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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文学社团或同人流派，往往是通过选择现代传媒报刊来形成相关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思想之声，达到影响现实社会的目的。而一份运作良好、影响力大的期刊也会吸引容纳更多的同人，不断扩充、强盛社团组织的生命力。在常规状态下，社团和期刊是一种同生共荣、同行对照、双向建构的紧密关系。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创造社和《创造》，语丝社和《语丝》，莽原社和《莽原》，京派和《骆驼草》《文学杂志》，现代派与《现代》，“左联”与其一系列期刊，前锋社和《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都一一印证了这种关系。《文艺月刊》与中国文艺社之间，也具备着常规状态下期刊与社团的此种关系。《文艺月刊》隶属于中国文艺社，它们一起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风和日丽和抗战时期的战云惨淡，这期间随着该组织归属的变动，活动方式的变迁以及影响力大小等因素，期刊面貌也多有变化，《文艺月刊》先结束自己的文学使命，数年后中国文艺社也遭到解散。
目前的文学史上均是简单提及这个“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津贴”
的官方文艺团体，回到报纸期刊的原始现场，就发现了一个事实，中国文艺社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40年代都比较活跃，许多报刊上常常能读到关于它的消息，可见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它与“左联”对峙而立，但生存的时间比“左联”长得多。
1930年7月4日的南京《中央日报》头版广告栏中，首次登载了三则关系密切的广告，分别是《中国文艺社征求会员启事》《文艺月刊征稿启事》《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预告》。这些广告日日连载，持续数日有余。
在《中央日报》上的广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文艺社征求社员启事
本社鉴于现代中国文坛之消沉，民族精神之颓废，爰为联合爱好文艺同志，创办中国文艺社，冀以一往无前之勇气，振起时代之沉疴，扫除一切混乱之思想，寻求新文艺之途径，同好之士，愿参加本社，共作文艺之研究者，无任欢迎，简章列后：
中国文艺社组织简章
（一）本社定名为中国文艺社。
（二）本社以站在革命的立场，发扬民族精神，介绍世界思潮，创造中国新文艺为宗旨。
（三）凡有同情本社宗旨而酷好文艺者，不论性别，年龄，籍贯，经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或直接闻具详细履历，将作品寄交本社，经审查合格者，皆得为本社社员。
（四）本社在首都设总社，各地遇有社员十人以上经总社许可时得设分社。
（五）本社总社设编辑经理两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办事员若干人，由本社聘任之。
（六）本社已经许可入社之社员，须填写入社书，发给入社证，交入社费一元。
（七）本社经费除社员入社费外，其余不足之处数，由发起人募集之。待将来丛书计划实现时，抽版税百分之五，作本社基金。
（八）本社社员之作品，由编辑股审查合格后，得优先在本社出版之刊物上发表，若有整部作品，审查合格后，得优先由本社发印。
（九）社员在本刊物内发表文稿之报酬，与非社员同样待遇，已经本社印成本之著作，其版权为本社所有。
（十）本社社员得享受本社各种刊物及优先发表审查合格文稿之权利。
（十一）本社社员如有建议，得随时提交编辑经理两部。
（十二）社员如有不履行本社规约，或其它不利于本社动作而有确实证据者，得由本社议处。
本社临时通信处：南京大纱帽巷三十三号王平陵转中国文艺社。
关于中国文艺社具体成立时间，在辛予的《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中介绍“成立时期大概是1930年的7月间”
。实际上，中国文艺社的正式成立日期比其附属刊物的出版发行还要晚一些，成立大会在1930年9月28日才举办。与7月间头版醒目的广告不同，9月间的《中央日报》只在其第二号《文艺周刊》版面的角落处刊登了启事，前两则都是关于周刊稿酬的，第三、四则才事关成立大会，全文如下：
三，中国文艺社定于下星期日上午十时（本月二十八日）在鸡鸣寺开成立大会，届时，并备有丰富之茶点，以示欢迎。仰各社员尊时参与为盼！
四，未填写登记表各社员，望在二十八日以前寄到。如系遗失，可来函声明重寄。
当日的成立大会有傅述文、钟宪民、左恭、缪崇群、黄归云、胡天册、罗寄梅、聂绀弩、曹慎修、李伯鸣、程方、殷晓岑、李洁非、黄其起、周子亚、蒋山青、王平陵、杨若海等四十余人出席。傅述文报告了中国文艺社成立的经过，王平陵则介绍了社团刊物《文艺月刊》和《文艺周刊》的编辑情况，李伯鸣主要就活动、出版经费做了汇报。
紧接着的1930年10月26日，该社举行了第二次谈话会，我们得以更为具体地了解到中国文艺社的主要成员和活动情况。
本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星期日，天气清和。……李伯鸣同志是本届谈话会的负责筹备者，他于上午八时即赶到清凉山，随后陆续报到的，有傅述文、汪铭竹、腾刚、左恭、缪崇群、周子亚、庄心在、蒋山青、王平陵、宫碧澄、詹洁悟、杨若海、霍世为、周意彪、张倩英、李湘澜、黄山农等五十余人。社员们坐定，准九时开会，公推王平陵君报告。
王平陵在会上介绍大革命烟消云散之后的文坛局势，举出“民族主义文学”大旗，抨击左翼文学。
