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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受家风家教的传承影响很大：远祖申包胥“泣血秦廷”的爱国精神；祖父包士通勤俭养德的“耕读传家”；父亲包令仪出仕为官，“掌管冶炼、茶、盐”，不沾分毫、清白自守的品行……祖辈传承对于“生于草茅，早从宦学”一生为官的包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朱子语类·本朝三》记载，包拯还在读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同学寄宿于庐州香花墩兴化寺。“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复招饭，意廑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竟不往。”包拯对姓李的同学说：他是富人，我们今天吃了他的饭，假若今后回到这里来当官，就不好说话，不能秉公办事了。
从这则记录中我们看到，包拯自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报效国家，修身立德，做好了为官的准备。请吃、吃请，一般人都认为是小事，独包拯想到：富人为什么平白无故请吃饭？吃了人家的饭，人家对你有所求该如何面对？特别是以后当了官，回到地方任职，还能秉公执政么？这一件小事，在包拯看来就是大事了。尚未为政，就能严格自律。令人惊叹的是，包拯在弱冠之年、读书之时就能严格要求自己，在求取学问的同时养德修身，防微杜渐。
宋以后，很多史籍志书的记录、传记、包拯的墓志铭，都记载有他在端州任职“岁满不持一砚归”的事。端州还流传有包拯离任时“掷砚成洲”的传说。据张国华著《包拯身前身后事》所述：“‘包青天’之美誉始于知州任上。”举的就是征砚“方足贡数”这个事例。
北宋时期，端溪名砚成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非常珍贵。宋代徐似道在《买砚》一诗中感叹：“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这位诗人因为迷恋端砚之精美，把准备还乡后拿来买山的钱买了一方端砚。在把玩这方砚台的时候，他又感叹说：我什么时候能有钱再买回一座青山呀。
端砚由于珍贵，便成为宫廷的贡品。因为成了贡品，便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借征收贡砚之名，横征暴敛。《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记载：“且独闻孝肃时，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公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此其律己之义，凛乎严凝，盖有肃于秋霜，而寒于冬雪者。”
包拯首任州一级行政长官，是一个只有八品的小官，要杜绝上上下下各级官员的横征暴敛是十分困难的，他没有抗衡征砚官、转运使、提刑官权力的力量。但是在他所管辖地方，可以公开征砚的数量，非常透明，让百姓心中有数，使高官权贵也心知肚明，有所顾忌。他在州官的权力范围内，公示“制者才足贡数”，多征一方就是贪污，即使权力再大，势位再高，有谁敢踏进雷池半步！这就堵住了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的源头。
在“才足贡数”中，我们同时看到了包拯的严格自律，“肃于秋霜”“寒于冬雪”，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按照大宋律例，官员离任，是可以带走亲友馈赠或自己购买的一些地方特产的。包拯却严格要求自己，“岁满不持一砚归”，包拯不谋端州一片石，坚持一个全职文官廉政清白的操守，体现了他恤民为本、勇于担当的精神。
《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载，包拯“为节操为政事，则足以动明主服生民”，这并非过誉之词。在九百三十余年之后，1973年，合肥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包公及其亲属的墓葬时，在包拯及其子孙的随葬物中，没有发现一方端砚。在包拯的坟茔中，也只发现他在知端州时从家乡带去的那一方六寸歙砚。端州百姓呼之为“青天”，给他立下祭祀的神位，流传着“羚峡掷砚”的传奇，千年至今，香火不绝。
“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贪污腐败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毒”，只有包拯所说的“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能够防御。
