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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廉洁就有了当全职文官的资格，是庸官还是能官，就看“能”得是不是地方。有人推崇廉能之官，笔者不敢苟同。能官不一定能善政，对百姓还可能是祸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北宋两位知名的能官：一位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范仲淹《岳阳楼记》提到的滕子京；一位是被包拯七次弹劾、“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好友王逵。他们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能官”。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与推行者，范仲淹十分赏识他的能。庆历三年（1043）因为“费（挪用）公使钱16万贯”，用以“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受到弹劾，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宰相杜衍也主张严查。范仲淹相信滕子京不是腐败分子，“力救之”。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滕子京只要接受调查，便可分清是非黑白。况且还有范仲淹“横身遮护”，还怕什么。但是，他挪用16万贯公使钱确属事实。虽然他没有把这16万贯占为私有，只用在“犒赉诸部属羌”“馈遗游士故人”，也已触法违规。听闻被査，他“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为了不牵连朋友，将冒领公使钱所作用途的账簿烧掉，其毁灭证据的行为就是罪上加罪、错上加错，受到惩处，也是必然。
御史中丞王拱辰他们将滕子京当活靶，矛头指向的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实施触动了上层贵族的既得利益，有错纵复杂的原因在其中。而滕子京等（还有苏舜钦的“监守自盗”“招妓饮宴”“对周公孔子不敬”）自律不严，行为不检，给人抓住把柄，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也实在是难辞其咎。
《宋史·滕宗谅传》说：滕子京为人“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无论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品格，也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好施与”。北宋对官员公使钱的使用有严格规定，逾越了规定就是犯罪。用自己的钱去“尚气”“施与”，如何“倜傥自任”都没有问题，但用老百姓的钱去“尚气”就不可以了，虽然他“及卒，无余财”，却也不能说是廉官，滕子京虽能而不足为范。
包拯七次弹劾的王逵，也是一位能官。他出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州县稍不徇从，即被捃拾，吏民无告，实可嗟悯”（包拯《弹王逵一》）。王逵在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就横施暴政，老百姓被迫上山逃避，揭竿对抗，造成国家的不稳定。
包拯再次弹劾，朝廷仍置之不理，反将该路提点刑狱调知泸州，让王逵临时兼管本路提刑司，使王逵更为嚣张。他怀疑是洪州知州卞咸吿发，将卞咸逮捕下狱，上下株连五六百人。包拯三次弹劾：“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相当于一个省）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
为什么包拯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王逵，朝廷仍然多方维护，不予惩办？因为王逵把横征暴敛所得的钱财，都送给了皇上和宰相首辅，以求进一步扬名显身。王逵的好友、时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与王逵交情很好。他说王逵“为人志意广博，好智谋奇计，欲以功名自显，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远近皆震。然当是时，天下久平，世方谨绳墨蹈规矩，故其才不得尽见于事，而以其故，亦多龃龉，至老益穷”。
曾巩不愧是个文章高手，把横征暴敛的王逵粉饰成了一个奇才。王逵为了功名自显，威令大行，远近皆震，把用残暴手段搜括来的民脂民膏，送给仁宗皇帝做私房钱，更多的是贿赂了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以求庇护与擢升。王逵自恃有皇帝和宰相的庇荫，希望借暴政而自显，没想到碰上了一位铁面无私的包拯，七次弹劾把他拉下了马。曾巩说王逵至老益穷，应是事实，因为他把搜括来的钱财都做了贿资，没有给自己留下。如果他没遇上包拯，自显之后何愁不肥。虽“至老益穷”，也不可能是个廉官。