要知道在现在的世界，谁敢说不要民众，而我们自己就都是真正的民众，并没有丝毫的特殊。民众的痛苦，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我们替民众谋解放，换句说就是替我们自己谋解放。所以我们在文艺上的抒写，材料正不患共穷，大可不必摭拾着人家的唾余，从间接又间接的日本文艺里，烧制几个新奇的名称，在国人面前直炫其渊博；而且更不必向壁虚构，捏造许多无稽的不合理的幻想，欺侮我们的民众。……我们今后的责任，绝不挂虑这许多废草狗藤，杂生在断溪绝崖；我们只需把灿烂的花朵，充分的繁殖在我们的园中。我们绝不怕瓦釜齐鸣，我们只需把黄钟敲得响。
王平陵的这番论调偷换了“我们”与“民众”的逻辑概念，遵循了国民党文艺一贯的口号式作风，激烈否定异己却又拿不出具体的东西。当时与会的左恭、傅述文随后做了针对性稍强的演讲，内容要务实一些。
左君希望新进作家努力写作，不要使文艺的园囿，到现在仍旧由几个老园丁所把占着，并提倡自由抒写的精神。傅君阐述文艺上真善美的本质，完全是一贯的意义。凡真的，就是善的美的，不真的，一定也同时失去善与美的本质。所以写文艺尤其要注意到文艺的真实性。
这个时候的中国文艺社，谈话会并不定期举行，最为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编辑出版《文艺月刊》和附属于《中央日报》逢周四出版的《文艺周刊》。后者从1930年9月创刊至1931年12月停刊，总计发行59期，编辑风格与《文艺月刊》一致，只有一个小小的版面，多是发表本社员的文艺作品，以三四千字以内的评论、小说、随笔居多，同时宣传记录中国文艺社的一些活动。真正能够让人知道有这个中国文艺社组织的原因是“在南京所有的定期刊物中，《文艺月刊》的内容应该站在第一位的”
。这种“刊”即是“社”的形象，一直持续到该社1935年的改组。在这种组织方式比较松散，刊物编辑相对自由的状态下，《文艺月刊》主要呈现出主编王平陵的个人文艺风格，另外也有缪崇群、左恭、钟天心等人的有限影响，《文艺月刊》的期号从1930年8月的创刊号到1935年6月的第7卷第6号。
《文艺月刊》创刊号目录
《文艺月刊》第三号封面
王平陵曾经谈到中国文艺社的成立是“几个爱写写文艺的朋友们一种纯感情的结合，并不荷担着什么伟大的使命”
。外界的评价也有持相似观点的，“谁都知道，中国文艺社乃是一群文艺作者与爱好者之集团”
。这和左翼方面声称它接受国民党中宣部的领导和津贴因而“其经费充足”有所出入。“该社中央月有津贴一千二百元。因经济来源富裕，故能收集一批作家，如沈从文等。月有月刊，已出至二卷一期，格式颇似小说月报，闻每期约印五千册左右”。
从《文艺周刊》多次登载记录的社团活动看，当时中国文艺社的成员以国民党中宣部一般职员和南京的学者文人为主，党政要员如叶楚伧、张道藩等只是挂了一个空名。虽然有着国民党中宣部的背景，但还是以文艺界力量为主，官方色彩较淡，也正是由于缺乏体制内的稳定保障，《文艺月刊》很快陷入了困顿。当时《文艺新闻》“每日笔记”有一则消息称“中国文艺社月刊编辑左恭赴湘，王平陵近颇潦落，缪崇群患病，故各方面之进展极其消沉”
。现实中是，傅启学（述文）在1931年赴美求学，左恭在积极参与“反蒋援胡（汉民）”活动失败之后，于1932年东渡日本避难。因此，“（成立）此后两年，因人事上的变迁，便趋于沉寂了。月刊也因负责人和经费的关系，时断时续，一切工作停顿的也不少”
。1932年的春夏，《文艺月刊》出现了脱期的现象，6月份之后停刊了半年，到1933年1月才重新出版。这就愈发说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的补助随意性较大，社员陈天的回忆有一段相关的分析比较合乎情理：
中央“剿共”军兴，颇无暇注意于文化事业，因此“中艺”仅聊备一格，得政府拨给一点经费，帮助几个与中央有关系而无出息的文人，党部与“政府”皆不以“中艺”为需要的组织。
这时候，中国文艺社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同人社团，它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那种典型的同人社团相比，虽然在用民族话语对抗阶级话语时给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含混不清、模棱灰暗的，没有足够鲜明的艺术审美趣味的趋同，也没有创作评论风格的相近和社会意识生命体验的接近。中国文艺社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文艺家的自由组合，虽然有官方的背景，但并没有受到国民党政府具体的管理和稳定的扶持。除了出版以上两刊，中国文艺社也有一些不定期的聚餐茶话、游艺旅行等活动。例如，1930年11月间组织了栖霞山观红叶活动。1931年2月14日，在南京蜀峡饭店举行春季聚餐，到会的有六十多人，还特意邀请了陈立夫（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刘芦隐（1930年11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次年任考试院代理副院长）两位政府要员讲演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并随后在《文艺周刊》上刊载了他们的演讲稿。1931年3月22日，组织了旅行团前往镇江，社员需要交纳车旅餐饮费用，也欢迎其他来宾参加。其时，叶楚伧正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上，于当地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专门做了欢迎辞《朋友·自然·文艺——欢迎中艺社镇江旅行团》，该团社员也有多篇文字唱和记游，并在3月26日的《中央日报·文艺周刊》上出版有“镇江游记专刊”。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社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活动应该是1931年6月13日至15日的《茶花女》演出。这是该社戏剧组的第一次公演，连续三日晚七点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演，票价1元。演出非常成功，获得社会好评。当时有报道如下：
