，有了“接地气”的真实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尊重个性、宽容个性、张扬个性，追求民主与平等，传递对底层社会与百姓的人文关怀已然成为大众文化评价的内在尺度，成为主流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元素。
此外，政策影响市场，导向引导发展，这是政策导向在市场调控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新世纪电视剧的生产除了受到大众的文化思潮、价值取向的引领，还与电视剧的市场调控、产业转型、生产传播与政策调控不无关系。如在管理标准上，广电总局由过去的重政治审查变为现在的重社会影响评价，从过去的一元化政治标准转变为现在的多元价值取向。这些政策方针的转型升级都为新世纪电视剧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