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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所处的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发展改革与危机起伏的时代。宋仁宗统治距离北宋建国已有60多年，国家在经历了长期和平发展的同时，也滋长了许多腐败因素。包公批评当时“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政治局面姑息因循，官员伺机贪赃腐败，人民负担沉重，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统治阶级当中一部分有见识的人物不满意这种姑息因循、贪赃腐败的局面，要通过自强或改革奋起。包公就属于这种有见识的人物。他的廉政事迹主要体现在用人、监察、法纪、自律诸方面。
包公从政于庆历新政时期，他首要关心的是吏治问题，这也是庆历新政中的热点问题。他结合自己长期生活在民间及任州县地方官的经验，先后奏上《论取士》《论县令轻授》《请选广南知州》等疏，指出当时取士用人多不实，挟权势之人耻为县官，“不由知县，便作通判、知州，洎为长吏，昧于民情”。在当时边防未宁、民力困竭的情势之下，“全藉廉干官吏多方绥抚”。
包公认为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在《论委任大臣》中，他说：“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他希望仁宗对文武臣僚的才与不才，要仔细考察。发现好的，“敢任天下之责者，即当委而付之；设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当罢而去之”。指出“大抵今之居位者，挟奸佞则蔽善而背公，溺爱憎则卖直而嫁祸”，政风极为不正，必须加以整顿。“振举纪律，杜绝萌渐，正是可为之时”。只要选拔一批“廉直退让有才之士，择焉而用，置诸左右”，就可使政风大大改变，“向日之失立可矫正，而邪谄苟且忌刻奸险之徒当不令而去矣”。
庆历新政时期，由范仲淹、富弼等人所选用的江东转运使杨纮、判官杨绰、提点刑狱王鼎等，纠举所部官吏，“至微隐罪无所贷”，时号“江东三虎”。随着新政失败，三人皆“坐苛刻下迁”。包公是反对苛虐之人充监司的，不过对其中“行事或有过当”及“非辜被谴”的才名之士，仍主张甄别录用，对犯一般错误的官吏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包公在新政失败后几次上书仁宗《请录用杨纮等》，朝廷最终采纳了这个意见。
包公主张不轻易使用重典，反对用刻薄之吏，对于死罪重刑一定要由所在提刑司亲自审问决断，“所冀刑狱或无冤滥”，但对贪官污吏则主张从严惩处，“法外重断”。包公在《乞不用赃吏疏》中讲道：“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其下又列举两汉及宋太宗朝严惩赃吏的故事，请求仁宗“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包公在执法过程中，坚决贯彻这一主张。如在《请重断张可久疏》中指出，前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任时与部下兴贩私盐一万余斤，本为“一方之表率，而巧图财利，冒犯禁宪”，因此建议对张可久“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以励将来”。朝廷采纳其议，将张可久“责授保信节度副使”。在《请法外断魏兼疏》中，鉴于“前淮南转运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并剩量过职田斛斗等”问题，指责其“在表率之地，故当正身莅下，竭节奉公，而乃不顾朝章，自为非法。窃虑疏决在近，乞不从原减之例”。又援引先朝对同类案件的从严处理，建议仁宗对其“法外重断，以警贪猥”。
包公大力主张从重论处贪官权臣，同时对身边的不法胥吏也严加管教。彭乘《墨客挥犀》卷十记载，包公初知开封府，胥吏曾问其祖先之讳，包公厉声说道：“吾无所讳，惟讳吏之有赃污者。”胥吏“惧而引去”。徐度《却扫编》卷中记载，包公初知府事，胥吏持大量文书以试其能力，包公“悉峻治之，无所贷。自是吏没敢弄以事，文书益简矣”。徐度感叹道：“天府虽称浩壤，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包公39岁步入仕途，从政25年，任职多次变化，而任职时间最长（约占三分之一）的是监察官。其先后任监察御使里行、监察御使、知谏院、权御使中丞，还先后任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均属具有监察性质的监司官；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违法与谏言朝政缺失。
包公多次上书言事，指斥非法，不避权贵，主张改革，兴利除弊。这在传世的《包拯集》中有不少反映。如此集所收170余篇奏议，有一半以上为具体的改革主张或除弊措施，涉及弹劾或指责的各类人员30余人。宋廷评论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欧阳修评论他“谠言正论，闻于朝廷”。仁宗嘉祐中，士大夫相传，“富公（弼）真宰相，欧阳永叔（修）真翰林学士，包老（拯）真中丞（指御使中丞），胡公（瑗）真先生（指侍讲）”。富弼、欧阳修、包拯、胡瑗这四位官员被称为“极天下之望”的“四真”。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杜撰》载：“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故言事无瑕疵者，曰没包弹。”《宋史》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可见他正直敢言、嫉恶如仇，其威慑力与影响力极大。
包公弹劾违法或不称职的重要官吏（知州府以上）一览表
（续上表）
说明：包公在《请重坐举边吏者》《请选用提转长吏官》《请选利州路转运使》等奏议中指责违法或不称职的高官还有蒋堂、李熙辅、张经、刘纬、潘师旦、令狐挺、张士安、席平、曹琰、韩松诸人。包公弹劾或指责违法或不称职的下级官吏、违法或奸诈之徒有韦贵、周景、李绶、任弁、王涣、冷清、高继安、邵宗等人。总计弹劾或指责的各类人员30余人。