这大规模的演剧着实骚动了阴森的古城，使戏剧界原来死寂的空气为之一变。而且从这次相当成功的结果之中，更为南京的舞台上发现了几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选择了这样的剧本来上演，除掉是充分表现了中国文艺社那种一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之外，别的意义却找不出来。
这些活动形式都带有文人自娱自乐的性质，深受当时南京保守理性的文化氛围影响。虽然偶尔也会有官方的参与，但主要性质与南京城里旧式文人集社的游吟赏玩一般无二，是一种比较自由松散的休闲娱乐交际活动，主要以社员和文艺界的联谊来扩大影响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中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转变阶级斗争策略，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前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作品，把文学上的运动集中到抗日反汉奸的主流里去，在当时影响颇大。此时，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却还在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中继续执行，中央党部注意到了“左联”的文艺新动向，觉得很有应对的必要。鉴于《文艺月刊》蔚然可观的作家作品，在文坛上日益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于是有了中国文艺社的改组。
1935年10月1日，中国文艺社借华侨招待所，举行中国文艺社改组大会，到会的有一百二十余人。与会人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党政要员有叶楚伧、张道藩、方治、褚民谊等人；供职于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人士主要有吴稚晖、谢寿康、华林、王平陵等；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艺术系的学者文人，包括徐仲年、徐悲鸿、罗家伦、吕思伯、吴梅、汪东、汪辟疆、陈之佛、孙福熙等人；另外，还有在南京的非左翼性质的文艺人员。会上叶楚伧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地位环境以及最近关于域外种种文化上侵略的阴谋”，出于“中国文艺复兴的动机”，改组是在于“我们很想把文艺界的各种人才，都密集在中国文艺社，使文艺社造成一个出品的制造厂，而后分向各种文艺的机构作有组织的发展，努力把生产、消费、运输的各种关系，都收得充分沟通联络一气的便利，我相信中国文艺的复兴，便有可能的把握了”。
可见，中国文艺社的改组是国民党在国外侵略和国内反抗的双重困境下，逐步加强控制文艺领域，建构本党话语霸权的一种努力。
中国文艺社号称以提倡文艺事业，联络文艺界感情为宗旨。入会宽松，条件如下：凡品行端正，致力于文艺事业之人事，不分性别，有社员二人之介绍，经本社理事会之许可者，均得为本社社员。在组织上设有社长、副社长各一人，其下设有理事会，理事会之下设有文艺月刊部和文艺俱乐部，经费来源，除了社员入社费、常年费、特别捐献外，主要有赖于国民党中央文化机构补助。因为有了经济方面的稳定支持，社团硬件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社址更换到了南京中山北路247号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有花园、小展览室、文艺厅（可容纳五六十人）、编辑室、职员宿舍、客房等，正屋后有一排平房，那里设有俱乐部办公室、工友宿舍、厨房等。一切摆设无不清雅绝尘，既有文艺气又有绅士气。华林甚至还计划捐集款项来建造一个专门的大社址，但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机会实现。
改组后，叶楚伧、陈立夫分别担任正、副社长，常务理事为谢寿康（一说方治）。行政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方治主管。陈天回忆道：
方治常务理事，他是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中艺”实际上由他代叶楚伧氏主持，用流行的话说是少壮派，敢作而有为，对于“中艺”是非常负责的。据华林说，多少烦难的事都由他解决，不必请示叶先生。他几乎每日要到“中艺”一次，不去的时候也在电话中问问有无重要事件……
中国文艺社改变了原来以办刊为主的活动模式，增加了多种带有沙龙性质的文艺俱乐部活动，形成现代报刊传播与传统人际传播交相辉映、互相促进的社团活动状态。文艺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华林，其下设总务组、学术组、游艺组、交际组等组；文艺月刊部常任编辑为王平陵，编辑委员会委员由汪辟疆、徐仲年、范存忠、饶孟侃组成。除了编辑发行《文艺月刊》，另外在正中书局、中华书局出版由王平陵、徐仲年主编的“中国文艺社丛书”。其外围战线的刊物还有上海的《文艺茶话》《弥罗周刊》和南京的《星期文艺》等。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了解到，改组后的中国文艺社由于政府文化官员的实质性加入，使得该社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虽然行政上还没有正式归属于国民党中宣部，但实际上在经费保障、人员配备乃至日常管理上都已经与一般党政文艺机构没有什么不同了。看得出来，国民党中宣部意欲将原来的文艺爱好者们的园囿，改造成类似“左联”那样的党派政治和文艺的紧密结合体。“左联”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践性组织，也是有着一致政治诉求和明确政治行动的文艺团体。