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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叙事学 (Classical Narratology) 到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叙事学已然成为诗学理论的显学之一。叙事学的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诗学角度充实和丰富叙事学的版图。经典叙事理论不怎么关心、不研究的读者，在后经典叙事理论中却成了关心备至的因素。在部分叙事学理论家那里，甚至成了研究叙事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内容。从被忽视到问题的中心，读者的叙事地位到底该如何安放？对读者的言与不言，对叙事学学科和诗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读者的这种叙事地位的戏剧性嬗变？
在叙事学理论中，读者具有多种互相区分的概念。1977年，彼得·J.拉比诺维茨在《虚构中的真实：对读者的重新检验》中提出有四种读者：“①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的由社会构成的身份；②作者的读者——假设的理想读者，作者就是为这种读者构思作品的，包括对这种读者知识和信仰的假设；③叙事读者——‘叙述者为之写作的想象的读者’，叙述者把一组信仰和一个知识整体投射在这种读者身上；④理想的叙事读者——‘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读者，这种读者认为叙述者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
本文讨论的读者是第一种，即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读者，现实生活中特性各异的你和我。除引述内容，下文将以“读者”之名统称真实读者。
经典叙事学几乎有意忽视了读者的存在。说“几乎”，是因为早期的叙事学理论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读者的存在，读者与作者、文本如影相随，只要阅读行为存在，读者就存在；何况研究者本身就是读者，他们的研究会影响文本和作者，包括叙事文本意义的产生和阐释。说“有意”，是因为读者被有意识地、理直气壮地排除在叙事研究的视域之外。比如对于人物的看法，它“既是读者的一种再构造，同时又是一种新的构造(人物效果也许只是阅读活动的一种特殊情况)”
，读者的叙事文本的重构作用被意识到了。在《法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一文中，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批评了叙事学的三个弊端：排除作者、排除读者、排除意义之间的联系。
读者的作用被清醒地意识到了。在经典叙事学家那里，读者远比作者幸运，至少没有被宣称死去，但读者是缺席的。在后经典叙事学那里，读者的地位被鲜明地彰显出来，读者是研究叙事文本的入口和中心，叙事因读者而发生，而存在，而有价值，甚至在某些文本中，读者便是叙事的宗旨。读者的叙事地位，由可以忽略不计的时代进入了以语法为中心的时代。
早期出现的对叙述文本的交流过程的描绘可以充分说明读者被有意悬置的状态。
1978年，查特曼用图表(叙事交流图）的形式描绘了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单向交流过程，读者处于这个交流过程的末端。也就是说，在产生交流的六个参与者中，读者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作者发出信息，流经叙述文本，读者接收来自前方的信息，既无对信息的选择，也无对信息的反馈，对其他五个参与者不产生影响；其次，读者与真实作者一样，被排除在叙述文本之外。而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只在叙述文本本身。这样，读者虽在研究者的意识之中，却被阻拦在叙事研究之外。经典叙事学在文本的王国内细细构建其精致的诗学大厦，既无暇留意作者的辛勤耕耘，也不关心读者内心的云卷云舒。经典叙事学对文本之外的所有事物高高挂起了免谈牌。
门可以紧闭，风却还是会从门缝中溜进来。何况叙事学的大门并没有一直关闭。在经典叙事学的阵营内，敏捷多思的罗兰·巴特意识到了读者的重要性。在他晚期的著作《S/Z》中，罗兰·巴特表达了对读者的敬意。
在《S/Z》中，巴特不再固守对文本“统一结构”的信念，他借用符号学的符码概念，阐明叙事文本是五种符码交织的混合物，它们是行动符码(Proairetic Code)、义素符码 (Seme Code)、阐释性符码(Hermeneutic Code)、象征符码(Symbolic Code)、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符码的交织有时和谐有时不和谐。读者的阅读，就是在文本中找出各种符码并解码(Decode)的过程。
在该著作中，巴特强调了读者解码行为的重要性，正是读者还原了作品的意义，并释放了文本被符码禁锢的活力，只有经历了读者的阅读之后，文本才算完成。巴特对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金》进行了细致的解码，把作为读者的智慧做了一次充分的演示。现实生活中有着温暖体温的读者被囊括进了叙事学研究的范围，这应该是叙事学读者身份的首次登场。尽管他是智慧的、严谨的、才华横溢的，甚至是富有洞察力的，但仍然是被动的，他的体温和热情并不能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过程。在这里，读者只是用智慧在破译文本的密码，还原文本隐藏的意义。意义最终还是文本的，他不能在文本之外寻找意义。也就是说，在解码的行动中，符码才是中心，而不是读者，符码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巴特强调的仍然是文本。这不能责怪巴特，经典叙事学对文本近乎偏执的热爱不能动摇文本牢固的地位，能够提出读者的在场，已经是叙事学的重大进步。
但后经典叙事学并不止步于此。叙事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门在发展中的学科，它仍然在过程中蓬蓬勃勃。叙事学由“Narratology”变成了“Narratologies”，后经典叙事学变得锐利、开放和包容。它注意到，忽视读者的构建能力对文本来说也是有缺憾的。后经典叙事学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读者的重要作用，甚至在部分叙事学理论家那里，读者就是研究的起点和中心，文本因读者而存在，意义因读者而建构。