一个泱泱大国，需要庞大的全职文官队伍。自古至今，无论法制多么完善，都需要有人来执法，而人更需要以德来制约，这才能“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包拯离开端州之后，端州建起城墙，仅2 800多米长，百姓也只有万人上下，而如今的端州区已有数十万众。作为全职文官更必须清廉自守，否则“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包拯升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当上了开封府尹。开封府旧有规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贪官恶吏借此敛财，脸难看，门难进，不拿钱来打点，就进不了府衙大堂。“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说的就是这天子脚下的开封府。
包拯刚坐上开封府大堂，便做出决定：“开正门，径使至庭，自言曲直。”将长年“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门禁打开，让办事人、诉讼者直入大堂诉述。破旧制，立新规，这一破一立，改革了诉讼制度，堵塞了贪腐之门，开通了便民之道。包拯废除旧制，立下新规，整顿吏治，杜绝贪腐，使刑法清而政气新。
蔡河是北宋京都漕运四河之一，起自河南新郑，导洧、溱诸川东北流入东京，折东南出城经陈州入颍。河水清澈，京南、淮西一带的舟楫皆沿此河抵达京城，给开封百姓带来许多方便，故蔡河又被称为“惠民河”。由于两岸榆柳成荫，风光秀丽，环境优雅，朝中高官显贵，权势豪强者，便在两岸建造花园水榭、楼堂馆所，致使河道逐年淤塞。惠民河成了害民河。
嘉祐二年（1057）六月，开封连降大雨，洪水泛滥，危及两岸居民。为了疏浚河道，开封府尹包拯下令，将一河两岸的亭台水榭、楼堂馆所全部拆除。
京城“素号难治”，城内碰面都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居者不由以迁，则由以败，而败者十常四五”。也就是说，有差不多一半的开封府尹因为得罪了权贵而丢了乌纱，连“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也因为得罪权贵而黯然离去。那些权贵豪强恃势弄权，伪造契约，与包拯纠缠。包拯实地测量，寻找到深埋地下的界石，又将伪造的契约收集起来，调查核实，拿赃取证，指伪斥奸，致使皇帝、宰辅也无法相护，使权贵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齐夫先生撰文说：“‘法立奸胥畏，官清凭素心。’是轻易不写诗的包龙图写的诗。”这两句“包龙图写的诗”，未见有史籍志书的记载。笔者猜度可能是齐夫先生把别人写包拯的诗，误为包拯自己之作了。或者是见自哪一部传奇、小说或是戏曲作品、说唱文本。而整顿蔡河，包拯确实是“威名震动都下”，“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当时京师有谚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一个国家必须有一支为国效力、为民请命的全职文官队伍，责无旁贷地为社稷、为百姓效命。包拯成为京官，从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使到枢密副使。职位变了，官做大了，但是目标没有变，初心没有改，他的目标始终放在整顿吏治上，无论在什么职务上，都高悬反腐倡廉的利剑、实施整顿吏治的主张。
包拯弹劾的官员，既有京朝显宦，也有地方大员；既有行政长官，也有监察要臣。受到包拯弹劾或惩治的贪官，有贪污行为的有张尧佐、张方平、范宗杰、石待举、王逵、王涣、任弁、魏兼、张可久、张若谷……这些人贪污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有贪污自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违法经商，勒索“羨余”，馈送“苞苴”，监守自盗官府财物，恃势强买他人房屋田产，不一而足。无论多高的官、多横的吏，包拯都针锋相对，毫无忌惮，决不手软。
最能说明包拯整顿吏治、反腐倡廉的是，他弹劾了两位在古今都有争议的高官，一位是李淑，一位是宋庠。他弹劾李淑不孝不忠，弹劾宋庠毫无建明。而两位被弹劾的高官又都是有学问的大家，不是等闲之辈。
李淑是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包拯弹劾他“父子受国厚恩，其身久处清华，官职俱显，只以累守外郡，未获大用，几意怀怨愤。遂假前代为名，讥切本朝，迹其用心，诚罪不容诛者也……况母年八十，别无侍子……”包拯认为，李淑家有八十老娘而不恭亲侍养，出仕当官，已经是大不孝了；李淑不想在地方任职，求官不遂，对所任官职不满意，便讥议朝廷，是大不忠。这样的人在朝为官，影响极坏，应“落其翰林学士，与一外任，或令侍养。如此，则怀奸隐匿之臣有所畏惧，不敢谤谎矣”。
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孝是对家的忠，忠是对国的孝。对家不孝是不可能对国尽忠的，这是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粹，也是考核国家全职文官最重要的条件。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只是不忠不孝的人找的一个自以为是的借口，必然形成更为隐蔽的腐败。“蠹盛则木空，吏贪则民弊”，如李淑那样，达不到目的就发牢骚，满足不了私欲就怨懑，毁谤当朝，以求一逞。腐败由此而起。这种人贪恋权位，达不到目的就发泄不满，在全职文官的群体中影响最大，也影响最坏。
