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节以期刊的党派政治性为主要的分类标准，使用了左翼、右翼及其两者之间的文学期刊的称谓，是为了方便研究论述的开展。实际上，我们都清楚，任何一份文学期刊，不管它的编辑理念、文艺倾向如何，也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拉近或疏远现实利益集团，它总是会带有一定的党派政治性，这是由文学期刊的基本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现代工业化的发展，促使现代报刊传媒产生并兴盛，这种传媒与生俱来地带有现代社会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在中国现代报刊传媒诞生的初期，就被资产阶级改革派发掘出其政治宣传的功用，1902年梁启超主持《新小说》就是为了“新民”的目的，文学的改良只是他们实现社会革命的另一种途径。这种文学功利主义的思路，到“五四”时期被大量继承接受，《新青年》《新潮》等综合性刊物就非常热衷社会文化评论，自此，强烈的政治革命色彩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此外，在商品经济时代，出于现代报刊传媒自身发展的需要，其必然朝着商品化方向去发展，文学作品也可以作为商品来进入市场。1872年在上海创刊的《申报》，以企业经营运作的方式来编辑发行，直接目标就是盈利，开创了现代报刊商业化的先河。文学作为商品，就必须要考虑到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就促使报刊传媒在编辑出版、刊载内容、新闻广告、文学本体等多个方面都需花心思去满足读者要求，从而形成一定销量，最终达到商业化的目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最流行、最繁盛的一种文学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以叙述为主的文本模式，促使创作日益通俗化，以适应广泛的市场文化需求。在这种商业化的大潮中，报刊传媒还特别关注文学作品的休闲娱乐性，使用不同的文化编辑策略，极力开发这种功能的潜质，以达到吸引最大数量读者的目的。1914年创刊的《礼拜六》和1932年创刊的《论语》，就分别以趣味娱乐和休闲幽默的刊物风格来达到上述目的。然而，作为文学重要载体的现代报刊，也必然存在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和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重视。不管一份报刊是纠缠在政治场域，还是被商业场重重包围，它都必须立足于文学本体属性，才能展开它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社会政治功效，获得较好的商业收益。总而言之，一份文艺期刊，必须在现代传媒的政治性、商业性、文学性动态结构中努力协调平衡，才能建构出繁荣的文化园地。至此，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与《文艺月刊》同年创刊的，处于左翼、右翼文艺阵营之外的两份文学期刊。
1930年5月创刊于北平的《骆驼草》，是京派早期的一份重要的同人文学刊物，也是知识分子们试图在“左”与“右”之间探寻新的文坛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骆驼草》主持人为周作人，实际负责编务的是废名、冯至，另有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同年11月终刊，共出版26期。其《发刊词》这样宣称：“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向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接着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品文，作品主要以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等人的散文和废名的小说为主，还间杂着冯至等人的诗歌和文学论文。除了文学创作，该刊也涉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份纯文学性质的学院派精英刊物。
《骆驼草》发刊词
从办刊理念看，《骆驼草》具有一种冷然旁观，不参与社会政治，强调纯文学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的独立倾向。他们认为文学既不可做政治的工具，也不能成为商业的婢女；形式上更是反对标准化、模式化的大众文化生产方式；他们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主张文学应自由地表现个体的情感，认为个体精神自由、个性的自由表现才是文学发展的光明大道。因此，无论草木虫鱼，不管天上人间，只要愿意，姑且谈之。《骆驼草》的文章内容有个人情感的宣泄、民俗掌故的诉说，亦有字斟句酌的翻译、严谨缜密的考辨。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骆驼草》同人们大都是北大、清华的学院派，其所倡导的“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更多体现了他们的探寻努力，即试图超越当时左翼文学的粗糙简陋、右翼文学的口号无为和海派文学的浮华鄙俗，从传统的深厚土壤中寻找文学的出路，追求一种平淡和谐的古典风格。
