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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汕头市一次文艺调演上，有人将我写的独幕歌剧《荔枝叹》改编为一出小潮剧参加了演出，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大会的简报上，大意是谈自己对创作诸如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的剧本的一点看法。文中写道：“就我目力所及，在写苏东坡的作品中，有写他判案的（如《东坡判案》），有写他惜才用才的（如《惜分飞》），有写他办学的（如《东坡办学》），也有写他的流徙生活的（如《天涯芳草》）。这些艺术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苏东坡作了形象的刻画，应该说都各有其成功之处，但我认为，这种种写法，仍然未能抓住苏东坡形象的实质，这里的关键，在于把苏东坡混同于一般的官吏，道理很简单：在封建社会里，只要是较有人民性的清官，谁不会去正确地办案，热心地提携人才和办学呢？而仕途坎坷、流徙困顿的，又何止一个苏东坡呢？”我的意思是，写苏东坡，就应该写出他作为一个大诗人的独特的心境和灵魂，只有这样，才不会冤了这样一个好题材。
事情一晃过去了十多年，这期间，以上我所提及的创作现象依旧没有多大改变，但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有些基本原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艺术作品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决有形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而是解决人最深刻的灵魂问题的。我所思索的这个问题，在我于1997年到上海戏剧学院高级编剧研修班进修以后，终于从理论上得到了彻解。
担任“艺术原理”课程的朱国庆教授在他的专著里，反复阐明这样一条艺术原理：“艺术的目的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终于较为系统地理解了艺术创作的本义。我认识到，艺术创作是形而上意义的心灵实践，是艺术家灵魂深处的磨折，是艺术家终极性情感的燃烧，而在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一种空灵感、飘逸感，一种陌生化的象外之象；与此同时，我也重新认识了艺术家，艺术家是人类的弱者，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大缺憾、大遗憾，但正由于如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有一种“技进于道”的大感觉（语出汤显祖，意谓中国戏曲的感情与思想不是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到形而上的“道”的层次，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至情”，即艺术要表现的是一种“万古之性情”，而不是那种日常的琐碎的情感），能看到世界、人生的最高本质，而在笔下，则体现为个体生命处于极端状态下的痛苦。就这样，艺术家蚌病生珠，由弱者变为大智者，实现了对人类灵魂的积极拯救。——我多年思索和主张的创作理念，在朱教授的著作里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写苏东坡和韩愈的歌剧和电视剧时，还只是朦朦胧胧不太自信地按照这一创作理念去写的话，那么到了我写《大漠孤烟》时，则已经是胸有成竹地去舒展自己的笔墨了。
创作的欲望肇起于我1996年的一次西域之旅。我来到著名的阳关，王维一首缠绵淡雅的《渭城曲》，那“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对友人的淳厚之情，早已使阳关坡峰上荒落的土墩，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心中向往的圣地。今天我万里迢迢，穿过无边的戈壁荒漠到这里来，可以说完全是受了王维《渭城曲》的诱惑，是王维让阳关成了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的名胜古迹，这真是诗的魔力、文人的魔力。我决意要写王维，同时要写出西域带给我的那种既苍莽又清空的感觉。
我开始认真地阅读王维的诗文和一切可以搜寻得到的相关文字资料。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张清华研究员给我寄来了《王维年谱》《王维诗选注》《诗佛王摩诘传》等经他多年研究编撰出版的专著，还有辽宁大学中文系毕宝魁教授，也给我寄来了他编著的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之一的《王维传》，这些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在这里面寻觅的，不是现成的人物和故事，也不是现成的结论，我在寻觅王维那独特的灵魂。