和“左联”联合借用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三方力量一样，国民党中宣部也是直接在已有的社团基础上改造中国文艺社，但显然还缺少一个如鲁迅那般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文坛形象。更重要的是，“左联”在组织和纪律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尤其在组织身份的建构上有着明确的意识。集体创作定稿的“左联”《理论纲领》（初次发表在1930年3月10日的《拓荒者》上）将“左联”归属于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求人类彻底的解放。”“左联”的文艺创作需要重视并服务于社会的最宽泛的底层。“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这种在政治上和文艺上的双重确认功能紧密结合，给予“左联”社团集中统一的方向。中国文艺社的改组则是以提倡文艺事业，联络文艺界感情为宗旨，采用一个比较模糊的“中国文艺的复兴”的目标，并且入会门槛极低，力图在左右翼文艺激烈相争过程中尽量掩饰党派纷争的硝烟，吸引更多中间文化人。从主要刊物《文艺月刊》兼容并蓄的编辑风格可以看出此类策略确有一定效果，尤其是对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艺术系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其所谓“纯文艺”的立场下的官方政治控制意图也不是毫不为人知觉的，所以自由主义文人在控制和反控制之间也有所举动，沙龙文艺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就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复杂的话语建构空间。
中国文艺社的文艺俱乐部是上海“文艺茶话会”在南京的版本。徐仲年一直对“文艺茶话会”津津乐道，是因为这种活动方式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故而备受喜爱。徐仲年是个勤写多产的文人，同时热衷以文艺为主题的社会活动。作为发起人，当年他与黄天鹏、孙福熙、华林等人模仿法国文艺科学家聚集的“沙龙”形式，于1932年创办了上海的“文艺茶话会”
，在上海文坛颇有影响力。第一次文艺茶话会是在1932年6月19日，于上海环龙路花园别墅3号（孙福熙家宅）举行的，参加者有陈抱一、章衣萍、李唯建、李宝泉、沈尹默、黄庐隐等十五六人。上海文艺茶话会全盛时期有四百多人参加，包括诸多文艺界名流甚至到沪的外籍人士，该会同人刊物有《美术生活》《文艺茶话》《艺风》《艺术周刊》《弥罗周刊》《新垒》《文艺春秋》等，一般每个周日的《时事新报》会登出该会的广告。该文艺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影响力遍及南京、杭州、香港等地。“八一三事变”之后，文人纷纷西撤。在重庆，华林、徐仲年、鲁觉吾（即鲁莽）等人又持续举办有类似茶话会的文艺活动。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上海文艺茶话会重启，由陈承荫、亚尘、王进珊、徐仲年等人主持，另有华林等人筹办的“星六文艺茶座”并存，活动广告改在《申报·春秋》上登载。
徐仲年、华林等人因自身留学经历而模仿法国文艺沙龙，与其说是模仿一种文艺名流交际活动的方式，倒不如说是钦慕接受了“沙龙”自由宽容思想的本质，自觉地在学习推广之。徐仲年曾经多次骄傲地提及文艺茶话会，这个无组织（只有筹备人员）的自由集团，不分宾主，来去自由，只谈文艺不涉及政治宗教等，尽力避免功利主义。
文艺茶话会之所以异于其他的茶话会或座谈会，全在乎它没有组织毫无组织：愿者自来，不愿者自去；没有一个或几个主人，来者都是主人。为何没有组织？质实言之，我们要扫荡一切的功利主义！我们不愿抬人家的轿子，也不愿人家抬我们的轿子；我们的脑子里没有天平；也没有算盘；我们的嗓子应该唱出我们的心曲，而不该充当啦啦队；我们所追求的是纯洁的友谊，而不是充满自利精神的虚荣。
距离第一次茶话会15年之后，1947年5月4日，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徐仲年在谈到该协会与文艺茶话会的渊源时，再次重申了这种自由唯美的文艺思想，认为作品的同一主题，由于作家思想性格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这种多元宽广的特性，正是文艺的基本属性，应该尊重并且爱护它。“因此我们只问你是不是忠于艺术？忠于你的感觉体验？忠于写作自由？谁也不必问谁的宗教信仰，政治关系，同样都是好朋友，都希望参加这个团体。这种精神，恰巧是文艺茶话的基本精神：所以在这个‘思想自由，和衷共济’的条件之下，上海文艺作家协会和文艺茶话会合作了。”
南京的文艺茶话会在1932年期间也有过王平陵的个人努力，但显然并不成功。
中国文艺社改组之后的文艺俱乐部主要负责人是华林，他办理文艺俱乐部的一切具体事务活动，也管理该部的财务、庶务、会计等事宜。华林的实权来自他在政治场上的同学关系。华林是留法前辈，与吴稚晖等人是同窗好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中不少中央要员留法者都是他的后辈。华林自己一副诗人气质，不涉入官场，只在中央大学任教，吴稚晖就选择了他来做中国文艺社的总干事，既投其脾性又照顾有加，因为中国文艺社的半官方性质，不但使其待遇优厚，而且常有极为可观的活动经费。
文艺俱乐部的活动方式比起文艺月刊部来，要丰富热闹得多，在招收会员方面居功甚大，有当事者回忆该社“由于有了俱乐部之组织，又公开征求社员，加入的人达到三百余人”
。它的制度性常规活动是每周四由华林和张？英（交际组组长）主持的文艺晚会，尽量避免形式雷同和格调严肃。新民报《文艺俱乐部》周刊也是逢周四出版，主编陈晓南，持笔者都是社员，每期出版后都分送给外地的社员，用以沟通消息，联络感情。另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旅游团，以及各种歌唱、音乐、书画展览等活动。
随着文艺俱乐部每周四沙龙夜活动的开展，南京知识文化界多了一个声名鹊起的联谊交际空间。许多当事人都回忆过当时的情景：
