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30：“左”“右”对峙的新期刊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等发起“革命文学”论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批判“五四”新文学，当时众多知名期刊如《语丝》《新月》等都被卷入论争，互相攻伐，上演一场文艺界话语权争夺大战，这场论争深远影响了整个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与论争，不仅在思想上促成了文坛上的转向，而且为‘左联’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它成为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序幕。1929年，中共中央通过江苏省委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以及他们内部对立的错误，发出了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以创造社、太阳社为基础开始进行‘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左联’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党开始了对于文学的直接领导，文学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一翼。这使30年代文学具有一种特别的色彩，并且与其他时代的文学明显地区分出来。”

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使得三十年代的文学日益政治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左翼文学成为文坛上耀眼的主角明星，它与其他类别的文学共生共处，一起丰富着文艺大舞台。左翼文学期刊一直都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屡次创刊屡次被禁，但仍然坚持战斗。1930年这一年里，左翼新创刊的文学期刊和两个人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蒋光慈。

鲁迅是在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联”的，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常务委员。而在1930年的第一天，《萌芽月刊》在上海创刊，“元旦”与“萌芽”同样的新生蓬勃之意显然不是纯属巧合，该刊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主编是鲁迅，冯雪峰、柔石等人为助编。这份刊物主要也刊载了此三人的译作，注重介绍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与鲁迅以往的文化期刊风格大体相似，“《萌芽》为刊载现今文艺作品及评论之定期刊物，……《萌芽》收登同人外的来稿；……自作的稿件，不论小说，诗歌，随笔，地方写实，以及关于文艺或社会的评论，均所欢迎；但对于文艺或社会取了轻浮的态度，或故意歪曲的稿件，以及只攻击个人而并无社会意义的文字，概不收登” 。

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萌芽月刊》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在已有的编辑风格上，有了重心从“文艺、文化、社会”的综合性逐步向社会性政治评论转移的趋势。第三期主题为“三月纪念号”，主要纪念马克思、巴黎公社、“三八”劳动妇女节和发生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第四期的“文艺界消息”栏报道了“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的重要内容，同期首次发表了鲁迅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第五期主题为“五月各节纪念号”，主要纪念“五一”“五四”和“五卅”。在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之后，1930年6月1日《萌芽月刊》改版为《新地月刊》。《萌芽月刊》的执笔者大多是后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骨干，其“社会杂观”栏发表了多篇杂文，其中尤以鲁迅的《流氓的变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最有影响。这段时间里，鲁迅和梁实秋分别以《萌芽月刊》和《新月》月刊为阵地，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是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的人性问题；二是关于翻译中的“硬译”问题。

此外，1930年2月，季刊《文艺研究》在上海创办，鲁迅任主编，该刊仅出版一期。1930年4月11日，《巴尔底山》在上海创刊，同年5月25日停刊，仅出版过五期。这份刊物较少刊载文艺创作作品，大多是关于文化、社会方面的言论评说，第四期详细地报道了“左联”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蒋光慈与鲁迅这位现代文坛宿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刚在文坛露面的青年，首先是受到革命高潮的激励，然后才投身于革命文学之中。1928年初，他与钱杏？、杨邺人、洪灵菲、孟超、楼适夷等人组成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创办并主编《太阳月刊》，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鼓吹革命文学的论文，并连载了长篇小说《最后的微笑》的部分章节，还大量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太阳月刊》于1928年7月被迫停刊，10月新的刊物《时代文艺》仅出一期就被停刊，蒋光慈屡禁屡战，又主编了《新流月刊》，以发表小说为主，由现代书局出版。《新流月刊》自第五期起改名为“拓荒者”，仍为太阳社的文艺刊物。第一期特大号出版于1930年1月10日，此刊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建设。蒋光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先是在《拓荒者》上连载，1930年5月《拓荒者》出版第四、五期合刊之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临时将该期部分封面改题为“海燕”发行。

鲁迅虽然参加了“左联”，但从来都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他显然更乐于引导和帮助这群充满革命理想、激情澎湃的年轻人。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强调，在依附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左联”需要保持对旧社会、旧势力的警醒，并且需要具备进行长期斗争的坚韧能力。与鲁迅这种人格独立、冷静睿智的“左联”顾问不同，蒋光慈的革命热情如太阳社其名一样火热强烈。他游学俄国，回国时正逢国民军北伐、全国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期，蒋光慈深受震撼，全然投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发展实践中，并认为这才是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希望所在。不管是他的论文还是小说，都以极端新颖的革命姿态出现，太阳般的自信和热情令当时的文坛异彩纷呈，一时成为流行的文坛焦点。鲁迅和蒋光慈的气质风格虽然不同，但《萌芽月刊》和《拓荒者》等期刊都属于在文艺出版界享有一定名望的文化品牌，随着这些刊物的主编、主要撰稿人加入“左联”，这些刊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左联”的文艺阵地。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却难以很快转变原有的刊物风格和编辑策略，而不管是鲁迅还是蒋光慈都坚守文学阵营的底线，愿意以文学来进行革命，而不愿彻底投入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巴尔底山》针对这种缺乏实际行动的不肯放下笔的“左联”作家的创作现象，撰文进行了批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鲁、蒋等人的文化人本色。

