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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潮汕文坛精英辈出，文章德业震古烁今，史不绝书，英名流芳，令世人瞩目与叹服。
陈韩星先生是当今潮汕文坛精英之一，其骄人文绩，其耿直人格，其报效国家和乡邦的朗朗丹心，令邑人推崇。
陈先生已跨过六十门槛，当了十五年的汕头市艺术研究室主任。现为国家一级编剧。
陈韩星，汕头市人,1946年生。
早在青少年时代，韩星君的灵魂就有了孤本。
众所周知，图书馆、私人藏书，孤本最为珍贵。而人的灵魂的孤本，远比书籍的孤本珍贵，何以故？
韩星君写过一篇散文《湘子桥上的铁牛》，那是1984年他就读韩山师院干部专修科时有感而发写下的，一开头就是这样一段饱蘸着深情的文字：
昨天夜里，下了第一场春雨。趁着骤雨初歇，我步出校门，来到湘子桥上。我对这座充满神话色彩的大桥，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记得有一年春天，也是在一个春雨初降的早上，父亲领着我，来到那时仍是十八条梭船联结而成的湘子桥头，父亲默默地流着泪，在那尊昂首向天的铁牛旁，久久地伫立着……
就在那一天，父亲带着我，离开潮州，回到了普宁家乡。——好多年后我才懂得，那一年是1956年，父亲因为曾在广西桂林为胡风出版过两本诗集，被打成了“胡风分子”，受到开除出队的处分。于是，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那场毛毛小雨，变成一片愁云苦雾，久久地笼罩在我的心头；那只昂首向天的有着沉重的墨黑色的铁牛，也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韩星君的父亲是位报人、文化人,1942年在桂林主持过南天出版社，为胡风出版了整套《七月诗丛》。谁能料到，他因此而惹来大祸，长期罹难，并株连了子女。从1955—1980年,25载间，被划为“胡风分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惨不忍睹。父亲横遭折磨与侮辱，导致病魔缠身，苦不堪言。韩星君是长子，眼看生身之父如斯不幸，泪血往心坎流！
1965年，韩星君尽管读高中品学兼优，然“胡风分子”的阴影罩在他身上，梦寐以求的大学梦破灭了。放榜的这一天，他与父亲抱头哭泣，这是痛苦绝望的哭，撕心裂肺的哭。
大恸之后是寂静，铭心刻骨的寂静。
韩星君这位卓荦学子，竟然在汕头立不住脚，被阴暗包围而四顾茫然，终于在父亲的支持下奔赴海南。是父亲，维系了即将从他心中泯灭的信念，他在海南岛过了十三年“知青”生活，尝尽酸甜苦辣而不敢懈怠，勤奋读书和写作，才重回汕头。
灵魂的孤本就是这样历经漫长岁月的积累、多次接受震撼心灵的惊心动魄的事件、撕心裂肺的体验而形成的。
对于一位剧作家、一位学者来说，镌刻在心灵上的孤本特别珍贵。
纵观韩星君的写作生涯，不论剧作还是文论，都作了深层次的思考，形成牢不可破的人性观念，一腔正气、凛然大气跃然纸上，爱憎喜恶泾渭分明，力透纸背，情透纸背。
正是灵魂的孤本，使韩星君治学、创作双丰收，使他驰骋文坛，成为当今潮汕文坛之英才，屈指可数之人才。
韩星君治学严谨，研究硕果累累，这是有目共睹的。
身为汕头市艺术研究室主任，他明确自己的职责，积极开展对地方戏曲、地方音乐的研究、整理和改革工作。1991年1月他担任艺术研究室主任伊始，便接手完成潮剧史上第一部志书《潮剧志》的编纂出版任务，由他担任副主编兼责任编辑的这部广东省地方戏曲剧种志丛书首卷《潮剧志》,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同时他又创办出版《潮剧年鉴》《潮剧研究》《潮乐研究》等艺术研究丛刊，深为潮剧、潮乐界人士所欢迎，成为汕头市艺术档案资料库。
潮剧年鉴自1991年始纂至今，已刊行15卷。
年鉴所辑各潮剧团演出活动的情况，大体包括剧团简介、剧团建制、艺术骨干、剧目简介、大事记等五大部分，并分设“史海探珠”“文苑选萃”“艺林撷英”“报章集锦”“文论辑目”等五个专栏。1998年起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199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赖伯疆先生写下《地方特色浓郁，饶有学术价值——贺<潮剧年鉴>创刊十年》一文，予以高度评价：“十部年鉴，它记载了1990年以来的十年间，潮汕地区和闽南地方的潮剧工作者和广大人民，共同参与的戏剧艺术创造的艰辛历程和丰硕成果，它凝聚和提炼了他们宝贵的艺术创造的经验和理论，它为谱写悠久而独特的潮汕史册，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和经验。”