每周的星期四晚上，文艺社的社员，大家都到社里来聚会一次，这一夜叫做“交际夜”，现在参加的人，每次都是座客常满，宾至如归一般。男女的朋友，个个都喜欢“交际夜”的来临。
文艺界同人以及爱好文艺者可以自由参加。每次或有小规模演讲，或座谈会，或展览会，或音乐会，或招待华籍和外籍过京的文艺家。总之，每次有些新花样，极力避免形式及太严肃。那时南京的《新民报》是大型报，我们在该报出有《文艺俱乐部》周刊，由陈晓南主编，星期四出版，登载轻松活泼的论文，宣布当天文艺晚会的节目。天气热了，文艺晚会移到后湖或秦淮河去开。如有音乐家过京，我们就借华侨招待所大礼堂开盛大的音乐会。
陈宛茵的叙述相隔比较久远，可信度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这个文艺沙龙的盛况：
在我入社以后，才得知除了我这无名小卒以外，社友们大多是赫赫有名的文艺界名流。如音乐家马思聪、大画师徐悲鸿夫妇、诗人陈梦家、《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及其夫人、名律师邓季惺等等。其中也有一些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又都是身居高位的“中委”或带“长”字号的人物，堪称俊彦毕集，济济一堂。
按规定每星期四为社员的活动日。届期还安排有各项文娱节目，就本人所见的几次，有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戴爱莲的舞蹈，陈梦家的诗歌朗诵，徐悲鸿的画展等等。
这种耗资不小的文艺沙龙，本意是从党派政治需要出发，交流文艺界人士，发展本社社员。但文化人的自由理念和沙龙活动方式，决定了这个交际夜不可能完全掩盖在官方政治声音之下，所以我们会从当事人的回忆中了解到一些颇为“八卦”的消息，诸如很多人喜欢参加“交际夜”之目的，其时就传得沸沸扬扬的，一是一品华林亲手调煮的意大利咖啡；二是那些经常出现在“交际夜”中的才女美女们，如诗人沈紫曼、蒋碧微女士等。事实上，文艺晚会（交际夜）无论会员非会员都可以参加，不取分文，备有茶点，中央大学的学生更是此地的常客，沙龙交际夜的人员可说是比较混杂。配合发行的新民报副刊《文艺俱乐部》也以同样的思想理念来吸引广大的年青人。这个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发刊词号称“集合文艺界之朋友，努力于光明之追求，认定‘生活也是作品，作品也是生活’，因为行为和梦想是一致的，人人都是剧作家而兼演员，行为就是思想情绪之表现，即其价格之表现也；本刊负此使命以推诚与青年相见，以艺术来创造人生”
。该刊设有美术、戏剧、电影、介绍与批评、文艺理论、文学作品等栏目。
真正官方的政治性任务或者交由专人负责，或者利用联合举办、经济津贴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其意图。例如，陈天的回忆中叙述到中国文艺社对留京的左翼文化人士，如对田汉、华翰（阳翰笙）、丁玲等，则“按月津贴，多方优待，仅要求他们不要以国民党为敌，所以田汉们就在南京打唱其新剧，成立了中国戏剧协会，出演《洪水》，结合了南北的男女艺人而演出，成为空前的盛会”。田汉和阳翰笙出狱以后，陈天和王平陵受“社命”作为田汉的“联络专员”，所以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相当不错。
各类文艺演出展览活动，一般是不定期进行的，但每月都会有一两次，大多数情况下会和相关机构、团体合办。例如1936年2月20日至26日的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该展览会由上海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以合办为主要活动方式，也是中国文艺社多方拉拢各界文艺人士的具体策略。在1936年4月，文艺俱乐部曾经组织过声势颇大的旅行团，与一般性的社员春季出游不同，这次旅行带有浓郁的官方色彩。旅行团由方治（另有一说是理事会总干事谢寿康）领队，其成员有汪东（中央文学院院长）、华林、王平陵、徐仲年、汪辟疆、徐悲鸿、陈之佛、孙福熙、张？英、沈紫曼、杭淑鹃、盛成、陈天、卜少夫等人。旅行团先到江苏镇江，由江苏省教育厅出面接待；后又转道苏州，广泛联谊当地文化人，在沧浪亭召开了欢迎大会；接着去了上海，由于上海是文坛重地且中国文艺社平时在当地活动也颇多，所以旅行团在上海风头尤甚——上海市政府专门举办规模巨大的招待宴会，多达四五百人参加，热闹非凡。当时《人言周刊》“时事写真”（1936年第11期）专题报道“中国文艺社之春季旅行团抵沪参观各文化机关并由吴市长设宴招待”，并刊有该团员与吴市长合影的大幅照片。旅行团在上海待了三天三夜，各文化团体分别招待，每日都不断有宴请、参观、演讲、茶会，上海报纸对相关活动热烈“捧场”，当事人感叹“据说自有上海以来，文艺界之接连三日的如此热闹，是没有过的”。
4月底，旅行团最后到了杭州，逗留了两日一夜，节目和在上海大同小异。旅行团执行的重要政治性任务，就是将随团带有的一笔价值不菲的赠品，分送给各地贫困的文人，七天的旅行费用高达十万元。中国文艺社以民间文艺团体身份招摇沪杭各地，借用强势的经济力量来施行官方文化济贫安抚的职责，对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文化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在声势颇大的春季旅行团之后，中国文艺社马上下令各地党部成立中国文艺社分社，先后成立有上海分社、武汉分社、宁波分社等。
中国文艺社的性质在改组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日益被官方政治话语侵袭控制的趋势。早在当日改组大会上，叶楚伧要求各文艺团体放弃门户之见，共谋中国文艺的复兴时，就有自由主义文人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在“会员自由演说之际，就有吴瞿安先生乘着酒意，大唱反调，先是引申中央之轻视文人，继言中央之摧残文化。说得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全场的人都屏息静气，似乎有什么‘事变’快要到来，幸而有张道藩先生出而婉劝，吴氏始默然就座”