在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压力下，国民党感到制定“本党文艺政策”的迫切性和“发展本党文艺力量”的必要性。1929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由部长叶楚伧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政策文本：《确定本党文艺政策案》和《规定艺术宣传方法案》，推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成立中国文艺社，出版《文艺月刊》。1930年6月，朱应鹏、范争波等人成立前锋社，发布《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陆续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在这个文艺阵营里，既有官方人物也有文化人士，还有文学青年们的拥护，主要干将是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王平陵、黄震遐、万国安、张道藩 等。另有一些追随者，根据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活动地域，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纷纷成立社团并创办花样繁多的刊物，造就了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热闹非凡的局面。

“民族主义文学”属于南京政府的文化话语体系，重视文学艺术在政治建设方面所起到的宣传功效和工具效应，试图在文艺战线领域做前锋战士，打造出自己的江山。1930年6月，他们在上海创刊一份16开本的小报《前锋周报》，每期只有8页，由上海光明出版部出版，该刊于1931年5月终刊，共出版46期。主要撰稿人有李锦轩、范争波、朱大心、李翼之、方光明等，文风偏于尖锐，由于篇幅所限，刊发的文艺作品多为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设有“谈锋”专栏，刊载讽刺、攻击普罗文学的杂文。该刊创作比较薄弱，更注重民族主义文艺的基本理论建设，由王平陵、邵洵美、黄震遐、朱应鹏等署名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言》就发表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另外在民族主义文艺题材论、批评论、诗歌论、戏剧论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关于战争和恋爱两大创作主题的阐释比较详细，在文艺创作批评领域既有对中国文坛的检阅及辩论，也有对外国文艺的介绍。1930年10月，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在上海创刊，由朱应鹏任主编，上海现代书局发行，该刊的创刊号上曾提及月刊与周报的分工，月刊和周报“主张当然是一贯的。但文字的性质，我们不能不有相当规定，以免内容的冲突。我们规定今后的《前锋周报》，专刊短篇的文字，以文艺方面为范围；《前锋月刊》，刊登长篇的文字，除了文艺之外，还要刊登关于民族运动及社会科学等各种文字” 。该刊于1931年4月终刊，共出版7期。《前锋月刊》比之《前锋周报》容量更大，内容要丰富得多，其作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同人杂志的特点非常鲜明，撰稿人主要是傅彦长、叶秋原、李赞华、范争波、朱应鹏、黄震遐等。无论是从该刊撰稿作家的艺术技巧而言，还是从这个刊物所刊登的理论性文艺文章来看，都代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较高水平。

1930年6月成立于南京的线路社，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60元的津贴，主要成员有许少顿、杨昌溪、何乃黄、宋锦章等，他们创办《橄榄月刊》《中央日报·橄榄周刊》《线路》半月刊和《线路》周刊，并出版“线路丛书”，其中《橄榄月刊》刊行时间最长。《橄榄月刊》1930年春创刊于南京，1933年12月出至第39期停刊，实际编辑为何乃黄、宋锦章，何乃黄曾在一篇《编后杂记》中说：“上海方面有杨昌溪君负责征稿汇编，据说沪滨愿为本刊作文的有林疑令，毛一波，叶灵凤，段可情，苏灵，厉厂樵，周乐山，赵景深，杨骚，席涤尘等20余位；南京方面，有陈大悲，徐公美，何双璧等也极愿帮忙我们，来共同垦殖这片榄园地：因此，这棵橄榄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在昏沉的中国文丛中昂起头来。” 纵览其刊，主要撰稿人是王平陵、何双璧、杨昌溪等，和别的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刊物一样，只要有条件，《橄榄月刊》就发表一些介绍世界弱小民族文学的文章，借以建立他们所谓的民族意识，提倡民族精神。

