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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包公走进文艺作品之后，在千余年来的民间传播和不断的演绎之中，与其相关的廉政思想和传奇故事以及包公形象本身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文艺作品中的包公形象已面貌各异。下面我们从宋、元、明、清以及当代五个时期来看包公的廉政法治思想及其形象的文学传播和发展演变。
上文已述，在宋代，关于包公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北宋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颇为繁荣，都市、城镇和草市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市民群体的日益扩大，说唱和杂剧艺术便在都市蔚然兴起。当时，繁华都市出现了不少娱乐场所——瓦舍。瓦舍里汇集了许多艺人，他们各献其艺，各有所长，有的表演杂技，有的演出杂剧，有的说唱故事。早期的包公故事和传说大多是在这些场所出现的。换句话说，正是宋代说唱艺人最早将包公清廉无私、公正执法的事迹通过民间娱乐场所进行传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做主和清正廉洁的种种事迹借助通俗文艺的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这类以说唱为主的包公故事一般不拘泥于史实，而是根据原型不断加以补充和润色。后来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被宋代文人采录成了宋金笔记，笔记经艺人加工后又成了话本和杂剧。
宋金笔记主要是宋代文人在书斋里用短小的篇幅记述包公的轶事传说、捕捉其生活趣闻的一种文学形式，借它来赞美包公的廉政和优良品格。南宋时期词人周密在《汴梁杂事》里写道：“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是说人们常用手指去抚摸印有包公名字的石头，结果磨成一个洼坑，可见人们对包公的崇敬之情。
《合同文字记》是话本中最早出现的包公断案故事。它是叙述宋汴梁西关外义定坊刘天瑞和刘天祥兄弟俩订立合同又毁约的故事。弟刘天瑞外出逃荒，后死于外地，留下儿子刘安佳被人收养，十几年后，刘安佳带着这张合同文字，回乡移葬父母遗骨，不料被伯母杨氏骗走合同，拒绝相认，还殴打他，赶他出门，于是刘安佳到开封府告状。包公假称刘安佳被杨氏打死，若真是杨氏侄儿便可免杨氏死罪，诈得杨氏说出实情，从而智破此案，判决刘安佳归宗。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叙述的是一则恩将仇报的故事。话说奉符县押司孙文在大雪天救活了一个同姓青年，还推荐他做了押司。后来这个青年反而与孙文之妻通奸，谋杀了恩人。作品巧设迷局和悬念，情节发展扑朔迷离。先是算卦先生为孙文算命，料定他当晚三更必死。孙文郁闷之极，酒后卧床，为防意外，妻子和使女均在窗前看护。谁知三更刚到，孙文突然用手掩面，冲出家门，跳入奉符河自杀。河流水急，尸体也未捞到。三月之后，有人替孙文寡妇说媒，孙妻提出三个条件：一要姓孙，二要身份也是押司，三要男方上门入赘。这三个条件只有曾被孙文救过命的小孙押司符合，于是孙妻就嫁给了他。后来孙文鬼魂连续三次出现，要家中使女迎儿为他申冤，并递给她一首诗。其中写道：“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饵。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句已当解此。”包公到奉符县任知县后，解开了诗中之谜。经过侦查，在孙家炉灶下挖出了孙文的尸体。并断定是小孙押司和孙文之妻恩将仇报，杀害了孙文，于是将凶犯正法。
包公之所以能破案，查出凶手，据说主要是冤魂托梦以及靠诗文暗示和侦查分析等手段。梦中出现一副对联：“要知三更声，掇开火下水。”包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悬赏求解。使女丈夫王兴了解案情的来龙去脉，便前来揭开了其中谜底（火下水，指的是炉灶下面的井。句、已合起来，是“包”，即指包公能断明此案）。包公派人挖开炉灶，果然下面有井一口，孙文尸体正在其中。话本最后写道：“包爷初任，因断了这公事，名闻天下，至今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
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出，宋代关于包公的传说中，主要内容是关于冤案的出现和包公的明断。包公一般是在冤案发生以后出现，在断案时作为判官形象出场，他基本上是承担断案的任务。
宋代有关包公断案的故事后来被明代作家保留了下来，如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写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在《醒世恒言》中写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及洪梗在《清平山棠话本》中记述的《合同文字记》均属此类。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族作为统治者，推行了歧视和打压汉族的政策。他们把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尊，南人最贱。军政大权皆由蒙古人独揽。元代的科举考试时续时断，儒生越来越少，那些仕途失落的文人或为生计或为泄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把内心的忧愤诉诸笔端，利用写包公故事去表达对蒙古人统治的不满。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素质很差，案件审理大多由下面的吏来左右，这些吏又贪赃枉法、是非不分，下层民众受了冤屈，往往求告无门，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由于吏治的腐败和掌权者的横行霸道，广大民众迫切期待清官的出现，希望清官能替他们伸张正义、昭雪冤情。于是，包公戏便大量涌现出来，直接促进了元代包公戏的繁荣。