王维的一生多灾多难，王维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但王维终归是大诗人的王维，他始终坦诚、执著、自识，远离了贪婪、附庸、嫉妒种种人类恶习，永葆着自身人品、诗品顽强的生命力，并非世俗所谓的“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他自我解脱，不变心性，不因宠辱得失而抛却自在，不因风霜雨雪而易移萎缩，所以他的诗才有了千年的阅历，万年的长久，他也才有了诗人的神韵和学者的品性。王维正是有了果敢的放弃，才有了他“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的高洁情怀，也才有了他金石般的千古名篇。“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他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他劳累庸碌的身躯。王维拥有精神上的明月清泉，这正是我所寻觅的诗人那不朽而独特的灵魂。
恰巧，当我徘徊于王维的灵魂世界时，又一个人物钻进了我的脑际，就是那位唱红了《青藏高原》又突然销声匿迹的著名女歌手。听闻她出家当了尼姑，这使我陷入莫名的怅惘之中。我极喜欢这首《青藏高原》，那高亢入云、清澈无尘的歌声，多少次导引着我进入那澄碧而神秘的莽原雪域。——可是，就这样一位充满激情、活泼鲜脱的女歌手，竟然一头钻进尼庵古寺，去陪伴青灯古佛渡过她那灿烂的青春年华！我猜想她一定有着大伤痛、大悲哀，一定有一件刻骨镂心、伤心绝伦的大事件让她下了狠心远离尘世，遁入空门。由此我想到王维“丧妻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摒绝尘累”的历史记载，王维在婚姻问题上是否也有大伤痛、大悲哀呢？我决意让王维的灵魂与这位当代歌手的灵魂“合理碰撞”，写一出灵魂的惨剧。
找到了灵魂的碰撞点，戏也就找到了矛盾冲突的凝聚点。我没有去仔细构思剧本的情节，甚至连结局也没有想好，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就动笔了。我信笔写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多月后，剧本完成了。
春节过后，我惴惴地将剧本寄给朱国庆教授看，并在信中即兴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努力去写人的玄学状态，不具体于生活实境，想以此表现一代诗人的内心情感，企图制造一种心灵交融的情境。歌剧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即使不能演出，在剧本中也可以创造这种氛围。”想不到朱教授不但很快看完剧本，还很快写来一篇评论文章：《写人的玄学状态——评陈韩星历史歌剧<大漠孤烟>和古代诗人系列》，对剧作予以充分肯定，这使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接着，我又将剧本和朱教授的论文寄给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奖评奖活动。我静静地等待，我想听到评委们真实的评判。——9月初，获奖通知书寄到了，《大漠孤烟》获得金奖，朱教授的论文获得一等奖！我和朱教授，一个在汕头，一个在上海，灵犀一点通，遥相祝贺，共享创造的欢乐。
我们在电话中取得共识：让我们高兴的，不只是剧本和论文获得这两个奖项的最高奖，而且是多年来我们所主张和坚持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理论，得到了中国戏剧最高层专家评委们的认同，这意味着中国戏剧长期僵化的坚冰将要被敲破，戏剧艺术将回归到本体，将回复她本来应该拥有的充满迷人魅力的面目。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教授在一篇题为“剧本创作应面对人生精神的苦难”的文章中指出：“只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没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创作观念是与戏剧艺术的本质规律相违背的。”“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以展示个体人的精神世界为基础的。”真是无独有偶，一南一北两位戏文系教授，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坚持同样的理论观点，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艺术源头的溪流总是按照固有的河道前行，尽管千回百转，最终还是会在具有平常心的艺术理论家的心田上涓涓流过。
写作此文时，偶然见到8月24日的香港《文汇报》，在副刊“人物”专版上，赫然见此标题——《寻找伟大文化人的灵魂》，仔细一看，是介绍文化学者余秋雨行踪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每到一处，余秋雨都会去寻找伟大文化人的故居，了解和思索他们的灵魂。”是的，了解伟大文化人乃至一切描写对象的精神世界，思索他们各自的独特的灵魂，这是艺术家真正应该干的事。
（写于2001年9月10日，载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刊《中国剧本大市场》2002年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