开展文艺社的《开展》月刊于1930年8月8日创刊，主要人物是潘孑农、曹剑萍、卜少夫等一群年轻人，由开展书店发行，每月从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取经费。《开展》采取比“前锋”两大刊物更强硬的态度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其设置的专栏“开展线下”风格比较干脆锋利，不但极力攻击普罗文学及其作家，而且对国民党其他政治倾向不明显的右翼文艺刊物，也给予严厉的批判，痛骂这些刊物“篇幅甚多而实是乌合之众”，并进而斥责“所谓南京的文艺界，原是几个在社会上以及其它什么界里没有地位的人，硬生生自己造起的一个庙宇”，“以求得一种可怜得很的自解自慰与自诩而已”。 《开展》总共出了12期，月刊是32开本的篇幅，最初由曹剑萍编辑。文章内容侧重于创作，题材方面比较重视对民族意识之唤醒，借此宣扬民族的生存和利益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

右翼文学，包括直接受国民党策划操纵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以及倾向于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政治诉求的文学，相对左翼文学而言，处于一种被动而生的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合法稳固的统治，1928年国民党改组派从政府内部进行挑战，1929年又有李宗仁的兵变，1930年则是与阎锡山、冯玉祥及北方军阀联合集团爆发了“中原大战”。面对国民党内外的分裂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少有余力把注意力投注到文艺政策和运动上来。右翼文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主民生难以企及的历史时刻，视民族主义为“文艺的最高意义”，是一种明智的、吸引眼球的话语选择。20世纪20年代末，傅彦长的《十六年之杂碎》（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版）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探讨了民族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朱应鹏、张若谷、傅彦长合著的《艺术三家言》（开明书店1929年版）中也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观念；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全国宣传会议”上，更是由官方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然而这些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呼吁，缺少实际中的创作与建设，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力。1930年的春天，“左联”在上海成立，普罗文化高潮迭起，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右翼文学更加迫切地感觉到争夺文艺话语权的必要，因此，紧随在“左联”的身后，前锋社、中国文艺社等右翼文艺社团出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一时勃兴，大量的右翼文艺期刊在官方资金的扶助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文艺月刊》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党内派别和社团组织的不同，右翼文学围绕着“民族意识”呈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言说，显得庞杂喧嚣，期刊编辑风格也大相径庭，比如上海前锋社浓郁的政治色彩和对左翼的激烈抨击态度就代表了官方的主流话语形态，《文艺月刊》这份杂志却温和含蓄得多，它不是尖锐战斗的风格，而是摆出一种绅士式的调和态度，在右翼文艺期刊里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气质。

实际上，与“五四”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主题相对照，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主题更多的是围绕着“资本主义”来展开的。在商品经济与农村经济的激烈冲突和持续发展中，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不管是左翼文学还是右翼文学，都以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使得文学成为党派政治的诉求方式。左翼文学关注社会巨变中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希望通过革命文学来张扬并实现消除阶级压迫的政治理想。右翼文学则是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来强化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上的各种资源，为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帮助。这样完全对立的党派政治主张，使得它们的文学方式本质相似又天然地处于对峙状态。正如有人指出：“国共两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其内容上的相同相异及其渊源和影响，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 我们也应该看到，左翼文学、右翼文学虽然都是从党派政治需要出发，抱着争夺文化话语霸权的目标，但在具体运作发展过程中，还受到诸如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文艺创作理念和实践等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同一棵树上也常常长出大小、味道都不同的果子来，下面仍然从文艺期刊传媒的角度来深入考察它们的异同。

曾有研究者这样描述左翼文学期刊：“办刊宗旨相同或相近的多份刊物，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面向趣味相近的读者群，同时或先后创刊，组成一种自觉的期刊群团，为达到张扬某种思想、倡导某种潮流、控制某种舆论的目的，形成统一的战阵，声势浩大，在读者中造成轰动效应，这种群团性和统一性是左翼文学杂志出版的最大特点。” 群团性和统一性确实是左翼文学期刊的重要特点，在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多种左翼期刊的联合一致进攻，显示了极大的战斗力。但左翼阵营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派别主义导致自己人内部时常有摩擦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偏激武断的作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最典型的是1936年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左翼阵营急剧分化，《文学界》《光明》等刊物支持前者，《文学丛报》《现实文学》等刊物支持后者，论争日趋激烈化，以致当时国民党文人王平陵嘲笑他们是同根相煎，指出两者“都是一样的东西”，并抨击左翼文学作品的弊端——“遵奉着一定的刻板的公式” 。实际上，王平陵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在同样派别林立的右翼文艺阵营里，同样存在互相较劲攻讦的情况。“三民主义文艺”重地《民国日报·觉悟》就用专文《民族主义文艺应该避免的几种态度》 摆出一副教训的脸孔，支持民族主义文艺的《前锋周报》，《开展》月刊马上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由于思想观念、认同价值、政治经济实质利益等不同因素影响，内部之间也难以杜绝矛盾和纷争。左翼和右翼期刊同属党派性文艺期刊，在刊物政治化、工具化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只是使用的旗号和服务的对象有差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实质性政治地位的不同和政治诉求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期刊处于截然不同的生存发展境况，在整体风格面貌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首先，代表在野中共的左翼期刊挥舞着红色的“阶级”大旗，有着强烈的革命欲望。也正因为此，左翼期刊屡遭国民党政权的严酷查禁围剿，不但经济上困窘，印刷发行都困难，甚至还威胁到人身自由和安全。刊物的生命期都较短暂，几乎没有连续出版的可能。相对而言，右翼期刊在政治上有着天然的绝对优势，一般都依托于政府党部的相关部门，不同程度地接受官方资金的援助补贴，主办《文艺月刊》的中国文艺社每月就有1 200元津贴，主办《开展》月刊的开展文艺社每月也可领取120元。因此，右翼期刊的出版印刷都无大碍，发行上更是可以借助官方的传播网络，比较便利。