韩星君在编纂潮剧年鉴上是不遗余力的，仅以1999年卷为例，里面“文苑选萃”和“艺林撷英”两个专栏中，有几篇文章读之获益甚多，诸如吴国钦的《潮剧剧目研究的丰碑——评<潮剧剧目汇考>》、林伦伦的《我看“儒丑”方展荣》、谢惠鹏的《名丑真功夫——贺<潮丑方展荣>一书付梓》、陈诗侯的《粉墨香浓此地生——揭阳小戏之乡概述》等，读之令人爱不忍释。
韩星君1995年创办《潮剧研究》丛刊。第一辑为《潮剧广场戏研究专辑》；第二辑为《潮剧人物传略专辑》，共收入433位知名潮剧艺人和潮剧界知名人士；第三辑为《潮剧五十年文论选》，收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潮剧重要研究文章39篇；第四辑为《潮剧百年史稿》（1901—2000年），共十章，涵盖了潮剧的方方面面，是对潮剧百年历史的一次比较认真负责的梳理和集纳，是潮剧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由韩星君担任主编、编审的潮汕文化出版物还有《潮汕民俗大观》《汕头市文化艺术志》等，共计30余种,600余万字。除此之外，他还参与策划筹办汕头市文化局承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如“第五次中国经济特区暨沿海开放城市文化发展理论研讨会”“全国韩愈学术研讨会”“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中国音乐文化·潮州音乐研讨会”等。2002年起又参与承办汕头国际民间音乐花会。
自1980年艺术研究室成立以来，韩星君还在前后两任老主任吴荣、连裕斌的带领下，参与各县、市潮剧团的剧本辅导工作，如普宁县潮剧团的《百里桥》、潮州市潮剧团的《益春》、揭阳市潮剧团的《丁日昌》、饶平县潮剧团的《周用挂冠》等。在他继任主任之后，他同样热心辅导剧本创作，如潮阳市潮剧团的《宁波绳虎》《川南夺珠》《陈北科荐贤》，澄海市文化馆的《贞娘》《灵光妈祖》等。每看到一个有基础的剧本，他都非常高兴，立即认真、中肯地提出剧本的修改意见，努力使其臻于完善。这些剧本，许多都在全省乃至全国获奖。
1996年10月，汕头电视台曾以“汕头市艺术研究室弘扬潮汕文化硕果累累”为题，在新闻节目中作了报道;1997年，汕头市艺术研究室被汕头市委、市政府授予“汕头市先进集体”称号，他也被列为汕头市第四批“优秀专家、拔尖人才”。
韩星君归根结底是一位剧作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理论风采的剧作家。
1998年12月《陈韩星剧作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10月《陈韩星文论集》入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编印的“中国当代剧作家选集”丛书第一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两部著作几乎一样的厚度，一样的分量。这是韩星君几十年来创作、理论双管齐下的结晶，是互为映衬的姐妹篇。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文艺理论家朱国庆为《陈韩星文论集》作序，其文开宗明义提出这样的观点：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创作家要不要搞理论，理论到底对创作有没有用处。我的看法是，搞创作必须学理论这是肯定的。狄德罗就说过：“古代的作者和批评家都从自己的深造开始，他们总是学完各派哲学以后才从事文艺事业。”（《论戏剧艺术》）朱教授又总结说：陈韩星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了一个创作家如果同时又是一个理论家（或同时研究理论），那么他的创作和理论都会搞得很出色，这叫做合则双美，离则相伤。
从《陈韩星文论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星君不但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而且做了大量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涉及面甚广，有古典文学、戏曲、话剧、音乐、舞蹈、图书编辑、小剧场、广场戏……人物则涉及名臣文师、高僧逸士……那严肃认真、刻苦钻研的精神令人佩服，他的学术论文语言朴实，思绪有条不紊，行文平易舒放，启思益智，为行家所认可。