廉、能、贪、腐、恶，是许多能官的宦途轨迹，初出仕时廉洁而有所作为，走得远了便出轨翻车了，滕子京错不及王逵，但走下去也会变成王逵。千余年来，这些能官的忏悔录累叠起来比《四库全书》还要厚，成为一篇篇奇文。为官者一旦以权谋私，以权谋利，失去了廉洁自律，其能便成为祸水，成为凶焰，百姓便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旦紫带横腰，想的就是扬名显身，光宗耀祖。为什么范仲淹对滕子京违规“力保之”，对滕子京的错误“横身遮护”？为什么曾巩对王逵的酷政多方粉饰、开脱？因为即使如范仲淹这样的政治家，如曾巩这样的文学家都认为，当了官“尚气”“自显”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横征暴敛、蠹耗下民、违法乱纪也可以宽免。在官官相护的人治社会中，给百姓造成的无穷人祸更甚于天灾。
包拯有两位前辈知州。一位是冯拯，字道济，太宗时状元及第，淳化元年或二年（990或991）任端州知州；一位是陈尧叟，字唐夫，端拱二年（989）状元及第，《肇庆府志》记载他在至道年间（995—997）知端州，宋史只记他被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两位状元任知州的时候，包拯还没有出生。
冯拯是个能官，他在端州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岭南封建化进程的政策，实施“括丁法”，试图将岭南诸路隐藏在土著豪强底下的农奴清查出来，变为国家户籍管辖下的人丁。这一措施如果见效，不仅可以增加国家赋税，而且保证了宋太宗于淳化元年（990）八月颁布的“禁岭南杀人祀鬼”等法令得以实施。冯拯的施政方略，被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治理岭南的圭臬。
可惜的是，“括丁法”没能够让土著豪强顺从归化，农奴也没能变为国家户籍管辖下的人丁。还是要“备峒寇”，组织军队上山镇压。这迫使土著豪强把埋在地下的铜鼓挖出来，聚众对抗。从太宗朝到仁宗朝，“岭南杀人祀鬼”等法令还是累禁不了。农奴制度的残余，还是顽固地不能向封建化转变。“括丁法”在强势地实施之下，也没见有大的、更说不上有彻底改变的成效。
陈尧叟也是一位能官，至道二年（996）在端州始筑基围，让西江北支淤成旱峡和耕地，其是有作为的。朝廷号召各州种桑枣，陈尧叟上书朝廷，说端州多山地，不宜种桑，唯种苧麻，也很实事求是。值得一说的是，端州山林瘴气，瘟病流行不绝。陈尧叟懂医理，编有《集验方》，他将《集验方》刻石竖于桂州驿，让百姓择方治病，也是一番好意。能官陈尧叟没有想到，能看得懂他的《集验方》的人，一般都不会用他的验方，有病找个郎中大夫看看，因病开方，按方施治，病就治好了。看不懂《集验方》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即使看得懂，用哪一个验方，他们也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个验方能治好自己的病。陈尧叟的好意也就大打折扣。
古今的全职文官大都是我禁止你，我命令你，我指示你，我要求你……权有多大，位有多高，礼不下庶人，总要体现有权在握的强势，颐指气使地对待弱者（老百姓）。40多年后知端州的包拯，却能够向弱者示弱，与百姓情怀相通，从“下民”中汲取智慧，研究“下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向往的是什么，形成自己的施政思维，实施他为民谋福祉的善政。下下人有上上智，借民智而施善政，目标是“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包拯做了与二位先辈同样的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包拯在与水疍山瑶的接触之中，懂得了用瑶药与中药结合治好瘟疫。他没有将药方竖碑刻石于驿站，而是按照从民间收集到的办法而用之于民，将药一一配齐，支起大铁锅把药煮好，请患病者来喝。他没有显摆知州的强势，而善用弱者的智慧去为弱者服务。这是他与前辈能官陈尧叟的区别。
治理端州的历任知州，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备峒寇”，训练军队随时清剿镇压北岭山上的瑶民。包拯却认为，瑶民、汉人都是大宋的子民，应该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他让军队收起刀枪，扛起犁锄，排沥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他减免赋税，吸引山上的土著豪强（渠帅）下山置地，成为佃主，洞丁（农奴）随之下山，为佃主耕作，成为佃农。包拯没有施行冯拯的“括丁法”，却让“水疍山猺（瑶），熟化奔走”，趋庭向化，真正结束了农奴制度的残余，顺利实现了农奴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化。
对比得出结论：廉政、勤政、善政是做一个全职文官的三重境界。
一个州一级的行政长官，率领群众挖几口水井，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被后人誉为“神明之政”？他神在哪儿？明在哪儿？端州后有沥水，前临西江，水源丰足，为什么要挖井取水？为这挖井一事，包拯做过田野调查，进民户访问，踏破铁鞋，费尽心力，这是勤政。只有勤政才能走近百姓，发现问题。勤政是实施善政的基础。
