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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间，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相比，仁宗在位的北宋王朝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像包拯这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有气节的士人和官员都忧心忡忡，竭力鼓之、呼之，试图遏制大宋王朝的颓势。可以说，包拯比较全面地痛斥了贪腐的各种病态现象。
包拯认为，“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黩货暴政，十有六七”，特别是地方“州县长吏等，其间不才，贪猥之尤甚”。这表明，当时官吏的贪污腐败已经很普遍，无论大官还是小吏，无论京城显贵还是地方大员，几乎无一不贪。贪腐的形式也千奇百怪，包拯在奏议中就列举有贪污自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违法经商、勒索“羡余”、馈送“苞苴”、监守自盗、恃强凌弱等，他们“旦方受署，夕已望迁，广纳苞苴，交结势要，市恩售进，唯恐不及，其财力丰耗，馈送欺隐，未尝校视，则建明利害，裁制出入，岂暇留心哉”？
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拯能痛陈贪腐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明白这种局势的人，也许并不在少数，但是，大声疾呼、敢于说出来的人，恐怕只有包拯这种耿直忠恕之人。他对儒家的忠恕文化虔信不移，这样的人，在任何时期、任何朝代，都是凤毛麟角，环境与文化只能让这种品行在有些人内心达到一般的嵌入程度，而达到像包拯这样的深度和高度，那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了，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苍的恩赐。所以，把反贪腐的成效重点寄托于个人道德修为上，保障性较弱，成效性不可预期，风险性较大。
同时，我们也看到，包拯虽然对贪腐深恶痛绝，但是，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民本主义的比如“贪者，民之贼也”的指责，是没有办法揭示腐败何以如此普遍、如此花样翻新的深层根源的。实际上，传统社会的专制所导致的对社会资源的专控垄断，是滋生腐败的主要根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权力掌控，人们为了生存、生计、升迁……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就可以实现的某种效用最大化，在专制体制下，只能通过对权力的行贿或赎买才能有机会得到，这样，腐败普遍化、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这是“包拯”们认识不到，而今天的我们在反腐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与面对的问题。
首先，因为包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坚信民为邦本，所以，他对大大小小的官吏唯利是图、唯赃是求、枉法徇私致使百姓更加贫困的现象，忧心忡忡。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贪于宠利者，惟务聚敛，掊克于下，前后刻暴，竟以相胜。前者增几十万遂用之，后者则又增几十万，以图优赏，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疮痍天下，于今未息”。与此同时，包拯还尖锐地指出，贪官污吏“诛求于民，无纪极尔，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官吏的贪污营私、损公肥私、侵占挪用、行贿受贿等行为，必然导致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严重亏空。这样，贪腐就会下使百姓穷苦、上使朝廷空虚，大宋王朝的江山就会被葬送。
民本主义是传统社会最具有现代因子的政治思想之一。在维系政治统治的过程中，注重黎民百姓的感受或利益，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把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舟水关系看作是王朝政治统续的重要变量，让统治者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的专横、霸道起到了约束性作用，这也是子民百姓在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皇权迫压下，时刻盼望的清明政治。而这种相对清明的秩序似乎只有清官、青天大老爷才能够带给他们，除此之外，人们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所以，民本思想与青天诉求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包拯形象与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民间历朝历代流布广泛、家喻户晓，各种传播形式大都关注并赞誉其清官形象、反贪政绩的主要原因。
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如果不经过宪政法治思想的改造，不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调整过来，不把保护公民的利益与反贪反腐建立在现代制度的法治治理之下，则其现代性因子将永远不会有新的生长点，就会仍然停留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呼吁和倡导之中，就会使这种诉求要么因空洞无制度之凭、无实现手段而流于形式，要么无望地寄托于青天追求的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之中。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公私之争，在儒家正统思想看来，皇帝、皇权、国家、公共、天下为公……这其中有着万世一系、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关系，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混乱、模糊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认知误区中，理所当然地把它们等同起来。包拯对于贪官污吏的痛恨其实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逻辑，其厉声批驳的“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之所谓公私关系，在今天也必须做进一步的现代性分析。否则，在当下的反腐浪潮中，经常被某些人高调倡导的所谓“公私”关系，依然会是“公=国-皇权”这种糊涂思想，并使人陷于认识误区难以自拔。
包拯说，当时幅员至广、官员至众，“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在这里，包拯深刻地揭示了贪腐对王朝法制的废弛和破坏的严重性，贪官执法不公，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而且自己肆意枉法贪赃，甚至以贿额钱财代法，败坏了整个吏治。所以，包拯大声疾呼，法律、诏令“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他规劝宋仁宗：“伏望陛下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纲纪、法度一直被看作是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一点上，包拯比那些贪官、庸官的认识要高明得多，一个常态的社会，如果真能做到“法存划一、国有常格”，那也就意味着某种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期性，这也正是黎民百姓所期盼的“正大光明”。一个有常态秩序的社会比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要好上千万倍，尽管有很多时候这种秩序本身并不完美，如公正性不强，正义性不够，尚需要反思改革。但是，仅从有无秩序这个角度讲，包拯的这一反腐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
但是，到底什么是“法治”，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法制与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法治是多元民主的共同治理，强调公民的主动参与作用；而法制仅意味着按照某种规则治理，强调被规制对象的被动服从、顺从。法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制则认为法纪只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法律不具有至上性，皇权就是法律的主要来源，权力者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律是用来管治老百姓的，而皇帝、皇权则永远高于法律。法制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命令、规制的过程，法治则承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诉求与主张，只有在这种结构之中通过协商、谈判、博弈，形成的规则和法律，确立的权利框架，才真正是反映民意的，才是合法的，人们才会真心遵守法律。
虽然不能用这些现当代的法治思想苛求前人，但借助包拯的法制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则是当今反腐廉政建设、依法治腐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这种传统思想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还有不少人深陷于这种认识误区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