包公在监察中还亲自处理一些百姓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庆历三年（1043）冬，陈州（今河南淮阳）一带遇到罕见的大雨雪，至翌年春，大小麦的减产已成定局。知陈州的官员任中师请求朝廷减免本州的赋税，而当地主管财赋的转运司非但不体谅灾民的疾苦，反而决定将每斗五十文的小麦折成一百四十文（当时缴纳赋税可按时价钱物相折，称为“折变”，而官府征收往往不按时价，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即比时价增加了两倍，强迫灾民在征收夏税时缴纳。包公得知此事，立即上了一道《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的奏疏，请朝廷同意按小麦实价缴纳见钱或本色，免添折见钱，减轻百姓负担。此事后来演变成《陈州粜米》的动人故事。
包公看重官员道德操守，痛恨以权谋私。嘉祐三年（1058）六月，他出任御史中丞兼理检使。墓志铭称包公“总风宪”，“有不可凌之势，其所排击，曲中理实”。嘉祐四年（1059）春，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权之便，廉价购买富商刘保衡的住宅。包公认为，三司使张方平作为朝廷最高财政官员，巧取豪夺，“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因此上书劾罢他三司使职位。
仁宗朝台谏官地位不算高，但他们钳制舆情，制约权力运行，实际作用很大。当时有臣僚劝仁宗大权独揽，仁宗说：“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仁宗朝注重发挥监察作用，以利于集思广益、纠正失误。
宋代的法定诏令主要有制、诏、敕、批答、国书、口宣等，另外临时下达的特殊诏令有内降、御笔、御笔手诏等。包公认为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必须慎重，以保持其稳定性，而实现稳定的关键在皇帝。他在《论诏令数改易疏》中批评“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张”，“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才下，未逾月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包公认为，“诏令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他在《论江西和买绢疏》中指出：“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于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顾，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则朝廷纲纪，亦缘此寝隳矣。”
包公强调法律要稳定运行，关键在于立法要经久可行，而在执法方面朝廷特别是仁宗应做出表率。围绕法纪问题，包公还具体指出当时存在的三种弊端：一是内降，二是覃恩，三是疏决。
按照宋朝的惯例，凡诏令都必须经中书省、枢密院等部门的审议而后由学士院起草颁发。所谓内降，是皇帝不经过相关部门审议而直接从内宫颁发，其内容多为任命官职、减免处罚等。包公在皇祐二年（1050）八月《请绝内降疏》中指出，刘太后临朝称制时，朝中便有一种请托风，“盖倾邪之辈，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闱，久渎圣化”。仁宗亲政后一度革除此弊，而“顷年以来，此路寝启，妨公害政，无甚于此”。所以包公请仁宗“特降指挥止绝。如更妄有陈乞，并令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处详先降指挥，依公执奏，毋得阿徇”。此意见被仁宗采纳。皇祐二年九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
宋廷于明堂举行祭祀天地大礼时，照例大赦覃恩。但对百姓赦恩常不及下，而对百官恩赏却极冗滥，正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包公在《论明堂覃恩疏》中指出：“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国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与德，所宜处之，非此二者，不可滥与。”认为对官吏“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一种“蠹政”。请求仁宗对所有百官迁转恩泽，“特行裁处”。这个意见和庆历新政时“抑侥幸”的措施是一致的，可惜并未被采纳。
宋廷于常年四五月内，由皇帝亲自疏决罪人，一概减刑降罪，以示“皇恩”。形成定例以后，一些部门如三司、开封府等，每当四月疏决临近，便将应了结处理的诸项案件“用情拖延，等候疏决”。由此产生诸种舞弊、不公等问题。包公奏请“今后才入三月，应有合行结绝公事，严紧催促了当，仍令当职官员躬亲检举，庶绝奸弊”。
包公在从政过程中，还多次上书批评仁宗昧于私情、袒护外戚等问题，希望仁宗“奋乾刚之至德，畏天地之大异，发号施令，审思乎利害，赏德罚罪，无间于疏昵”，以此体现公平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实现长治久安。
包公自己曾回忆说：“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说明他从小就读书刻苦，抱负高远。包公在刚步入仕途时写了一首五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往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和耿直不屈的性格。清心直道即是清廉公正，这在包公的执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下列举几事：
包公读书时就慎于交往，拒绝富人宴请。朱熹盛赞他“立己接人之严”，“可谓法也”。