与宋金时期相比，元代包公故事的传播已由话本逐渐转为以戏剧为主。包公戏在元杂剧中有20多种，占元杂剧总数的一半。现存有以下11种：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栏记》、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曾瑞卿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的《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的《叮叮当当盆儿鬼》、无名氏的《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的《张千替杀妻》。
元代11种包公戏中出现的包公形象，与宋代包公相比，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包公在剧中出场次数增多，成了主要人物。同时不仅是作为判官形象出现，而且被赋予了以下特点：
如《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写一个卖胭脂的少女王月英，爱上了落第秀才郭华，并约他元宵节晚上幽会。当晚，郭华虽如约而至，却酒醉不醒。月英只得留下一方绣帕和一只绣鞋，作为自己已赴约的信物。郭华醒后，后悔不已，吞帕自杀。包公通过明察暗访排除了相国寺和尚杀人的嫌疑，郭华复生后，包公对他们的行为非但没有责备，反而促成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包待制陈州粜米》写陈州大旱三年，五谷不收，饥民遍野。朝廷派官员前去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贪官刘衙内乘机让儿子和女婿担任钦差，大肆搜刮百姓，克扣灾粮，甚至打死农民。包公接到诉状，亲自去陈州为民除害。包公为调查贪官证据，化妆为“牵驴老儿”，不惜为娼妇（王粉莲）牵驴，从她口中套出小衙内刘得中及妹夫杨金吾贪污腐败的实情。问题查清后，包公不顾任何阻力，坚决处决了刘得中和杨金吾，体现了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刚正品格。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王老汉被权贵葛彪打死，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又为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包公不畏皇亲葛彪家的势焰，为民做主，用一个本该死的囚犯换回了他们的性命。这几个故事都反映了包公对权贵的蔑视，他根据事实断案，依法处事，不受权贵的贿赂。于是，包公清正廉洁和无私无畏的清官形象通过元杂剧的演出深入人心。
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权贵恶豪鲁斋郎手中握有御赐金牌，可免死罪。他虽欺压百姓，罪恶累累，包公却不能斩他。于是包公以智取胜，利用汉字特点，把“鲁斋郎”写成“鱼齐即”，蒙混皇帝，等皇帝批示斩首后，他才添上笔画写成“鲁斋郎”，终于处死了他。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虽然是“鬼戏”，思想内容却很严肃。秀才郭成为躲避算命先生所说的“血光之灾”，携妻带家传珍宝生金阁上京赶考，路遇权贵庞衙内，即向他献宝以求提携。庞衙内不仅占有了珍宝，还想霸占他妻子。郭成哀求不成，反被庞衙内杀害。后来郭成冤魂向包公告状。包公设计，假意请庞衙内赴宴，并趁机取讨生金阁，庞衙内毫无防备，便拿出了他从郭成那里夺来的珍宝。包公得到物证之后，立即开庭审判，将庞衙内就地正法。
《包待制智赚灰栏记》中，马均卿妻妾争子，很难分辨真假。包公就让小孩寿郎站在石灰圈中，让妻妾二人同时用力拉寿郎的胳膊，谁能够把他拉出，寿郎就属于谁，张海棠是生母，她疼爱自己的孩子，生怕孩子受伤，于是不敢用力拉，包公以母爱作为推理判断的根据，判张海棠为生母。
上述杂剧表现了包公在断案过程中的聪明机智。包公面对那些有皇权背景的犯罪权贵，有时也很难惩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便赋予包公超人的智慧，让包公运用智谋去拘押权贵，再智取皇帝的圣旨来杀掉这些权贵，以达到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目的。
当时百姓认为包公断案如神，又可以沟通阴阳两界，所以包公形象开始被神化，并通过舞台表演得到了传播。在《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等剧中，都表现和演绎了包公与鬼魂打交道破案的奇闻轶事。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主要是写李德义的女人王腊梅强逼兄弟俩分家，兄长李德仁为此气急身亡。一天，其子神奴儿街遇叔叔李德义，被带回家。王腊梅为独霸家产，竟将神奴儿勒死，埋在阴沟里。其母陈氏因儿子冤魂托梦，便前来寻找神奴儿。谁知被王腊梅反咬一口，县官糊涂断案，竟将陈氏打进死牢。神奴儿冤魂告状到包公处。包公复查此案，终于揭开真相，王腊梅被判市曹斩首，李德义也被杖八十。