韩星君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别有见地，尤其是对韩愈、苏东坡、王维等历史名人的研究，更显精辟的见解。从《韩愈诗歌的谐谑风格》《论韩愈与僧侣的交往》《试论韩愈莅潮与潮人素质形成的关系》等长篇论文中，我们可见韩星君并非那种学究式的腐儒，也不是那种把研究作为敲门砖的无聊之徒。这些历史人物的坎坷人生，与其灵魂的孤本碰撞，在作者笔下就非常自然地流露出对他们的人品、文品、诗品的崇敬之情。《陈韩星文论集》中有一段对王维这位大诗人的精彩剖析：
王维的一生多灾多难，王维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但王维终归是大诗人的王维，他始终坦诚、执著、自识，远离了贪婪、附庸、嫉妒的种种人类的恶习，永葆着自身人品、诗品顽强的生命力，并非世俗所谓的“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他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他劳累庸碌的身躯。王维拥有精神上的明月清泉，这正是我所寻觅的诗人那不朽而独特的灵魂。
韩星君善于从诗文中去研究古代名人，如从苏东坡的《荔枝叹》研究其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的选择，他认为苏东坡在其遭贬惠州的逆境中，却有“独善其身非我愿，兼济天下心犹雄”的入世思想。
纵观韩星君在创作之前的研究轨迹，我觉得他有一种“前人未为而我为之”的锐气，有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气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韩星君论证历史人物相当精细，博得我市名家好评，这从他对一代文豪韩愈诗歌谐谑风格形成的探讨及对其与佛僧交往的论证中便可见一斑。
《韩愈诗歌的谐谑风格》一文，韩星君倾注了大量心血。这篇论文的论点独辟蹊径。作为“古文之主”“一代文宗”的韩愈，其诗歌谐谑风格的形成，韩星君认为主要原因是韩愈的自信、具有超群的智慧和旷达真挚的良好品格使然。
韩星君此论，来自对韩愈为人处世和许多诗作的深入研究，他举出《泷吏》《苦寒》《落齿》《晚春》《三星行》等韩诗，一一作了具体的阐析，指出谐谑是韩诗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风格缘于韩氏具有幽默的情性、达观的态度和率真的性格。韩星君除了精心细读细研韩诗之外，还虚心拜读历代及当代文坛大家写的评介文章，得以更深层次地论证韩诗。《韩愈诗歌的谐谑风格》最后几句写得令人折服：对于艺术典型乃至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直接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去体验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性格情趣”。对韩愈的研究，也应有这种新的观念。这样，我们所研究的韩愈，才是一个有性灵的人，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但并非超然于物外的普通的人。
韩星君在《论韩愈与僧侣的交往》一文中指出，韩愈虽上书皇帝《论佛骨表》，但他惜才、扶掖人才，不论官民，和尚也不例外，故而，他不但贬潮之后与有才气的大颠交为朋友，而且在此前后与十多位诗僧、琴僧、书僧、酒僧等才僧交往而成为好友，如元惠、文畅、澄观，这些都是佛教徒中的德学兼备者。
韩星君最后总结道：
韩愈与僧侣的交往是受到佛学进步因素的吸引，它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在其交往过程中受影响的主要不是僧侣而是韩愈，这就是本文所试图表述的观点。如果要对韩愈与僧侣交往本身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我想这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倘若我们将这一社会现象作一个纵的比较，例如从宋代欧阳修、苏轼、程颐、黄庭坚与僧侣的拳拳之情，从明代汤显祖、董其昌、唐元徵、袁宗道结社交禅的逸逸之心，从清代曹雪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他对禅学的研习，直至现代鲁迅先生与杉本法师、内山完造居士的挚交，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大虚法师的过从等此类脉脉相续的士僧交往来看，也许我们就不能对韩愈予以过多的贬责，也不能把他与僧侣的交往看作是为了“减少斗争中的阻力”，或认为这是他反佛的一种策略，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韩愈在某些方面顺应潮流，对僧侣不存成见，对佛家学说表现出闳通吸纳的态度，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韩愈的这种虚心向学的精神，对于我们也是有砥砺警策的意义的。