其次，左翼期刊以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宣传中共“左联”的纲领策略为要务，紧密联系现实斗争的需要，具有理论系统集中、实践指导性强等特点。同时左翼期刊以“左联”为中心，联合了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学大家，培养了丁玲、柔石、张天翼等优秀年轻作家，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杰作。南京国民政府因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对文艺政策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右翼文艺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左翼文艺刺激后的被动反应。在文艺理论上，无论是三民主义文艺还是民族主义文艺，都没能赶超严谨、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难以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力量。当时《文学》编辑傅东华对这些情况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文艺上的无论那一种运动，单挂招牌当然不能成功，总须有实在的货色做后盾。那一次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特色，无可讳言的，是单有理论而没有作品，而况那样的理论也老实不大高明，因而拿它比起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革命文学理论来，实只是方向不同，浪漫的气分同样的十足。……谁都知道《默示录》是一种符咒式的文学，所以象这样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也该算是一种符咒式的理论。当时象左联那样一个有背景，有组织，有人材，有策略的集团，而希图拿这样的符咒去咒倒它，至少要算是一种太奢的奢望。”

最后，我们还发现，正是因为受到官方的围剿难以生存，左翼期刊特别重视出版市场，重视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及和读者的互动交流，在商业销量良好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例如，1930年，刚改头换面的《海燕》发行第一期时就有了两千多册的销量。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左翼文学为读者建构的一个关于历史和道德的知识系统（knowledge system）与想象方式”，“这一知识系统和想象方式在左翼写作中归结为‘我谁与归？’与‘我谁与共？’两个问题方式，前者涉及对未来历史的想象，后者则关乎个人道德位置的选择。‘无产阶级’‘大众’等关键词使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成为可能”。 其实，右翼文学也试图使用“国家”“民族”等话语来建构读者受众的认同，只是在实际运作中，他们有着官方背景，往往没有销售发行的危机，也就缺乏一种积极的建设动力。他们的文学阵营内部，既缺少文艺理论家又缺乏自己的作家，还漠视与读者的关系，对读者或者采取教育俯视的姿态，或者自说自话而疏离了读者；另外，于受众而言，对于权威和政府有着天然的逆反心理机制，而国民政府的脆弱和反动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之心。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右翼期刊在市场上销量常常不佳，对受众的传播效用也就无从真正谈起。

左翼文学、右翼文学在本质上的相似性，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注意到了：“这时也有应时而起的右翼文学，即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他们的理论政策与左翼一般无二，只是左翼拥护无产阶级，他们拥护民族。此类刊物有《前锋》《长风》《开展》月刊等，寿命最长者为南京之《文艺月刊》。” 就他们的文艺刊物来看，却有着如此明显不同的特点。美国传播学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其著名的社会“三功能论”中指出，传媒的主要作用在于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三个方面。左翼期刊在揭示民族危机、批判社会黑暗方面无疑有着比右翼期刊更自觉主动的行动和更宽阔深入的成就。左翼期刊的社会协调能力主要面向广大基层民众，右翼期刊则更多地吸引感召中上层精英，两者在不同的舆论宣传领域都产生了一定效果，对抗战时期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所贡献，但真正面向大众的左翼的社会关联力要更强大也更持久。至于传衍思想和文化遗产方面，左翼期刊在克服了前期的机械、幼稚的毛病之后，在中后期逐步成熟，并在文艺创作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留给后人累累的文学硕果是右翼期刊难以望其项背的。 CNbdUrCJmLMsQji40F+n3t319DXNiDM2TNW5FNL9d7uTkvZZqe5y/Q+gzfYBy3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