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还出现了幽默风趣的色彩。由于元杂剧当时主要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的，所以其创作和表演都要适应市民阶层的需求。因此剧中的包公形象不再是不可接近的“阎罗王”，而是不乏幽默风趣的人。如《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包公形象开始有了人情味，且诙谐风趣。包公微服私访时，为求证据，亲自为娼妇牵驴，这是一个滑稽的画面，包公也自嘲。还有包公随从张千受不住一路清苦，准备借包公名义去弄些酒肉，包公知道后，风趣地警告他，说要送他一件东西，张千猜不到，包公指着他背上的剑说：我着你吃那一口剑。吓得张千赶紧求饶。这段戏增添了喜剧色彩，包公除了令人可畏可敬之外，还被添加上了可亲色彩，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在《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铁面无私的包公被王家老太太护子的行为所感动，便作假释放了三兄弟，竟为情而违法。这时，在包公身上已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与宋代包公形象有明显的区别。
总之，元代主要是以戏剧的形式来歌颂包公的清廉品格、传播包公传奇故事以及塑造包公的高大形象。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不仅铁面无私、不畏权势，而且富有智慧和人情味及幽默感。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代中后期，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系列社会矛盾随之产生，统治者忙于应付内忧外患而忽略了对文艺领域的监控以及对批判性较强的公案小说的压制。另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也促进了公案小说的繁荣。还有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兴盛使得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人们的审美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一种“世俗之趣”，这就促进了小说、戏曲和各类通俗文艺的繁荣，这也是明代包公作品不断丰富的一个原因。
成化词话有8种包公故事刊本：《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记》《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刘都塞上元十五夜看灯传》。
短篇小说集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这两部包公故事专辑各包括一百则包公破案的故事，但重复的较多。此外还有中篇小说《五鼠闹东京》。
明代戏剧也在上演各类包公故事，剧作共有9种，现存以下5种：童养中的《胭脂记》、沈璟的《桃符记》、欣欣客的《袁文正还魂记》、无名氏的《高文举珍珠记》、无名氏的《观音鱼篮记》。
明代是包公故事得以广泛传播的鼎盛时期。包公故事在戏剧、说唱、绘画和公案小说等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作品数量大增，其中不少都是新编故事。如《高文举珍珠记》《观音鱼篮记》《袁文正还魂记》等都是新创作品。《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中的故事也有120篇是新编的。这些新编故事后来都成为清代和近代包公故事流传的源头。如《百家公案》中的“秦氏还魂配世美”就是后来戏剧舞台上陈世美和秦香莲故事的最早源头。又如《仁宗认母传》写包公断李寰妃之事，同样也被后人搬上舞台，演绎成了“狸猫换太子”。
明代包公故事中的包公形象，除保留了元代为民申冤、不畏权贵和聪明机智的清官形象之外，还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身世被传奇化和神化。元代介绍包公身世的故事很少，到了明代，包公的身世就成为重要的故事内容，而且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如成化说唱词话中《包待制出身传》就是一篇专门介绍包公身世的词话。说包公的家是在庐州十八里凤凰桥畔，父亲叫包十万，母亲叫太君，家庭富裕，包公出生时“未遇三郎生得鬼，八分像鬼二分人，面生三拳三角眼”，因长得丑而令其父生怒，差人将其淹死，幸得其大嫂相救，10岁时便被叫去放牛，15岁遇算命先生告知他是文曲星君，三年后进京赶考，20岁考中状元等，这些都脱离了历史包公的身世。《袁文正还魂记》中曹国舅骂包公道：“小包你大嘴脸，你父母产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稀稀红头毛，两个大牙齿。”这些都说明包公的身世在明代已被改编，人们赋予了包公独特的身世，同时也将他神化了，借奇异相貌来显示其与众不同。
对手地位愈高，包公的斗争意志也愈坚决。明代故事中，包公的官职被提高到宰相使、提督使、正授开封府尹。他下断平民百姓，上断皇亲国戚，还处理阴间案件。如《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中，他在斩曹国舅时，曹皇后求情被其责骂，仁宗派十个文武大臣去说情，也差点被包公斩首，仁宗亲自求情也遭到责骂，最后仍处斩曹国舅。包公对手的地位变高了，他的斗争意志也更加坚决。