《骆驼草》周刊
同人文学刊物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传媒的一种主要形式，它承载了某一知识分子群体或学会、社团组织的同人立场和思想倾向。《骆驼草》作家是基于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而聚集在一起的。对于文学本体的回归，在“五四”落潮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明显。美国传播学家乔舒亚·梅罗维茨（J．Meymwitz）在媒介情境理论中关注不同媒介的特质。他认为，印刷媒介（书报类）对传播参与者的教育水平有一定要求，在解码编码能力上的差异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人们与印刷媒介的接触，从而形成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这些不同文化层次和类型的受众群体会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同人文学期刊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知识分子群体表达自身诉求，创造自己话语的一个地方。以胡适为主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以鲁迅为主的《语丝》《莽原》就是当时处于文化中心地带和边缘状态的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发出自己声音，表达思想意识的文化空间。
周作人在《语丝》时期尚在“社会批评”和“美的生活”之间徘徊，到了《骆驼草》时期则更加倾向于知识艺术的世界，从审美角度与社会现实拉开距离，通过对“纯文学”的追求来表达自由的渴望和精神的安慰。这种期刊的话语权争夺模式，所谓的冷静平淡风格当然是针对文学期刊的政治性、商业性而言。《骆驼草》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编者与作者身份基本合一，这与三十年代文学期刊出版中编撰分工日益明确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当时孙伏园、章锡琛、赵南公等就是专注于编辑出版事业的文化人，而《骆驼草》同人们作为撰稿人的同时，还集编辑、校对以及发行于一身。这种出版模式在商业市场中当然有其明显的弱势，但对于社团组织却有较好的凝聚和发展作用，也适合这一群体的文化人把自我内心的狂热付诸文学的审美追求中。
《骆驼草》这一种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追求，是京派文学风貌的早期展示，是“五四”落潮后文学观念的一种自觉自律性的转变。三年后，另外一位京派杰出代表人物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间的论争。京派一直传承《骆驼草》时期植根于民族，立足于传统的文学主张，后期的文学期刊如《水星》《学文》《文学杂志》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着《骆驼草》的风貌，倡导文学本身的性质、规避文学的功利性、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延续着学院派刊物固有的矜持和品位。
1930年7月创刊的《现代文学》，表面上看也是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实质上却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北新书局作为一家想拥有自己独立声音的书局，显然不太乐意向官方屈从，而继续走尖锐批判路线的话，又有上海《语丝》的前车之鉴。作为商业化运作的书局，刊物至少要有一定盈利，这是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所以，书局的刊物需要有一种更为稳妥的新定位，于是我们在《现代文学》第1期的《编辑后记》中看到了这样的宣称
：
我们既没有野心想造成文学上的统一，当然无须揭起什么旗帜，我们愿使这月刊成为一切爱好文学的作者发表他们最得意的作品的机关，我们愿使这月刊成为一切爱好文学的读者最心爱的文学杂志。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派别的成见的……无论普罗文学，新写实主义，新感觉派……只要是“现代的”我们都想知道，甚至是古代的，也想知道一些。这样一来，本刊编的便编得像“杂拌儿”，不过只有“文学”这一个限制罢了，但竭力搜求新的材料和新的力作，却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通过这篇《编辑后记》，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文学》的基本编辑思想是要努力做到超越门派之见，对一切新的文学潮流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与特立独行的《语丝》不同，《现代文学》因其包容的态度而呈现出亲切随和的特征。《现代文学》的主要栏目有“翻译论文、小说、散文、诗选、最近的世界文坛、批评与介绍、编辑后记”等。这份刊物把翻译介绍当作最为重要的事情去做，每一期都会介绍外国文艺思想或文艺研究的文章。同时《现代文学》以“遍尝一切新鲜的‘异’味”自许，文章以内容的新颖为重要标尺，当时流行的左翼革命文学自然是不可以忽略的，因此翻译了大量苏俄文学。此外，《现代文学》注意发掘中国本土的新人或新作，尽管仅仅出版了六期，也网罗了不少颇具实力的作家前来投稿，既有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朱湘，也有游历在上海的“乡下人”沈从文，以及朴实的乡土作家黎锦明、蹇先艾，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巴金，与创造社关系深厚的滕固等。包容多元让《现代文学》找到了生存法则，它自身虽然存世不久，但《现代文学》与《北新》半月刊合并后，就诞生了一份更长久、更有影响力的杂志《青年界》。