2005年，曼弗雷德·雅恩描绘的叙述交流模式
比查特曼模式有所进步。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准确描述后经典叙事学交流模式的图式，在这里加以引用，是为了说明它与经典叙事学家查特曼模式的差异。
作者……→读者
叙述者……→受述者
人物……→人物
曼弗雷德·雅恩把叙事交流分为三个层次。作者与读者处于超文本层，其他四个参与者处于内文本层，其中虚构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处于叙事话语层，故事中的人物处于行动层。这个图式至少释放了一个信息，即把处于超文本层的作者与读者收纳于叙述交流的范畴之内，肯定了作者和读者的叙事地位。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个单向运动的模式，读者对作者而言，仍然是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另外，读者虽然可以关注内文本层的交流，却没有参与进去。事实上，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家那里，上述六个参与者的交流是双向的、交叉的，读者与在场的每一个人物发生交流行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参与整个叙事的进程。
要确立读者的地位首先要确立读者的主体身份，只有确立了读者的主体身份，读者对叙事的参与才名正言顺。马克·柯里在其专著《后现代叙事理论》中，描述了读者登上叙事舞台的具体过程。首先，读者必须摆脱作者的控制。作者利用视点控制叙事进程，讲述人物故事。他通过控制人物信息、信息量和信息来源以及表达方式来控制读者的判断。读者对人物的道德判断在第一个层面就是作者提供的，是在作者控制下的判断，但作者的控制并不是密不透风的，作者是那个爱说谎的人，然而读者也并不那么容易上当，读者还是可以从作者的话语缝隙、种种暗示中发现人物真正的本性，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话语既是一种幻觉，也是作者与读者共同进入人物的一个豁口，作者给读者一个视角，要求读者从这个视角观看，但读者一边赞同，接受作者的馈赠，另一边却不那么轻易就范，越过这个给定的视角试图发现被作者遮蔽了的、不愿言说的部分。其次，通过叙事视角、与人物的距离进行调节。读者在对人物表示同情的同时，还会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这就达到了对读者主体身份的制造，它悄悄改变了读者，读者主体性形成。这样，叙事改变，制造了阅读主体的身份。读者的主体身份正是从阅读中、从叙事中来的。阅读的主体性形成以后，读者就会积极参与到叙事之中，与文本产生积极的、亲和的力量，形成一股积极的推进叙事的动力，文本会因为他的参与而层次丰富起来；他与作者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是紧张的对抗，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有时脾气很好，认为作者说得也挺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获得了主体性的读者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获得了主体性的读者积极地对叙事展开了行动，他成了建构文本意义的重要一元。阅读具有施为的性质，读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的一方。J.希利斯·米勒在其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解读叙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构影响了西方文艺思想两千多年的坚固的逻各斯思想，他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发现亚里士多德陷入了自我解构的深渊。《俄》剧只是一个语言事件，结尾的含糊其辞、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理性的逻各斯脑袋并不能厘清其中狂野的非理性因素。因此，亚里士多德宣扬的以理性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身就包含了自我解构的因素。米勒为读者的意义建构奠定了令人信服的基础。既然叙事并不是语言的单一的清晰表达，读者便必须在文本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理解并对这种理解负责。“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生活文本，都不会毫不含糊地支持我们的任何一种理解。这意味着阅读不是一种单纯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施为性质。读者必须对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强加于文本的理解负责。”
也就是说，一个有责任心的读者完全有理由主动建构文本意义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文本的教诲。詹姆斯·费伦直接把作者与读者并置，认为二者同样重要甚至偏向了读者。“我所提倡的方法把重点从作为控制者的作者转向了在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中间循环往复的关系，转向了我们对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注意是这样既影响了另外两个因素，同时又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的。”
读者与作者共同建构了文本的意义，读者终于取得了叙事语法的合法地位，但后经典叙事学的读者显然走得更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是一部论文集，研究者对叙事的探讨充分表明了读者参与叙事的力度和深度。他们明确宣布，要“把阐释意义的工作交给感知者，亦即读者或某个听故事的人，某个目睹事件展开过程的人物，某个观照事件的现实世界里的个体”
。是读者连接了虚构域和现实域，故事是读者从情节做出的一种建构
是读者的活动区分了不可靠叙述者的各种类型
是读者的价值观和伦理维度以及判断“影响着我们对文本所要激活的那些价值观的感觉，那些价值观的激活影响着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影响着我们的情感，而我们的情感影响着我们的欲望。也可以反过来进行”