断案方式更富有民间智慧。明代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官吏大多昏庸无能。当时，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对地方官吏提出了新要求，既要廉政清明，又要明察善断，而包公就被塑造成了这样一个典范。文艺作品中的包公，体现出了精明、智巧、细致、求实的性格特征。明代包公的断案方式比元代更加多样化。明代包公总是善于分析罪犯和被害人的心理，或巧妙运用各种方式去诱惑罪犯，引蛇出洞；或善于抓住案件中的细微破绽去断案，以使罪犯落入法网，还他人清白。明代的包公形象已被神化，可以说是断案如神，连胡适先生都将其称为“东方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总之，明代的包公形象比元代更为丰满，明代包公除了断案如神之外，还突出体现了其求实作风。包公经常通过微服私访、乔装打扮去查明案情，显示了他精、巧、细、实的性格。但明代包公形象已开始与现实生活拉大距离，类型化和神化色彩逐渐浓厚。
明代后期政治腐败，最终造成闯王进京、清兵入关而失天下的结局。清朝统治者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必须大肆宣扬忠君思想，笼络更多的文人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因此，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有意宣扬包公的忠君爱国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包公的地位。清朝道光年间京剧形成，经几代艺人的不断努力和发展，京剧的剧目越来越丰富，演员的演技也日趋精湛，包公刚正廉明、精忠报国的故事便随着京剧的普及传遍了大江南北。
清代文人作家创作的包公戏有《正昭阳》《双钉案》等，小说有《三侠五义》《万花楼》等，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包公戏有《铡美案》（又叫《秦香莲》）、《铡判官》（又叫《普天乐》）、《探阴山》《打銮驾》《铡包勉》《断后》（又叫《天齐庙》）、《打龙袍》《琼林宴》《双包案》《五花洞》《铁莲花》《血手印》《行路哭灵》《乌盆记》《九头案》《碧尘珠》《神虎报》《摇钱树》《卖花三娘子》《花蝴蝶》等。
清代流传的包公故事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篇幅更加宏大。如《三侠五义》是在北京说书艺人石玉昆的《龙图公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规模宏大。全书共一百多回，其中以第二十八回为界，前面以写包公故事为主。
第二，内容更加丰富庞杂。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清代包公故事的内容更加丰富复杂，如《三侠五义》中不仅是写包公故事，还描写了一些武功高强的侠客义士，由清官统率侠士，把侠士小说和公案小说糅合在一起。
第三，地方戏成为包公故事重要的传播途径。清朝时期，中国戏曲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各类地方戏繁荣起来，各种唱腔相继出现，特别是在徽剧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型剧种——京剧。它以精炼的唱词、大气的表演和清亮的声腔受到了市民的青睐。京剧中的包公戏已成为包公故事和包公人格的主要传播途径。
仔细考察清代文学中的包公形象，我们发现与前代包公已有明显不同。由于清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统治者对文化的控制，清代包公故事已倾向于宣扬一种“忠”的思想。我们从作品中可发现清代包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清官和侠客义士的结合。《三侠五义》就是典型的清官和侠士结合的作品，前二十七回主要写包公断案和侠士归属包公的过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分则写他们合力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作品把清官和侠士结合起来，让侠士去帮助清官断案和尽忠，清官之智和侠士之勇的互补使伸张正义、天下清明的理想变为可信的现实。以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写包公如何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为民做主，特别是浓墨重彩地演绎包公的断案故事，然而，清代的包公题材作品注重以侠客义士的神勇来衬托包公对朝廷的忠诚和为官的清明。《三侠五义》中描写的不少侠客义士，如展昭、公孙策、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些包公的随从，包公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并加以重用，他们也协助包公破案，共同为国家尽忠。包公率侠士铲除奸相恶吏，侠士则成为包公对朝廷尽忠的最好助手。
