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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廉政思想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往往分散于历史文献及民间故事中。对此，笔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理和提炼，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求教于大方之家。
《礼记·大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主张以修身为本，而清心则是修身的关键。“清心”一词在《辞海》里虽有注释，但是却释为治疗热性病热入心包的方法。其实，纵观古代文献，“清心”谓之“心地恬静，无思无虑”之意由来已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怨怒》中有言：“峻节清心，高迈流俗。”《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载：“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明代王守仁曾言：“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辜鸿铭认为“清心”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有教无类”，而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必须从三方面去努力：第一，清心寡欲；第二，谦恭礼让；第三，朴素生活。在这之中，摆在首位的即是清心。西汉董仲舒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即是说端正正确的思想，不谋私利；阐明其中的道理，而不要多想什么功勋。辜鸿铭曾借董仲舒此语，认为这就是有关清心的含义。包公以其身体力行实践着“清心为治本”的人生哲思。《宋史》记载包公“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公用这种端正自身思想行为的方式，让有私心杂欲的人敬畏，让下层官吏以及平民百姓尊重。同时代的范仲淹亦有“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之语。从古至今，“清心”乃是一种处世修身的高度自觉，包公的“清心为治本”，是在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廉洁奉公的基础上的高度自律。在他看来，“清心”是遏除个人私欲的根本，只有注重内在修养，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唯有如此，才可能成长为老百姓心目中公认的清官。由此而论，“清心”实乃廉政之本。
“直”，《说文》释为“正见也”。“直道”即是正道，做事坚持正义。《论语》中记载春秋时代的柳下惠以正直能干而闻名，却多次被免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离开鲁国，柳下惠解释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对于“直道”和“枉道”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自己正直地侍奉君主，按正见办事，都有可能被免职。如果不正直地侍奉君主，按邪道办事，又何必一定要离开父母所在的国家呢？由此而论，直道事人，容易得罪人，而枉道事人，则良心不安，问心有愧。当然，孔子对“直道”有着极大的推崇：“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朝代兴衰与坚持“直道”的人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个朝代都能按照正道发展是因为有着大量的正直、刚强性格的官员。《论语·为政》中，鲁哀公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服从，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的回答清晰明确，选拔正直的人，安排他们在奸邪的人上面，老百姓就服从了；选拔奸邪的人，安排他们在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不服从了。然而坚持“直道”并不容易，《韩非子·三守》言：“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吕岩《促拍满路花》词中亦言：“是非海里，直道做人难。”包公的“直道是身谋”实际上是廉洁从政，以造福百姓为重，无患得患失的私心，彰显的是崇高的品德修养，亦是他认为的官场上最好的保身之道。《宋史》记载包公“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包公性情严峻刚直，憎恶官吏苛刻之风，务求敦厚宽容，虽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实施政务的。包公曾“徙知端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供数，岁满不持一砚归”。我们知道古代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出产的“端砚”闻名天下，被列为向宫中进献的贡品，包公之前的端州知州为了攀附权贵，往往借机额外索取，这直接导致地方工匠疲于奔命，制作的“端砚”超过进贡数量的数十倍之多。包公就任端州知州后，让地方工匠严格按照进贡数量制作，自己不持一砚而归。时至今日，民间亦广为流传这样一则故事，当包公在端州知州任期已满，乘船准备离任之际，砚工为了表达对包公体恤民情的感激，在其手下行李中夹杂了一方砚台，船行至江中不久，包公发现了砚工私送砚台的事情，在严厉申饬手下之后，想退回这方端砚又不可能，于是他便将这方端砚抛入江中，以示清白。正是由于包公行“直道”，世人皆称其铁面无私，民间亦赞颂其为“包青天”。
包公逝世之后，宋仁宗赐封其谥号“孝肃”。“孝肃”可以说是对包公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欧阳修曾评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所谓“孝”是指包公是个极其孝顺的人，包公在29岁时考取了天圣五年（1027）进士甲科，而且是第一甲。据文献记载“包公一举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朝廷对于高中第一甲的包公显然高度重视，然而为了孝养父母，他选择了辞官归养。史料有载：“初，拯以大理评事知建昌县，辞以亲年高，改和州库，而亲不欲去乡里，遂解官就养。”包公在尽孝和做官的关系处理上，他首先选择的是尽孝，侍奉双亲时间长达十年。《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记载：“包希仁庐州人，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在包公看来，只有在家尽心孝养双亲的人，等他做官的时候才能真正抛弃私欲，为国为民。所谓“肃”是指包公为官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包公在生期间恪守孝道，清正廉明，并留有家训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公的家训之严，透过这短短几十字的家训便已跃然于纸上，凡是包家的子孙绝对不能贪赃枉法，如果有犯此类罪行的，活着的时候不许进入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之中。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包绶“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孙子包永年“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犹在也”。包公子孙将“孝肃之风”加以继承，从政廉洁，发扬光大，孝肃实乃廉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