包拯发现，端州疫情的反复是因为水源被污染了。西江河水滔滔东下，江湾的水却十分平缓。居民到江湾取水使用，用完的污水又倒回到江湾去，循环反复，致使疫病难除。他还发现，端州居民有蒸水的习惯，在饭将熟时，以砵盛水放进饭锅里蒸，水未滚沸就饮用，容易受到感染。他还了解到，州署用水，都是派船到羚羊峡江心取水，远离了污染源，因此少患疾病。而居民是不可能天天到江心去取水的。
包拯知端州三年，做了许多事情，如排沥垦荒、开办书院、修建驿站、只征贡数……但史籍志书的记录都很简括，唯凿井一事，记录甚繁。最早有元末明初郡人董源的《义井记》，继之有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袁枚的《子不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宋起风的《稗说》、张渠的《粤东闻见录》、范端昂的《粤中见闻》、檀萃的《楚庭稗珠录》、许奉恩的《里乘》，而至当代中山大学赵仲邑教授的《精庐小札》等。
包公七井，为端州居民“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当时端州也仅万余户）。从元、明、清至民国，那么多学者专家都说包拯凿井的事，就是因为包拯的善政。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肇庆七井》中说：“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
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万个弱者的脑袋，还顶不了一个八品州官的脑袋么？人没有生来蠢，只有当官蠢，因为一旦当了官，就进了衙门，一进了衙门就听不到民声，这是当官的最不喜欢听的大实话，也就成为变蠢的第一原因。
集民意而思政，集民智以善政，对当一个全职文官来说是真理，也是一句大实话。焦裕禄种泡桐，不是他聪明，而是他了解兰考人的愿望，集中兰考人的智慧而施行的善政。焦裕禄的善政是实现于人民政府要求全职文官要“为人民服务”的今天。而一千多年前的包拯能夙夜在公，勤政善政，在历朝历代的清官谱中，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文集》），在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于朝野的北宋，能够廉政勤政善政，殊为可贵。历史小说家二月河说，北宋的高薪养廉只养出一个包拯。这是对历史发出的感慨。
包拯在端州风景最优美、环境最清幽的宝月台建起了星岩书院，这是西江流域创建的第一座官办民助的书院。在当时，端州的经济环境有了改变，但还不是很宽裕。据专家考证，为了让端州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书院建起来，包拯捐出了他的公使钱，还捐出了一年的薪俸。因为他明白，要彻底改变端州的落后面貌，重塑一个新的端州，就必须兴文办学，让端州的年轻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管理地方的能力。
星岩书院的创建，引发了端州办学兴教的热潮，绵延至明、清、民国，成为西江书院文化的渊源之地。包拯的兴文办学，影响了端州一千多年。北宋元丰元年（1078），端州知州王洎将星岩书院改建为西石头庵；清咸丰五年（1855）为祀包拯，肇庆知府郭汝诚改建为龙图书院；清同治元年（1862）肇罗道蔡燮恢复为星岩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星岩书院归并端溪书院，改为肇庆府中学堂。至1950年成为高要县第一中学，1953年成为肇庆市第一中学。一千年来直到今天，端州宝月台成为一个文化区，星岩书院遗址建起了汉谋图书馆、端州图书馆、端州文化馆……一个善政的举措不仅影响一朝一代，而且影响了一千多年。时移世易，到了今天，重建星岩书院的呼声愈来愈高，这不仅是一座历史建筑的重建，更是端州人对包拯善政的敬仰和怀念。
廉能之官用的是权，廉政、勤政、善政之官用的是心。作为全职文官，只有勤政、善政，才能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向往什么，用权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有用心，心相通了，权才能做到为民所谋，为民所用。最懂得感恩的是老百姓，政声人去后，民意笑谈中。人们千年说包拯，唱包拯，敬仰包拯，不是因为包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他做了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当全职文官，只想着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想尚气，想自显，都不可能芳名永垂。
且不说包拯一千年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受到敬仰，戏剧、曲艺、说唱、评弹历演不衰。单说一个小小的端州，就流传着许多故事、传奇。直到如今，我们在百姓的居所屋村，还能看到“包大人之神位”，这是包拯永远活在百姓心中的标志，也是人民对廉政、勤政、善政之官的祈求。引诗曰：
三年善政千秋誉，
直道清心百代师。
政声难得人去后，
万户千家说传奇。
（作者为肇庆名城与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