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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政，遵纪守法，爱国爱民，这是包公廉政思想的闪光点之一，最为百姓所喜闻乐道。
包公踏入仕途后，不仅自己带头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同僚及属下也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如他知端州三年，不持一砚归，成为北宋廉政的典范。端州，即今广东省肇庆市，出产一种名贵砚台，称为端砚，每年由地方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额。从前的端州长官，总是加码几倍，甚至几十倍征收端砚，将多余部分中饱私囊，馈赠朝中权贵，以图升官发财。而包公知端州，第一项法令就是只按贡砚数额征收，各级官吏不准加码多收一方端砚，违者严惩不贷。并声明，自己也绝不要一方端砚。这样，大大减轻了砚工身上的沉重负担，百姓们呼之为“包青天”。“包青天”的美名就是从这里传扬开的。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包公权知开封府。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仍然是实行廉政措施，即改革开封府的司法诉讼制度。
从前百姓到开封府告状，不准进大门，要先将状纸交给府吏，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听候通知，称为“牌司”。在此期间，府吏往往营私舞弊，甚至敲诈勒索钱财。百姓无钱打理，就冤沉大海，难以昭雪。当时有个顺口溜：“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公当上开封府尹，首先废除了“牌司”。他在座堂日，大开府衙正门，允许百姓直接走到大堂，将状纸呈给最高长官——府尹，并可“自言曲直”，中间“无复隔阂”。包公这种亲自接状、公开断案的诉讼制度改革，避免了府吏暗做手脚、贪污受贿，也保障了断案的透明度和客观公正。史称包公尹京“号为明察”，即明察秋毫，断案公正，就是得益于这项改革。包公的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