其次，清代包公戏是以官场斗争为背景，通过忠奸之争去宣扬忠君思想。如《三侠五义》第一回即突出了忠奸斗争的主题。包公是和平时期的一位忠臣，其主要职责就是清除朝廷内部的隐患，公正处理民间事务，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稳定，体现对君王的忠诚。在《万花楼》中，忠奸斗争也是作者李雨堂所要表现的主题。作品描写了以包公为代表的忠臣贤吏和以庞洪为首的奸臣恶吏之间的生死斗争，包公在斗争中以超常的胆略和智慧保护了杨宗保、狄青等忠良之臣，剪除了庞洪、孙秀等奸恶之臣，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包公是尽忠于皇帝的忠臣，他怕奸臣陷害忠良之士，怕没人保住皇帝的江山，于是和那些奸臣们做长期的斗争。这种忠奸之争，既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之争，也是维护封建皇权的需要，作品借这种斗争宣扬了包公的忠君思想。
最后，沉稳包公替代了智慧包公。以往作品中的包公往往是利用超人的聪明智慧去断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清代作品中，包公形象却是以老练沉稳为主，包公依靠沉着稳健的品性去操纵大局，掌握主动权。在《三侠五义》中，包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智慧，而是像一个统领者，带领一帮侠义之士去断案破案，去和奸臣斗争。在斗争中他显得冷静沉稳，主要是利用侠义之士帮他取得案情的线索，然后再主动出击，置对手于死地，取得斗争的胜利。
历史进入当代，包公形象经过千年演变，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受人民大众喜爱。人们也赋予了包公形象新的内涵和特质。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包公已成为反腐倡廉、惩恶扬善的典范。包公清廉拒腐、公正无私、严惩贪官恶吏等故事在当代的传播，同样是以文艺作品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包公题材的文艺作品，形式多样，戏曲说唱、广播影视、诗歌小说、动漫游戏等都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包公故事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影响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台上的包公戏大多成为各剧种的重点剧目，以演包公戏著称的豫剧（河南梆子）中还有专演包公的角色——“黑头”。根据越剧《追鱼》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及电视剧《包拯》均在全国热映，当时反响很大。京剧中的不少包公戏已成为经典剧目，如惩治忘恩负义之徒的《铡美案》和审理宫廷案的《狸猫换太子》等剧目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还有表现包公清廉自律的粤剧《包公还砚》也有不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版电视剧《包青天》上映，一经播出，举世瞩目，它融合了包公系列文学作品的精华，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表演技巧纯熟高超，在中国大陆收视率很高，几乎是万人空巷。其中的《铡美案》《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等单元故事情节基本上来自传统戏剧和公案小说，这些故事表现了包公嫉恶如仇、敢于惩恶扬善的正直品格。剧中包公角色的扮演者金超群先生，演活了包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该剧将舞台上包公的黑脸和额头上的月牙印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荧屏上，使之几乎成为后来影视作品中包公形象的特定造型。剧中还表现了包公用龙头、虎头和狗头三口铡刀来惩处奸恶之人的场景。无论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干了伤天害理、残暴奸恶之事，就会受到这三口铡刀的严厉惩处。包公的铁面无私、公正执法在剧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90年代末，内地版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问世，剧中塑造的包公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包公不再是高高在上、威严冷面的青天大老爷，而是一个青春活力、有人情味、可亲近的新形象，剧作突出表现了少年包公的聪颖和高超的推理能力，带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20世纪以来，各类包公影视剧对于包公形象的诠释和表现可以说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年龄层次的包公均有涉及，甚至还有描述包公爱情故事的作品。总之，当代包公题材的舞台剧和影视剧，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包公作为反腐倡廉、公正执法的典范，也日益深入人心。近年来，包公题材的动漫作品又开始问世，合肥原创的《黑脸大包公》就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动漫作品，已经传播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