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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出于“重写文学史”的需要，从期刊史料入手，对文学史进行考查和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热门模式。任何“史”的存在都依靠叙述。文学史由什么人来叙述，选择什么材料来叙述，具体怎样来叙述，这些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受众眼里文学史的基本面目。叙述的权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它可以“改变”历史也可能“塑造”历史，它可以发现被遮蔽的历史存在，也可能遮蔽客观存在的历史。
历史的客观流逝性和叙述的主观话语性，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种全面完善的、永恒规范的历史叙述，我们与历史原貌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种历史叙述的相对性，使得“重写文学史”成为必要，使得“返回历史现场”变得重要。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报刊出版进行考查，是熟悉把握文学史材料的有效途径。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繁荣与中国近现代期刊的产生、发展、繁荣基本上同步，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不管是出于文学史叙述尽可能接近历史本相的尝试，还是表达当代人对文学历史和现实的评价，我们都必须重视文学期刊原始材料的价值，关注影响期刊的各种要素。
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在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就注意到了现代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其中的杂志编目是“五四”以来比较系统的文学期刊编目。1949年后通过影印的方式整理保存了大量现代文学报刊史料，其中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主要是1949年前革命文学刊物的影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陆续影印了左翼文艺刊物和其他革命刊物40多种。20世纪80年代重印了一批涉及面更广的文学期刊，集中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各社团、流派的刊物，主要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期刊专辑》和《抗战文学期刊选辑》。就期刊目录而言，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编，1988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以及《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编，1984年版和1986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吴俊、李今、刘晓丽等主编，2010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宽，作为历史原材料的期刊日益受到重视，且逐渐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从史料的钩沉向期刊本身、传媒和文学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期刊研究全面繁荣，成为生机勃勃的学术生长点，国内文艺刊物和杂志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此方面的论文。成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把期刊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例，以“现代文学期刊”为搜索主题，可以找到110多篇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和7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最初，期刊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除了经常被关注的热点期刊，又出现了以不同划分标准来定义的系列期刊研究，如以文学流派来划分，以文学社团来划分等；而且一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刊物，如《青鹤》《良友》及“上海小报”等，因为阅读条件的改善也进入人们视野。
整体看来，由于期刊研究方法的不同，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史料整理爬梳、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播媒介研究三大类。姜德明的《现代文学期刊拾零》，钱振纲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社团与报刊考辨》，封世辉的《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和《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等属于史料整理爬梳类。思想文化研究类的有很多，如陈平原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刘震的《〈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沈卫威的《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殷克勤的《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从传播媒介研究的角度考察，也为期刊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例如：钱理群的《〈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和《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颜浩的《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左文、毕艳的《论左联期刊的非常态表征》，陈方竞的《学府与报刊出版：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中“症结”透视》，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近年来，围绕着《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艺副刊和《解放日报·文艺》《学衡》《甲寅》《论语》《七月》《小说月报》《语丝》《现代》《礼拜六》《紫罗兰》《新潮》《抗战文艺》《文艺复兴》《文学季刊》《文学杂志》等众多流派报刊的不同角度的研究比较火热。
期刊研究的有关专著也在不断涌现，如陈平原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应国靖的《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周葱秀、涂名的《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周海波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和《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刘增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杨联芬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张生的《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杜惠敏的《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黄群英的《现代四川期刊文学研究》，韩晗的《可叙述的现代性：期刊史料、大众传播与中国文学现代体制（1919—1949）》，李相银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陈建功的《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等。