是读者的期望、欲求催生了叙事的模式，无论是回顾性叙事模式、同步叙事模式抑或预示叙事模式。以上的模式“在当代的兴起，都必须通过心理、审美或普遍文化性质的语境、认知或语用因素来解释，而不能用内部的语义因素来解释。所有这样的解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性，因为其基础不是广泛的经验研究，而是读者的直觉”
。充满歧义和魅力的花园路叙事的生命力，也在不断阅读的过程当中。
具体到叙事文本中的主人公，都要从读者那里找到道德认可程度
叙事空间的语义内容，也必须“在读者参照系的基础上，确定再次得以完成”
。总之，读者无处不在，从叙事的意义阐释，到故事建构、叙事伦理、叙事模式、叙事进程、叙事方式与技巧以及某一种叙事类型的生命力，读者都积极参与，出谋划策。读者主动参与了整个叙事行为。
事情的发展似乎颇为顺利，人们并没有质疑读者是否有越界行为。对于叙事，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应该来自于作者的智慧和匠心，虽然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作者的地位表现出厌倦，但终究对真相心知肚明。没有作者，叙事从何谈起。读者应该具有与作者同样的叙事地位吗？在詹姆斯·费伦看来，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无法想象没有作者的叙事一样，没有读者的叙事也是无法想象的。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中，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从读者的需求出发来要求甚至抵制作者一厢情愿的叙事。他讨论了三种读者，即叙述者的读者，这是与受述者互补的概念，他是故事的聆听者，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现实读者）；作者的读者即理想读者；有血有肉的读者，这是阅读文本的“我们”，“我们”既是叙述的读者，也是作者的读者，当然更是有自己的爱好、情趣、修养、历史的现实中的人。
他认为有时候这三者并不能相互区分，三者的重心在“我们”，“有血有肉的读者”，他要强调的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读者的我们——阅读主体的作用。他说：“当读者固定的主体性与文本的他性相遇时，分析者不可能总是明确地划定区别有血有肉的读者与作者的读者的界限——或者更普遍地说，不可能把读者、文本和作者相互区别开来。”
这样，读者就拥有了与作者、文本同等的叙事地位。作为文本内部的观察者，读者参与了叙事进程，推动了叙事向前发展。叙事有时候像一个博弈过程，有时候则是和平协商的过程，它是否精彩，取决于作者与读者的参与程度。二者成正比例关系，反之也成立。
叙事学由经典叙事学(Classical Narratology)的单数形式变成了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的复数形式表明，这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一门还在发展中的学科。读者在过程中被关注、被重视、被强调，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真的不能责怪经典叙事学对读者的忽视。早期的叙事学家们怎么会理会读者呢？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本之外的成分——他们厌恶脱离叙事文学文本谈论文学，在他们的年代，人们总是那样谈论文学，他们认为，法国小说创作的出色成绩与批评实践的简单粗陋太不协调了。所以，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叙事如此迷人，叙事文本如此迷人，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研究它。他们胸怀崇高的抱负，要为叙事文学找到一条被深深掩藏的规律，有了这条规律，就可以洞察叙事的奥秘，就可以有无数的叙事文本。他们不厌其烦，沉浸在对叙事文本深层结构的深深求索之中，并成就斐然。说叙事学诞生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一点也不夸张，叙事学家们勇于突破陈规，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创立了叙事学科，其行为和思想都表现出文化英雄的本质特征。为了寻找叙事文学的本质规律，他们无暇顾及读者。
叙事学学科的发展不得不“发现”读者举足轻重的叙事地位。叙事学诞生后迅速由法国传到欧美地区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欧美的叙事学理论家们虽然没有为这一门学科做出理论上的突破，他们只是介绍、宣传叙事学并把它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已深入人心。学科是需要发展的，而发展就必然有发展的逻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叙事学的相关研究由热闹转向沉寂。人们对叙事学寻找能够破译一切叙事密码的宏大抱负表示了怀疑，对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封闭自足感到不满，对其不能适应新出现的小说形式的批评实践感到不足。叙事学暴露了它的学科缺陷。短暂的沉寂蕴含了学科发展的巨大爆发力，叙事学在反思，在探究，在寻找突破。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在西方文学界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99年，新叙事学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
《新叙事学》）的主编戴卫·赫尔曼称这次小高潮为“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人们惊喜地发现，叙事学继续了它一贯勇于探索、敢于突破陈规的先锋精神，将橄榄枝伸向了文本之外，从结构主义一路走来的叙事学由开始的一枝独秀到现在已蔚然成林。后经典叙事学时代，一些概念得到新的梳理和诠释，如米克·巴尔对叙事学的定义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一版中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在第二版中则是“关于叙述、叙述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