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办刊者的办刊方针和用稿选择。读者的阅读需求正是通过对文学刊物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对三十年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种导向作用。身处上海的北新书局显然深谙文学杂志与读者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旗下的《现代文学》充分展示杂志的最大特点“杂”，把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放在一起，就像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商品有序地陈列在货架上，力图迎合读者大众复杂多样的趣味。《现代文学》的办刊宗旨是“我们想遍尝一切新鲜的‘异味’”，这里出于一种满足广大年轻读者阅读口味的目的，特别突出文学作品的新颖和奇异性。如果说避开政治纠葛，向文学市场倾斜是《现代文学》的自觉选择的话，那么试图以商业性为主的文学期刊也难免不自觉地要被涂抹上社会政治的色彩。因为三十年代的文坛是被普遍笼罩在政治文化天空之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如既往地具备强大的社会功能，读者和作者都毫无例外地有着浓厚的社会意识，对政治持高度的关注态度。因此，即使不属于左翼文学杂志的《现代文学》，也在公众和青年们普遍的阅读偏爱中无法抗拒革命文学巨潮的影响力，大量推荐左翼文学，同时亦重视新奇趣味的新人新作推出。
三十年代的文艺出版是丰富繁荣的，但也有清醒的人对热闹非凡的“杂志年”发出了真知灼见的声音。茅盾指出，“杂志的‘发展’恐怕将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种数的增加”。
陈望道也说：“‘杂志年’尚未过完——还差一个月方始‘功行圆满’的当儿，就听得纷纷传说，明年将见大批杂志停刊。似乎‘杂志年’这一名儿本身上就不大吉利似的，先就预言了杂志的兴旺不过一‘年’……为什么要停刊呢？据说是‘不景气’，‘难办’。本来在‘杂志年’这一名儿刚刚出现的当儿，就有人以为‘杂志’之所以风行，倒并不是为的读者骤然加多，而是要办杂志的人骤然加多，这又有许多‘原因’……明年又是什么年呢？没有人能够预言。”
关于这种“杂志年”表面繁荣的原因，沈从文曾经在一篇文章中
提出了自己的见地，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随着“五四”的落潮，革命文学的兴起，文学期刊出版发行的商业化已经是势不可当的潮流。如果忽略读者市场，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就很容易导致商业上的失败，使得期刊无法坚持下去，从而进入一种停刊的多，创刊的也多的怪圈。
1930年的《骆驼草》选择远离政治和商业，在相对安宁寂静的北京城文化氛围中，为追求文学的纯艺术性而坚守自己的园地。这群以周作人为中心聚在一起的学院派文人，大多领着大学教授的不菲工资，自己掏钱，不用稿酬，他们既是《骆驼草》的作者也是编者。这样虽然短期不用担心经济问题，但缺乏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期刊出版发行也难以持久。另外，同人杂志的有限人员也带来了稿源的窘迫，所以《骆驼草》仅仅支撑半年就悄悄终刊了。幸好还有后续期刊，否则没有了报刊的物质载体传播，其他一切都是空谈。《现代文学》同样不想掺和政治，转而注重读者文学市场，以海纳百川的编辑策略延续了刊物的生命，但在文学成就上却难以形成自己的风格，无法企及京派《骆驼草》在文坛上留存的古典韵味。
从《骆驼草》和《现代文学》，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三十年代的文坛政治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但在左翼、右翼文学之间还是存在着大量的自觉远离政治场域的文艺期刊，它们或者以文学本体性为主要追求，或者以商业利益为价值取向，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把握操作，给期刊出版领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面貌。仍然以1930年这个年度为例，刘增人统计出来的99种新创刊发行的杂志中，分属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总共只有近20种刊物，足足八成的文艺期刊处于中间状态，并不带有鲜明的党派政治倾向。