。可以说，多方话语权力的争夺和矛盾从一开始就在这个“一刊一沙龙”的社团空间展开了，这个改组当日的纷争小插曲也冥冥之中暗示了中国文艺社的宿命——在官方强势话语霸权的步步紧逼中，在温和怀柔的政策手段下，“思想自由，和衷共济”的知识分子声音终于默然。
抗战文艺专号
“七七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将文学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文艺界知识分子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所有的流派分歧和论争口号，都被淹没在响亮的“抗战”声中。中国文艺社顺应时流，1937年10月将其主要刊物《文艺月刊》改为战时特刊，与抗战之前的《文艺月刊》卷期号分开另起，为32开本不定期刊，最初是旬刊，后出版时间不规律，有时半月刊或月刊，有时根本无法固定日期出版，如此到1941年11月终刊，共出51期。1937年底，中国文艺社迁往武汉，1938年1月1日在汉口出版了《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5期。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使得该社居无定所，先是各方稿件需要通过《武汉日报》的关系收转，后暂居于四民街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内，很快又迁址汉口中山路永康里20号。武汉时期的中国文艺社担当主要责任的是王平陵、华林（一说月刊部编辑也有陈天在负责），徐仲年等大学教授早于1937年9月就跟随中央大学入川了。待《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移渝以后，才逐步恢复该刊前期的编委制度，主要成员有徐仲年、王平陵、王进珊等人，原来的学者编辑应该或多或少也有参与（有些文章提及宗白华也是编辑，笔者至今尚未能证实此点）。
武汉期间，除了出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卷第5期至第12期外，中国文艺社在促进“文协”的成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王平陵的努力不容忽视。1938年3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合力量，总会共有300多名成员，其中中国文艺社成员仅华林、方浩、王平陵、沙雁和吴漱予五人。华林、王平陵和沙雁三人均当选常务理事，王平陵出任组织部主任，华林任总务部副主任，候补理事吴漱予在总务部成立后被聘为干事，实际上同样参与总务部工作。因此，中国文艺社成员在“文协”人数比例虽少，但几乎都直接参与了“文协”的日常工作。从这一优势地位的事实也可以看出，王平陵和中国文艺社在“文协”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段从学等人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此点。
1938年8月，中国文艺社继续西撤，从汉口迁到重庆，首先迁址售珠市36号，后来又到观音岩的义林医院。由于日军轰炸，重庆疏散人口，各种组织活动一般只能分散进行。中国文艺社和“文协”共同议定，每月在近郊举行一次流动座谈会，以资交换意见，推动抗战文化工作。1939年10月，中国文艺社和“文协”、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筹备举办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会议由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力子主持，各界代表千余人，参与群众数千人，这是鲁迅逝世后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这一时期的《文艺月刊》编撰的具体情况，徐仲年曾经这样回忆道：
道藩兄邀我重新主编《文艺月刊》，我立刻恢复委员制。在我负责期间，出有《抗战四年来的中国文艺》，分上下两辑，是抗战四年中中国文艺各部门的总清算。又曾刊出得过中央宣传部奖金的《军歌特辑》；——中宣部聘请郭沫若、汪东、汪辟疆等十余人为评判委员，笔者忝附骥尾。然而时过境迁，人事已不如南京那样单纯，终究我脱离了《文艺月刊》。
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重庆战时文艺斗争需求，将中国文艺社人事和经费上的管理，正式纳入政治体制中。胡正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其实在1938年9月后，该刊（《文艺月刊》）的实际主编为王进珊，其集稿、处理、定稿、校对、付印乃至发行的所有日常工作，均由王进珊负责，徐仲年只是名义上的主编，并不参加编务。当时，王进珊在迁渝的中央政治学校（原中央党务学校）任教，并兼任该校教育长张道藩的秘书，而此时中国文艺社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张道藩。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艺社的主要工作就是《文艺月刊》的编辑，俱乐部活动基本已停顿，在重庆“（南京的文艺茶话会即中国文艺社的文艺俱乐部）最初很热闹，过了两年，逐渐有衰老蜕变之感，于是鲁莽华林徐仲年另创星六文艺茶座，办法与文艺茶话会完全相同”。
1941年2月，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的名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中国文艺社并入该会，作为附属机构。自此，中国文艺社结束了其“民间文艺团体”的身份，彻底官方体制化。当事人陈晓南透露出了该社并入“文运会”的政治历史背景：