。叙事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叙事，一切包含叙事内容的形式，无论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比如电影叙事和绘画叙事，都被包括进叙事学学科，呈现了跨学科的特色。原来被忽视的读者昂然从文本之外走进了文本之内，成为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就如曼福雷德·雅恩热情地招呼：“说话，朋友，进来吧。”
有血有肉的读者已经站在这儿，站在了叙事行为之中，在文本内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干预着叙事的进程，研究者听见了读者的声音，看见了读者的作为，读者在叙事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叙事学学科对读者的研究刻不容缓。“作者要始终有一种意识，就是一个读者在越过作者的肩膀凝视他的写作和作品。如果读者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者文本的意义没有被他人理解，这些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释。但是如果没有读者意识，研究文本没有对读者具有价值意识，则是不可原谅的。”
叙事学没有犯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它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读者的功用和地位，把读者作为问题讨论的中心加以关注。对读者的充分研究，填补了经典叙事学的空白，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步。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规避其语境下的文化思潮与时代思想。解构主义、历史主义、东方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都对叙事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叙事学与当下语境中的文化思潮进行了积极的对话，并在互动中构建并型塑了叙事学的新质。在要求平等、对话、关心弱势群体的时代，对读者的关注正是逻辑的必然。解构主义的视野解放了自我束缚的经典叙事学，叙事学的视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叙事的内涵从单义走向了复义，读者的意义建构是多层次叙事语义的组成部分；研究方法从演绎法走向了归纳法。读者在这些改变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也许更为直接的影响是接受美学。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于德国的文学理论思想，它批评以往的文学研究拘泥于文本，要求把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研究历代读者的接受情况，以读者的价值和观念为中心阐释和构建文本。接受美学出现以后，文学批评的中心就由文本中心转移到了读者中心，西方文艺批评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大批关注读者研究的批评理论纷纷诞生。后结构主义大步迈向读者；接受美学向整个西方批评发动冲击。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读者反应动力学，日内瓦学派的阅读现象学以及当代哲学解释学影响下的文学解释学等批评理论，一时间蜂拥而起，蔚成大观。西方批评进入了读者中心论的新理论范式时期。”
叙事学几乎成了这个范式转型的经典个案，从文本中心到文本之外，叙事学的视野大大扩展，虽然没有如读者接受美学那样深情款款只凝视读者，但读者成了叙事研究的重要一员。后经典叙事学延续了个案细读的优良研究传统，但研究者仔细辨析的，已经不仅仅是文本的叙事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读者的反应。如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就试图从读者的角度分辨叙述声音里的女性成分，寻求女性身份的认同感。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简直就是读者的狂欢，读者是其提出问题的起点也是其问题研究的中心，他直接提出他的研究是走向修辞的读者——反应批评。“这种批评实践把修辞阅读定义为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关系。因此，它假定文本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多层面交流的一个共享媒介，甚至把读者对文本的经验作为阐释的出发点。它试图通过为个体反应寻找文本源头而把反应和阐释联系起来，同时承认这些文本源头的构建也受读者主观性的影响。”
在对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进行叙事解读时，他关注的是阅读的直接经验，把《宠儿》变成了读者意识流动的展所，才华表现的舞台。读者接受美学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影响了读者的叙事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叙事学与接受美学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接受的，在当代西方批评的语境之下，不存在孰前孰后、孰是决定性力量的问题。这已经不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此处按下不表。