包公享年64岁，年轻时主要在家乡读书尽孝。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社会交往扩大，是“举世重交游”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际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与正负影响。朱熹说：“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他对包公在学生时代的“交际之道”极为赞赏。
朱熹与其弟子漫谈“交际之道”时，曾有这样一段叙述：包公和一个姓李的同学同在一个僧舍寺庙读书，在通往寺庙的巷子里，住着一位富翁。包公和同学们上下学都必经他家的门口。有一次，包公和李姓同学走到巷子里，那位富翁已在门口等候，请他们到屋里坐坐。他俩说有急事，婉言谢绝。过些时候，富翁又备了酒菜，非常诚恳地邀请他俩到家做客。李姓同学感到盛情难却，准备答应。包公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结果没有答应。十余年后，两人果然相继为乡郡官，皆秉公执法，不受私人关系影响。
朱熹盛赞包公“立己接人之严”，对人际交往很慎重，处理事情从长计议。他感慨地说：有些地方官因交际乡人，熟人过密，没有限度，出现“遇事入手，处之颇有掣肘处”的状况，所以他很看重包公拒宴这件“小事”，反对官员通过吃吃喝喝拉关系，以私碍公，影响公正执法，提倡以包公为榜样，即“可谓法也”。
包公任端州知州期间，对作为贡品的端砚不多收一块，离任时“不持一砚归”，被称为“一砚清风”。
端州出产的端砚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公康定元年（1040）任知端州，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砚。离任时，包公“不持一砚归”，当时成为美谈，后来演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包公任监察御史期间，作为送伴使陪送辽国使者出入境，亲身感受到这里面吃请送礼的不正之风，上疏仁宗严加约束。
仁宗庆历五年（1045）四月，辽国派使者祝贺宋仁宗的生日，监察御史包公首次作为送伴使陪送契丹使者从开封经河北出境，在往返途中，发现宋三番使臣习惯于接伴使副进发前四五日离京，凡经过驿站大肆取索鸡鸭鱼肉，广设酒肴，而且对当地政府多有要求。使臣到了河北与契丹交界的雄州，一住就是十几天，每天要供应使臣等酒食70余份，过于铺张浪费。包公往返河北途中，亲身感受到这里面的吃请送礼的不正之风，上疏仁宗《请止绝三番取索》，要求缩减招待使节等费用，严禁“妄有取索”。
包公建议：三番使臣只得于接伴使副前发一日出行，对送伴使副提前两日安排，时间不能过早，也不准妄自取索实物、相互请客及馈送。还要求接送使臣在客人过界前一天返京，以避免骚扰地方。包公与同僚吴奎后来又反复论三番使臣在河北“诛求骚扰，公私不胜其害”。至皇祐二年五月，仁宗采纳包公、吴奎等意见，“诏国信司罢三番使臣”。其接送使臣由沿路地方官负责。但几个月后朝廷又恢复设置。包公得知后，又奏上《请免接送北使三番疏》，希望仁宗“特行前诏，此为至当”。包公的建议虽未被完全采纳，但接待时间有所减少，铺张浪费现象有所收敛。
包公在开封府任职近一年半。开封府因为是皇帝和朝廷百官的居住地，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请托关系、打通关节的现象十分严重。包公为纠正不正之风，率先垂范。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云：包公“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
北宋开封府旧制：凡到府衙告状之人，不能直接到大堂申诉，府吏坐在门口，先收状牒，叫做“牌司”，府吏常借此敲诈勒索。如果诉讼者不给府吏送钱，即使有再大的冤情，也很难进府门，正如老百姓所云：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公权知开封府后，改革诉讼制度，废除“牌司”，“开正门”，允许诉讼人直接到公堂当面陈述冤情，百姓对此改革交口称赞。
包公对亲属要求很严，在家乡庐州当官时，亲友犯法也秉公处理。
庐州是包公的故里，皇祐四年（1052）八月，包公知庐州时，有些亲友仗势扰乱官府，其中一位是他的舅舅，包公秉公处理，给他舅舅以笞刑。自此其他亲友的犯法行为多有收敛。传说从此之后，“外甥有理打得舅”这句话，在当地演变为一句俗语流传。
包公历官多年，位尊执政（枢密副使），生活应该很丰裕，但他很节俭，“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包公“初宦时”生活俭朴，而在地位提高以后，仍一如既往、两袖清风。包公的妻子董氏同样节俭。墓志铭记载包公妻子董氏，“内克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
包公反贪倡廉身体力行，给后世子孙立了一条严格的家训，形成一种“孝肃之风”，对包公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就是说，包家后世子孙当官，如有贪赃枉法者，开除族籍，不准再回包家；死后也不准葬入包家祖坟。不遵从此训，包公就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子孙。包公还请工匠把这则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垂照后世。
包公的廉政事迹对包公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了包氏家族特有的“孝肃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润泽后世。
包公能如此廉政，主要出自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廉政是为安民。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蠹，则俗阜而财丰；若蠹原不除，治道从何而兴哉！”可见包公的廉政事迹是建立在安存百姓的基础上。当然，包公的安民总目标是固本，即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与长远利益，所谓“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但安民对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