这一结语，真乃谠论灼见。
韩星君在几十年创作实践过程中对创作思想（文艺观）和创作对象的持续的、不断的、自觉的探索，使他的创作能直接抓住个体的人的内心情感，去创作古代文人题材作品，从而获得了成功。
在2003年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评选中，韩星君撰写的论文《关注戏剧作品的文学性》以其独特的见解获得论文一等奖。在这篇论文中，韩星君对目前戏剧作品忽视文学性，作家进行戏剧创作时居多追求功利目的，多以“浮躁的操作代替扎实的对生活的思考”的现象表示忧虑，并大声疾呼地提出戏剧作品要注重文学性，关注和表现人的情感世界；他认为，艺术创作是形上意义的心灵实践，是艺术家灵魂深处的磨折，是艺术家终极性情感的燃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都是人类中的弱者，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大缺憾、大遗憾，但正由于如此，艺术家才能够看到世界、人生的最高本质，用笔刻画出个体生命处于极端状态下的痛苦。就这样，艺术家由弱者变成为大智者，实现了对人类灵魂的积极拯救。
韩星君在“文革”以后没有跟着时尚写伤痕文学、问题文学而直接抓住个体的人的内心情感，去创作古代文人题材作品，这种艺术思想上的觉醒比他同时代的作家应该说是要早，路子也是对的，而这正得力于他自觉的理论思考，使他少走了许多弯路，在戏剧创作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韩星君在创作时除了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之外，在剧作中追求飘逸隽永风格，语言古雅抒情，人物形象鲜活灵动。在其创作的历史歌剧《蝴蝶兰》（合作）获广东省1979年度专业戏剧创作剧本一等奖之后，他接连创作的历史歌剧《东坡三折》《大漠孤烟》又分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首届、第二届戏剧文学奖银奖和金奖；他创作的18集电视连续剧《韩愈》,1997年由广东电视台摄制播映,1999年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陈韩星剧作选》中的九部剧作是韩星君二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执著于戏剧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潮汕剧坛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收获。他以含蓄而诗意盎然的笔触再现了苏东坡、韩愈等一系列文人形象，字里行间渗透着剧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强烈的情感力量，深具潮汕文化的底蕴，从容淡定宛若韩江水，体现了他自己所尊崇的处世哲学——“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笔者从其剧作中，感到他的创作是在没有任何创作指令的情况下，于轻松平静的心态之中进行的，他是从容不迫、自得其乐地去写他想写的东西，他已经进入一种自由畅达的创作境界。
韩星君退休时，汕头市文化局党组给予他的评语是“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硕果累累，无怨无悔”。退休后的韩星君心境恬静，一如蓝天白云。六十年的人生答卷，他得了满分。
有人说当今时代，唯有金钱神光万丈，信念、信仰、理想，不过是玻璃似的过时的装饰品。可韩星君却从不信这个邪，他是一个具有文化使命感和艺术神圣感的党员干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管如何，作为一个文化人，能做一滴于文化大山有益的清流甘泉，那便是人生的全部价值。”他没有升迁、致富的欲望，胸中却有振兴潮汕文化、振兴中华的万丈雄心。
阳光总在风雨后，阳光下，是一颗在神圣、华美的艺术殿堂中闪闪发亮的金子一般的心！
谢惠如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