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西方的文学批评在反思中一步步前行。每一个“中心”都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都包含了思想者探索中艰辛的脚步和锐利的思想锋芒。“中心”的转移一方面是深厚历史文化涵养的表现，刻画出文学批评进步的足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每一种“中心”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或滞后，批评的锋芒必然要求做出修正。叙事学读者叙事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理论探索的变化轨迹，修正了经典叙事学理论上的一个缺陷，充实和丰富了叙事学的内容，反映出叙事学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读者当然更有其批评实践价值。个案研究一直是叙事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后经典叙事理论那里，读者的维度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中表现出来。詹姆斯·费伦对《宠儿》的阅读直接修改了宠儿的身份。“有意运用众多的声音和文体，把颇具抒情意味的反应表达与抽象的理论化、与对《宠儿》的人物进行解读和反应的意识流阐释并置起来，对标准批评文章的形式进行了实验。”“我在《宠儿》之内，《宠儿》在我心中。”
詹姆斯·费伦这样开始描述他的阅读体验，他记录了阅读的直觉经验，那是一种孤独的阅读，疑惑和无助包围着他。他向外寻找援助，可其他批评者自相矛盾的说法使他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人物宠儿也似乎在逃避解释，在众说纷纭中，“宠儿融化成了众多的碎片”
，他只有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寻找解脱。他从阅读《宠儿》中发现了两种理解障碍，一种是通过努力可以了悟的难点，另一种是无法加以解释的顽症。宠儿本人就是顽症的典范。詹姆斯·费伦又一次借助了他的阅读直觉，他发现了《宠儿》阅读与写作环境的悖论。小说人物会忘记宠儿，但读者不会，宠儿也要求读者记住她。更令他吃惊的是，《宠儿》的作者把我们——真实的读者变成了宠儿。顽症有助于在阅读经验中从根源上得到阐释，阐释是一种澄清，也可以丰富阅读经验的内容。“在这个修辞的读者——反应方法内部，阅读和阐释就像思维和写作一样可以是无限循环的，任何一方都可能进行另一方刚刚从事过的修正。”
重视读者的阅读直接经验是该著一以贯之的特点，读者是其文本批评实践的起点，也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后经典叙事理论对读者的热情关注，大大丰富了叙事学研究的内涵。客观上，也是还读者一个应有的叙事身份。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读者叙事地位的强调有着文化上的亲和意义。文学批评习惯了俯视读者，认为读者是那个需要被启智的人，“嘘，别说话，听我说”。读者被武断地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但实际上，读者腹诽而心谤，对叙事自有一番见解。读者叙事地位的提升表现出了一种文化平等的信仰和人性的关怀，文化价值使倾斜的天平得到了平衡。
所以对读者的热情怎样高涨都不过分。读者是叙事坚定的存在，不管理论是否谈论他，他总是热情地在文本内部观察和体验叙事进程，利用文本的断点、难点、顽症和信息的延宕与压制以及花园路叙事等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与作者商量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他并不总是挑作者沉默的时候说话，在文本寂然无声的时候骤然发出他热情的声音，虽然他有足够的耐心听作者言说，但他绝不停止他的凝视，一旦觉得应该商榷，他也会打断作者的话，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是否应该有某种平衡？换句话说，读者的叙事身份应该安放在何处才比较合理？接受美学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接受反应文论的最大失误是它早期的极端的读者中心论立场，也许它当年的异军突起恰恰得益于这一‘片面的深刻’。”
后来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和伊瑟尔都纠正了这种“片面的深刻”，都从读者中心转向了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强调交流双方的协同作用。叙事学可以从对其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接受美学那儿学习到经验，在给予读者充分重视的同时也注意到作者和文本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申丹作了一个区分，把叙事学分为诗学建构和意义阐释两项工作，读者的叙事地位体现在后者。她说：“在建构叙事语法和叙述诗学时，完全可以将作品视为结构物，因为它们仅仅起到结构之例证的作用。但是，在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时，则应将作品视为交流行为，关注作者、文本、读者、语境的交互作用。有了这种分工，我们就不应批评旨在建构‘语法’或‘诗学’的经典叙事学忽略读者和语境，而应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这么一部分叙事批评家：他们以经典叙事语法或叙述诗学为工具来分析作品，但不考虑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
在阐释具体作品中考虑到“作者、文本、读者、语境的交互作用”无疑是必须的，而经典叙事学来不及顾及读者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诗学建构与具体作品的阐释无法截然分开，诗学建构必然建立在具体作品的阐释之上，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解构主义叙事学的建构都离不开大量具体文本的细读和阐释。实际上，读者不仅在阐释具体作品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参与了叙事诗学的建构过程。问题在于，读者的这种参与应该保持在一个什么程度之上？是否可以僭越作者和文本？“我在《宠儿》之内，《宠儿》在我心中。”作为读者的“我”须与作为“文本”的《宠儿》互相交织、对话，阅读直觉经验才有存在的前提；而作为最初的叙事行为的发出者，作者在与读者的博弈之中已经先行了一步，所以读者可以是叙事进程中的积极力量，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叙事进程各方参与者的协同力量。不言读者是叙事诗学建构之初被忽略的一方，虽有遗憾但情有可原；读者中心的后经典叙事诗学，却会带来更深刻的遗憾。
(本文原载于《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