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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的收获期。始终作为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各种社团和发表作品的各种期刊，在这时期也步入花季，达到繁盛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整个3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革命、中华民族命运的转化与变幻和文学思潮的多元性，全国各地先后出现的新文学社团达240余个，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达1 100余种。”
在1933—1934年，还出现了“杂志年”的热闹现象。茅盾在《所谓“杂志年”》一文中描述道：“有人估计，目前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
阿英在《杂志年》一文记录了当时书市的相对惨淡，“单行本的市面，却跌落得很厉害。在往年，寒暑假期间，是书店的‘清淡月’，而现在呢，除掉杂志而外，是每个月都成为清淡的了。许多书店，停止了单行本的印行，即使要出，也是以既成的大作家的作品为限”。
造成“杂志年”热闹景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从杂志自身来看，有其固有的特色优势。胡道静在《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中说：“好些日子以来，报纸上的巨幅杂志广告是每天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许多的书店里也专开着杂志部，搜集了全国重要的定期刊物陈列着经售”；“杂志渐夺单行本书籍之席，这是出版界普遍的现象。因为杂志有两大优点：（一）每册内包含许多的东西，使读者不觉单调；即使专门性质的杂志，内中仍有许多人的文章：尤其是一册普通的杂志，自庄严的论文至谐谑的小品都有，自然比看一本整个系统的书有兴味。（二）杂志是定期出版的，每期可载着最近发生的事情，论文也便于利用最新的资料。”
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萧条逐步蔓延到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受此影响，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贫弱，读者的购买力相当有限，相对于图书，杂志价格低廉，也就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这种情况，当时的出版界也认识到了，如张静庐所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所喜欢的杂志。”
出版界不约而同地把出版重点转向杂志，是摆脱困境努力营利的必然。此外，也有政治上的原因。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施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而杂志相对灵活的出版经营方式，更适合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
国民党政府颁布禁书令和图书杂志审查法，对书刊市场进行严厉查禁和苛刻审查，形成对文艺创作发展的巨大障碍。在1930年底，国民党中宣部向中央递交的审查出版物的“内部报告”中，就曾直言不讳、洋洋得意地讲述进步书籍的出版“渐次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而“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咸具戒心，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
左翼文学杂志受此冲击最大，他们的刊物虽常遭查禁，但也不屈不挠，换个刊名、换个出版社名继续出版。为应付查禁，减少损失，有的干脆虚构出版社名称。例如《太阳月刊》被查禁后，于1928年10月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但仅出了一期，以后又改名为“新流月报”，1930年1月，该刊再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不仅是左翼文学杂志，当时出现的众多文学杂志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此类文化政策的种种不同反应而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的状况。与书籍相比，杂志要相对灵活一些，在审查中书籍遭禁，出版者、书店便满盘全亏，而杂志则可以用临时撤换一些文章篇目的办法，保住整个杂志。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期刊的特殊亲密关系，从更深层来看是由于杂志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对于各文学派别推行自己的文学观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当时办杂志的人多，文坛呈现一片热闹的景象。杂志为文坛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文坛的兴盛也促进了杂志的发展。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风云消散。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从政治前线退居到文化幕后，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了知识文化领域。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办杂志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化，因此，在自办杂志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可谓百折不挠。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加强文化控制，除打压异己之外，也凭借政权的力量提出“三民主义文艺”口号，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创办多种文艺刊物，但未能形成有号召力的理论，也缺乏比较像样的创作，影响力有限。而在叙述革命文学主旋律之外的还有其他文学群体如京派、海派，他们的文学刊物也呈现了多样的面貌。有学者这样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基本面貌：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为左翼文学运动，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批发表园地……形成一种声势。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处于不断分化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巨大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又不同于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治文学的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这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左联”那样共同的严密组织，未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像前一时期一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往往由于文学见解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相近的作家，共同开展活动。
民主主义文学延续了“五四”文学以来对于启蒙功用的重视，坚持着文学“为人生”“为平民”的观念。到了三十年代，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主要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基石，还有一些前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仍然秉持现实主义作家“人生派”立场的努力，如叶圣陶、王鲁彦、许地山等，使得民主主义文学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日趋成熟。巴金等人更是凭借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等大型文学丛书，尤其是“文学丛刊”，历时14年，出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86位作家的共计160册作品集，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书信、电影剧本等各种文体，内容丰富，销量颇佳，影响深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自由主义作家则侧重坚持思想自由的立场，突出文学是为个人的“自己的园地”，新月派的“人性论”“天才论”，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以及京派对文学的非功利性、审美独立性的强调，都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典型体现。尤其是京派，在三十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与当时主流的党派政治文学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此外，在乡土和都市、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北方京派与南方海派的文学思想也是大相径庭。京派文学关注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用传统人文伦理来进行救治，所以它更乐于书写乡村的文明和生活，对城市则充满了讽刺。海派却敞开胸怀迎接与城市现代化伴生而来的各色欲望，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文学都立足于上海这个大都市，兴趣盎然地描写都市风景，展示市民生活，揭示现代都市人的价值取向、复杂关系、寂寞心理等各方面，努力在现代主义美学与市民消费文学之间找寻契合点。与京派那种试图远离政治、商业的学院式人文气息浓郁的文学期刊不同，海派期刊有鲜明的商业性目的，且兼有一种文学的自觉的现代性追求。比较典型的有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期刊，其在顺应读者市场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先锋求新地使得各文学流派及作品多元共存，造就了“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式的现代传播园地，培植了日益成熟的现代派文学。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还有一类比《现代》更加注重商业性的文艺期刊——鸳鸯蝴蝶派的期刊。他们的创作旨在为人们提供茶余酒后的消遣，将文学的游戏娱乐、休闲消遣性放在第一位，表面上抛弃了文学的政治性，一头扎入商海里，一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从言情、黑幕、历史、宫闲、武侠、侦探等各种题材中挖掘市民感兴趣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礼拜六》周刊，因此鸳鸯蝴蝶派也有“礼拜六派”之称。20世纪30年代仍然活跃在文坛的有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周刊《红玫瑰》，严独鹤、周瘦鹃主编的月刊《中华》，许啸天主编的《红叶》（先是周刊，后改月刊）等。
三十年代的文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下拉开序幕的，“五四”以来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和注重个体的启蒙思潮逐步消散，伴随着整个社会大变革的是，尚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在日趋加强专权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民族危机更加严峻，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救亡图存促使文学主潮变得空前的政治化。而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及审美立场，文学对于现实社会与文明的阐释方式也产生了很大不同，导致文学格局更加多元化，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三十年代的文艺期刊场域同样非常丰富活跃，许多文学流派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出版物，诸如创造社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论语派的《论语》，现代派的《现代》，南国社的《南国月刊》等，都在利用期刊阵地发出自己的文艺之声。这一时期的文艺期刊出版带有更强的社会化生产性质，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出版是在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更多属于个人和团体的出版行为的话，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已经开始遵循着现代出版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建构起文学的生成方式和体制，商业性的诉求日益明显且不可回避，而文学期刊的文化功能则在政治性、商业性的多重社会环境中需要不断地自我调适，冲突和平衡的情况在不断反复和互现，由此，造就了三十年代文艺期刊出版复杂而多元的活跃局面。刘增人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中统计出，在《文艺月刊》创刊的1930年里，多达99种文艺刊物在这个年度创刊发行，我们从中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刊物，希望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共时态的类型比较中，进一步体会《文艺月刊》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