那时的共产党人宋之的与我们关系较深，他经常来中国文艺社。我在文艺社任美术编辑，又是徐悲鸿的秘书，我们一方面与进步作家有联系，另一方面又把听到的各方面的消息传给进步作家，约有一年的时间，文艺社实际上成了各种消息沟通的联络点。此事当时被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知道了，有一天，张突然闯进文艺社，把我们叫在一起，破口大骂，痛斥华林，又把茶壶、茶杯掷了一地，最后，把中国文艺社改组合并到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又委派亲信林紫贵为负责人，可见当时国共合作在文艺界的斗争也是明火执仗的。
随着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加强文化专制，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方附属机构，中国文艺社很快泯然于“文运会”中。根据现有材料，相关活动记录如下：1940年的4月初，中国文艺社联手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和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举办了慰劳将士美术展览会，活动方式依旧保持以往风格。1941年4月8日，金石学家滁县王孙由蓉来渝，将《正气歌》刻石，借由中国文艺社公开展览。1943年早春2月，傅抱石个人画作展览几经周折终于在重庆观音岩举行，中国文艺社和中华全国美术会是主办者。随着时局人事的变迁日益艰难，以及社团生命力枯竭，中国文艺社表现越来越少，《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与前期的《文艺月刊》比较，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式微趋势。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艰难，最明显的是刊物在规模和内容上的萎缩薄弱，与前期动辄每册十多万字的内涵相比，《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篇幅与内容要贫薄得多。这里做个简单的数字对比：都是16开本，《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三卷第十、十一期合刊（1939年9月16日出版）算是比较“丰厚”的一期，共有55页（标页从第208页到第263页）。前期《文艺月刊》第十卷第四、五期合刊（1937年5月1日），页数共计456页；即使是最早期尚无多少人脉声誉的《文艺月刊》创刊号（1930年8月15日），也有162页的篇幅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到，《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内容含量刚过前期鼎盛时期的一成，约超创业期的三成。《文艺月刊》一直都有作者人数众多、派别庞杂的特点，抗战以后，由于全国文艺界的大联合更是大方容纳了左翼的撰稿者，显出一片团结的大好景象；但实质上，战争使得文艺工作者们颠沛流离，忙于生计，创作都失去了安定的状态，因此《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作者虽不少，但大都来去匆匆、零星疏散，没有形成前期《文艺月刊》那种阶段性的作者群落特点，主要撰稿人还是中国文艺社的王平陵、沙雁、华林、吴漱予等人，导致虽然不乏优秀作品偶然出现，但刊物整体创作质量有限。至于针对读者受众的出版发行情况更是落差巨大，以前依托官方的正中书局营销网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便利，1938年1月移至武汉后就与正中书局杂志推广所总代售解约，从此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销售，到1939年12月才准备筹措增加发行西北版、东南版，最后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艰难应该是战争时期所有文艺期刊挣扎求生存的一个缩影，在其一篇“卷首的话”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
因了战时的关系而形成的不能安定，以致使工作不能如期而行，因各种客观环境而形成的出版条件的困难，以致使本刊时常脱期，因编务的不统一，以致使本刊在短期前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做到它的完整。这些一方面是由于综错的客观环境所使然，同时这经济的拮据是主因的主因。
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恶化、物质匮乏、纸张昂贵、工厂被炸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然会导致出版条件的困难。“编务的不统一”则体现了《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编委会的矛盾，主要编辑王平陵、徐仲年、王进珊都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背景和文艺观念，而由张道藩亲自安排来的王进珊应该具备较大话语权，因为重庆阶段也正是张道藩逐步接管国民党文化宣传部门的实权时期。所以徐仲年才会感喟“然后时过境迁，人事已不如南京那样单纯”