这里面有各种思潮流派的话语声音，例如以校园教师学生为主要阅读受众的有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夏硏尊、丰子恺等主编）和《中学生文艺》（夏硏尊、叶圣陶等主编），武汉大学主办的《文哲季刊》，大东书局的《现代学生》（刘大杰等主编）等；面向广大市民的通俗文艺期刊有广州万人社的《万人杂志》，《广州小说杂志》（张桂圃主编），上海的《中华》（周瘦鹃、严独鹤等主编）等；代表不同文艺主张的社团性期刊如《郁大文学月刊》（刘新东主编），专业针对性较强的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顾凤城主编）等。这些期刊是大量中间派文人们交流互动、展开活动的重要场所和方式，他们虽然党派色彩并不明显，但在政治和文艺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倾向，而且他们的这些倾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分化变换。这样庞大的文人作家群体，无论是左翼文学阵营，还是右翼文学阵营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而且为了在文艺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更大的优势或拥有更多的力量，党派政治文学阵营必须尽力争取这些人群和期刊的认可与支持，无论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行动。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局势，《文艺月刊》的主办者理性地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编辑策略，用一种儒雅温和的办刊风格来试图吸引大量非党派的文人。当然，除了这种“模棱”的态度，还辅以较高稿酬等经济上的措施。从历史的现实来看，这种策略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至少造就了《文艺月刊》蔚为壮观、丰富多样的作者稿源，也有效地拉近了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距离。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考察，《文艺月刊》显然并不愿意仅仅依靠执政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天然优势和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实行强制性的文化支配和民众服从，它更愿意官方的文化话语霸权来自于社会民众（被统治阶级）积极主观的内心“同意”。它试图用这种大气兼容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作为先进的、合法的、文化权威的存在，而且可以代表国家社会中各阶层的最大利益。客观地说，在三十年代的社会时代背景下，选择“民族意识”作为其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利器是比较明智的，另外难能可贵的是，在《文艺月刊》的办刊发行实践中，它能认识到现代传媒期刊在政治、商业、文艺等领域的多重因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能主动去利用这些因素和关系为自己的“文化霸权”建构而服务，实际效果先且不论，这种编辑出版的理念与思路有着现代性的积极意义。
总而言之，一份文艺期刊，在风云变幻、内外交困的三十年代，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传媒的政治性、商业性、文学性动态结构中协调平衡，有机会生存发展下去，并在文坛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呢？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影响文艺期刊的因素过于复杂，至少还应该注意到主编人格、编辑策略等其他重要因素。但无论如何，一份文艺刊物不管是想要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还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诉求功用，又或者是突出文学自身的审美娱乐功能，都必须注意到政治性、商业性、文学性的平衡原则，不可偏颇过甚。如果说，文学性的过度倾斜导致了《骆驼草》的短命，那商业性、文学性之间的适当调整给《现代文学》《青年界》注入了活力。党派性的左翼期刊本来在官方的残酷打压下奄奄一息，但注重读者市场并行之有效，也能帮助它在“地下”状态顽强生长。“左联”后来继续克服自身缺陷，调整政治性过强的倾向，加强文学性的自觉追求，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并收获累累硕果，甚至在“左联”解散之后，左翼文学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一直持续至抗战时期。回过头来看《文艺月刊》，这份刊物简直就是三十年代文艺出版界的一个宠儿，有着绝对强势的政治背景、充裕无忧的经济支持和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还遇上了一位有着文学自觉性追求的主编王平陵，尽管还有缺乏自己文艺力量、忽视读者阅读需求等其他遗憾不足，但这份持续12年的大型文艺期刊，毕竟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眼花缭乱的文艺宝藏。这份温文儒雅的文艺期刊，在被历史蒙尘多年之后，终于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