与上述期刊研究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甚少有人关注右翼文艺期刊，其实同样受人冷落的还有包含了右翼文艺期刊在内的中国右翼文艺。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国民党的右翼文学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几位教师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组相关的研究文章。1989年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一书中，潘颂德提及了几种右翼文艺期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的自由氛围更为浓厚，国民党的右翼文艺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多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钱振纲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首次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代表性文艺理论和创作进行了梳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倪伟的《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后来他又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学术积累，在其博士后出站时有论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9—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复旦大学周云鹏的《民族主义文学论》，进一步推动了右翼文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毕艳的《三十年代右翼文艺期刊》，主要从宏观上对20世纪30年代40多种右翼文艺期刊进行了重新挖掘和审视，力图真实再现右翼文艺期刊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文学存在的本来面目。华东师范大学牟泽雄的《（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则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对文艺政策、社团媒介、审查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西南大学汪翠华的《战时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四川师范大学付娟的《〈中央日报·青白〉副刊（1929—1930）与国民党文艺运动》，西南大学周津菁的《政治权力与话剧活动——论战时重庆“雾季公演”》等。其他相关的期刊、会议论文有十余篇。
由此可见，与其他文学（期刊）比较，国民党的右翼文学还有广阔的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的空间。涉足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份必须得到重视的期刊——《文艺月刊》，因为它属于右翼文坛中持续时间较长、在现代文坛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本书选择《文艺月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通过右翼文艺期刊的个案研究，开拓三十年代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国民党右翼文学的研究。
三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民党右翼文学同样是一只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而且，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以及其他各类文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通过相关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文学场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原始期刊资料入手，努力回到文学史现场，了解文学原生态，是加强目前还比较薄弱的右翼文学研究的务实、科学的途径。
第二，通过微观层面的期刊个案研究，开发利用文学史原始资料，尽可能开发出目前备受冷落的右翼文艺期刊的潜在价值。
整理和研究这些原始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挽救珍贵的文学史料。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右翼文艺期刊丢失、损害得比较多，这给整理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但也从中凸显了相关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正因为长期备受冷落和遮蔽，所以发掘出文学新亮点的可能性较大，比如一些创作丰富的右翼作家以及右倾文人的作品情况等，《文艺月刊》就是闪烁着可贵光芒的此类期刊的典型代表。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或者根据被冷落期刊所反映的新信息对旧资料进行重新阐释和理性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文学研究补充新鲜血液。
第三，通过典型期刊个案的研究，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活动；通过再现期刊个案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探讨文艺传媒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从而为今天的文学传媒（尤其是官方文艺传媒）生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十年代的文艺期刊是各种文学阵营作家发表文艺观念的重要载体，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艺期刊被赋予了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使命。《文艺月刊》显示出来的并非右翼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过早地销声匿迹，而是此项运动不断演变至多元化的过程，其文艺思潮开启了卢沟桥事变后抗战文学成为主流的先河。以《文艺月刊》为文本背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的扫描中，可以探视右翼文学生存发展的过程，从而尽可能多地了解文学在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应有的文化功能及其生成发展的规律特点。
笔者着手研究之时，国民党右翼文学相关研究对《文艺月刊》有不同程度涉及，而对《文艺月刊》的专门研究如下：
《〈文艺月刊〉研究》，郑蕾，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研究》，王美花，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张力与缝隙：民族话语中的文学表达——对〈文艺月刊〉（1930—1937）话语分析》，韩雪林，《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时间与空间：民族话语的伺机表达——〈文艺月刊〉（1930—1937）编辑主体分析》，韩雪林，《文艺争鸣》，2012年第13期。
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针对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艺月刊》进行了基本的史料梳理，韩雪林的两篇论文则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背景下，运用话语研究范式，对《文艺月刊》的刊物特征、编辑主体进行了学理分析。
后来有人持续从不同角度关注了该刊物，主要有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伟博士学位论文：《〈文艺月刊〉（1930—1941）中的民族话语》，2016年福建师范大学袁小媛硕士学位论文：《在西方尺度与民族立场间：〈文艺月刊〉译介研究（1930—1937）》。
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实证的方法，继续个人化的研究。首先仍然是全面深入地整理爬梳相关原始材料，因为《文艺月刊》前后历时12年，共计二百万字左右的篇幅内容，全刊内涵非常丰富，尚需进一步挖掘开发。其次，通过期刊文本阅读，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使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把《文艺月刊》和三十年代不同类型的期刊以及同一文艺阵营内不同编辑策略的期刊进行对比分析，展现出《文艺月刊》作为右翼期刊温和儒雅、兼容并蓄的特殊风貌，努力把《文艺月刊》的史料发掘和文学本体、文学流派、不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的文艺选择联系起来，尽力表现出当时文坛丰富复杂的活动空间，探讨围绕着这份杂志的文人们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行动及其成就，揭示《文艺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