，终于徐、王两人逐步“脱离”了该刊该社，当然他的所谓“脱离”是卸去负责之任，并不是真正的离开。事实上，徐、王两人很早之前，就无法把时间精力大量放在《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编辑上了。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王平陵出任该会的组织部主任，工作重心转向“文协”，后来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宣部的战地记者，经常赶赴战区前线。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徐仲年在重庆除了教书，在1939年5月至1943年1月间，还担任了中央大学师生防护团总干事（负总责）及防空队正队长、中大师生员工消费合作社理事主席、教职员伙食团团长等多个职务，用他自己的话说，三件最吃力不讨好的事由他一人负责。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时是独立出版社编辑的王进珊也就更加顺理成章地担起了主要编辑责任。最后，要说到的是“经济的拮据是主因的主因”。客观看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比战争时期那些出版几期就倒闭的文艺刊物要幸运得多，毕竟有着官方背景优势，有着政府的经济补助，再拮据也坚持了四年，出版了51期。但确实比“衣食无忧”的前期《文艺月刊》要窘迫得多，从广告刊登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端倪。办刊近12年的《文艺月刊》广告登载，基本可以说是种类简单，几乎全是文学艺术、文化教育书刊的广告，只有两个阶段比较“异样”。一个是1931年2月发行的第二卷第二期，一直到1931年12月的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持续刊登了国民政府的交通银行储蓄部、大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的广告；另一个就是《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三卷第八、九期（1939年8月16日出版）以后，断断续续有上海冠龙照相材料行、标准药业公司的广告。原因无他，这都是该刊经济拮据的时期：前者是因国民党中宣部的津贴比较随意，尚未形成常规；后者则是由于其文艺宣传重地已经转移。1938—1941年，国民政府基本上是依托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协”来开展文艺工作，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相比之下已经无足轻重。到1941年，中国文艺社被新成立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全盘收编。就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中，式微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终于走到了尽头。1941年11月，《文艺月刊》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该社的社会影响力日趋没落。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王平陵留在重庆，华林去了上海，徐仲年回到南京，基本上已停止各种文艺活动的中国文艺社，终于烟消云散。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封底广告
中国文艺社十多年的变迁，演绎了不同的组织性质面貌，体现了国民党文化话语霸权不断强化，深入控制文艺社团和出版的过程。最初，中国文艺社更像是一个传统旧式文人的社团形式，主要成员包括南京各种非左翼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的文艺统制间亲近官方，但主要还是以新文学的聚会赏玩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联谊。这一时期的《文艺月刊》主要是受到主编个人文艺风格的影响。改组是官方加强文艺社团和出版控制的努力，但也遭到了许多文化人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反抗，他们利用社团组织架构和具体运作方式上的特点，来谋求自己的话语空间，聚集自己的力量，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文艺创作和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了“一刊一沙龙”的活动方式。《文艺月刊》于此开始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以徐仲年为首的学者编辑群守住了文艺的阵地，使刊物主要呈现学院派的风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社会的话语主题转为抗战救亡，国民党强制把中国文艺社并入体制内，使得该社从一个官方控制下的知识分子公共活动空间，彻底转化为政府宣传部门的一个机构，各类骨干成员纷纷离去，生命力大减，最终导致刊物、社团依次消亡。《文艺月刊》在不断式微中表现出了抗战文学的大众化特色。
此外，在中国文艺社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国民党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争斗和转移。最初该社是和西山会议派叶楚伧的中宣部靠近，陈派CC系的张道藩在1932年加入并逐渐渗透权力，到改组后，张道藩开始实质性主管社团各项事务，最终在抗战期间把它纳入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这是国民党内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夺权争利的结果，也是蒋介石培植自己嫡系政治力量的一种努力。也许，从这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文艺月刊》的主要负责人王平陵，作为叶楚伧的追随者，为何抗战胜利后不愿回南京，而是留在重庆教书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