宋庠任枢密使，是当朝宰相，比任知谏院（谏官）包拯的官品职级要高得多（包拯晚年只做到枢密副使），而且还是个大学问家、史学家，是很有成就的一代文豪。包拯却毫不留情地上疏弹劾：“臣等昨于二月二十二日，具札子论列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且复求解之际，陛下降诂，未及断章，庠乃从容遂止其请，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也。”
包拯弹劾宋庠，归结起来就是：当宰相七年，什么事也不做，占着高位，不履政事而安处洋洋。包拯指出，“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为之过”，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也是一种腐败，无论史学成就有多大，也不符合一个全职文官的标准。贪着高官厚禄而不谋政事，就是“固位无耻之甚也”。若然一个国家的全职文官都这样，那也就国将不国了，哪里还谈得上强国力、为民谋？宋庠终被罢相。
后人对包拯弹劾宋庠，历史上颇有争议。清人冯景读到包拯的奏议“读之流汗”。他大为宋庠抱不平，说：“庠固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为久，无所建明未为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无耻’斥之，抑何过之深也！”
包拯并没有否定宋庠文学、史学的成就，只是弹宋庠的为官不为。这一点，清人冯景读包拯奏议，虽然“读之流汗”，却未能深刻解读。作为国之首辅，理应为国日理万机，宰相的职责直接关系到朝政的得失、经济的盛衰、人民的祸福、国家的安危。七年无建明，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这种恋着高位不作为，比贪污腐败的危害性更大，作为一个全职文官，怎能够处之洋洋，无动于衷？一个国家的全职文官队伍，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管理队伍，就如一个人运行全身的血脉，不能在任何地方、任何环节出现狭窄、脆弱、瘀阻与闭塞。
北宋张田的《包孝肃公奏议》，分30门10卷，共171篇，加上拾遗补阙，传下来的有187篇。其中很大部分都是整顿吏治、革除弊政。有55篇指名道姓弹劾了当朝官员，被弹劾腐败、无为的官员有64人之多。即使宋庠当官不作为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案例，也是很普遍的案例，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
北宋庆历二年（1042）九月初三日，包拯任端州知军州将满三年。提点刑狱周湛和钱聿到端州巡察，包拯陪同他们游了石室岩。包拯治端三年，政绩卓著，两位提点刑狱十分满意，共举包拯题词刻石，以作纪念。包拯写下了“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包拯同至”20个字，记下了“庆历二年九月初三日”这一时刻。这20个字不张扬，不矫饰，体现了包拯为人做事的风格。送别了周湛、钱聿二位巡察官员，包拯回到州署，在清心堂小憩。回想任端州知州三年，心潮难以平复，见在石室岩题壁的余墨未干，包拯便在白壁上题下了留传千年的《题端州郡斋壁》诗：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
草尽狐兔愁。
往牒有遗训，
无贻来者羞。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首联典出《尚书·舜典》：“帝曰：愈咨伯，汝当秩宗，夙夜惟寅，直哉为清夫。”舜帝对伯夷说，你去当秩宗这个官，昼思夜想，就是要走直道，而要走直道，首先就要清心，这是你应该谨记的。包拯把清心、直道写入诗中，不仅警醒自己，也警醒了古今的全职文官，成为为官的原则。其立言之功，至今不朽。包拯把作为一个全职文官的行为，上升到理论层面、哲学高度，言之磊磊，行之落落，因此包拯也就成为古今的“为政者师”。石室岩题壁与清心堂题诗可称双璧。
添点笔墨，解读颈联。“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两句，在全诗中转折似乎有点突兀，却是包拯触景生情、直抒胸臆。这是包拯知端州军州事三年亲身实践的总结。这三年，包拯在端州和端州百姓一起，亲历了“草尽”之愁，迎来了“仓充”之喜，百姓安居乐业，水疍山瑶趋庭归化，他因此而发出感慨。诗中提到的“燕雀”，是岭南一种特有的喜鹊，小如燕子，当地人称之为峦鹊，说听到峦鹊的叫声，就有喜事来临。这是百姓对丰收的期盼，也是对清官廉吏的期盼。
张田在《包孝肃公奏议》的题辞中说：“公上禆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蠧，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只知忠于君而为得也。”大中至正，恰当地概括了作为全职文官的要求。包拯不是全能的，包拯只有一能，这一能就是做一个“一本于大中至正”的完全、完美的全职文官。千年老包风仪，仍然可以作为今日全职文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