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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叙述者的可靠性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无论是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
，只要叙述者被戏剧化，他/她的可靠性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人们普遍忽视了非戏剧化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仿佛认为他/她既然是非戏剧化的，对故事/事件无所不知，那么他/她的可靠性就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是否总是如此呢？本文对异故事叙述非戏剧化叙述者的考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自1968年W.C.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如今这一对概念已经成了叙事学的核心概念，这种区分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它的内涵并没有被充分挖掘。比如叙述者是否总是可靠或者总是不可靠？布斯轻巧地绕过了这个问题。显然，布斯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深入讨论，因为可靠的叙述者固然值得信赖(如何判断他的可靠性，在今天看来似乎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可靠的叙述者也并不总是在说谎，尽管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上他/她可能隐瞒真相。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叙述者何时可靠何时不可靠？”即使布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实际上他也尽量做出了解答：“我把按照作品规范(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布斯的‘隐含作者’主要指作者在创造作品时的‘第二自我’，而在创作不同作品时，作者很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因此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可能隐含不同的作者形象。”
同时布斯也以叙述者是否戏剧化作为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标准。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指的是“叙述者没有被赋予任何个人特征”。“戏剧化的叙述者——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那种最缄默的叙述者，一旦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时，……他也就被戏剧化了。许多小说把叙述者完全戏剧化，把他们变成与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在这样的作品中，叙述者往往与创造他们的隐含作者完全不同。”
尤其是作为故事观察者的叙述者如果是个有缺陷的人物，与隐含作者的道德规范存在距离，那么叙述者不可靠。如何判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布斯并没有说清楚，他的重点在讨论戏剧化的叙述者，认为这位极具个性的被人格化了的叙述者才是叙述不可靠的主要原因。但布斯的回答并不让人满意，有缺陷的人物叙述者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不可靠叙述者。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马汀在布斯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拓展，区分了人物叙述者六种不可靠叙述的情况：“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这样，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就有了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
这种区分比布斯“有缺陷的人物观察者”要详细得多，但严格来说也只是布斯观点的进一步扩充——他们只是把观察者的缺陷细致化了，并没有解决叙述者何时可靠何时不可靠的问题。小说中的叙述者会有多副面孔，时而诚恳，时而耍滑头，就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他讲述了整个故事，完整地披露了一段畸形的恋情，但亨伯特不认为他有恋童癖，只是洛丽塔引诱了他：他讲了真话，但一直在说谎。倘若不信他的叙述，整个故事就不能成立；假如信他的讲述，就会被他蒙骗。那么，叙述者，有时候披肝沥胆，有时候遮遮掩掩，他什么时候才会说真话
一般认为，非戏剧化(没有被人格化）的叙述者最具有权威性，他上帝般的视角迫使读者信任，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力量使读者习惯了对他的信任，像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全知全觉的叙述者带给我们不容置疑的信任感；而戏剧化的人物叙述者有时候会遭到读者的质疑，尤其是在他“有缺陷”的时候。詹姆斯·费伦考察了同故事叙述中的作为观察者的人物叙述者，他的结论是，人物叙述者在小说中承担了两种功能，一种是人物功能，另一种是叙事功能。“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将是可靠的和权威的。……当人物和叙事功能互相依赖地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叙述者获得特权的程度也将随他与所述行动的关系变化而变化。”
同故事叙述中的人物叙述者在发挥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时其可靠性会发生变化一样，费伦把同故事叙述者区分为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其意义在于当人物发挥叙事功能的时候，他的个人意识会隐伏在叙述话语的背后，甚至不起作用，这时候叙述者会约等于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因而他是可靠的；当他发挥人物功能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个人的成见会影响他对故事/事件的评价；当叙事功能与人物功能需要互相依赖的时候，其可靠性需要加以区分辨别：戏剧化的叙述者不可能这样决然地自我区分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只要他作为性格人物在故事中出现，无论是叙述事件还是表现性格，都会有其个人色彩。就算是在看起来区分明显的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叙述者的“我”讲述作为经历者的“我”的故事，经历者“我”主要发挥人物功能，但叙述者的“我”并不只是发挥叙事功能，“我”也是个有个性有故事有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物，这些都会影响其叙事的可靠性。费伦的判断是否适合异故事叙述？叙事学家申丹说：“故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往往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与隐含作者没有什么距离，因此是可靠的。”
如此就不用区分异故事叙述文本中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但实际上异故事叙述者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戏剧化的叙述者，他在小说中作为人物出现，叙述他人的故事，如手稿发现者、编辑者；一种是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如第三人称全知全觉的叙述者，他不具备人物功能，他似乎能理所当然地透视故事/事件，不参与但洞彻故事/事件。作为戏剧化的异故事叙述者，他一样可能是个有缺陷的人物，存在不可靠的情况。那么作为非戏剧化的异故事叙述者是否总是可靠呢？作品本身最具说服力。
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珍妮姑娘》采用了全知叙述，是一个典型的异故事叙述文本，其叙述者是非戏剧化的，在故事中他没有具体的形象，甚至连知情者与旁观者都不是，他根本不在文本中出现。也就是说，他不承担人物功能，而是作为叙事功能独立运作。按照费伦的说法，在同故事叙述中独立运作的承担叙事功能的叙述者是可靠的。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作为异故事叙述的《珍妮姑娘》的叙述者。
《珍妮姑娘》中有个泾渭分明的阶层，作为穷人一方的珍妮一家和作为富人的浮莱德和莱斯多一方。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叙述者对这差别鲜明的双方的态度是否一致。小说遵从了西方小说一人一事开始写起的习惯。走投无路的母亲和珍妮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大旅馆里找到了一份做清洁的工作，这时候的叙述者是非人格化的全知叙述者，他了解珍妮一家的窘境，可以自由进入所有人物的内心。聚焦于珍妮和珍妮一家的时候，他热情地赞美珍妮的纯洁美丽，对珍妮一家贫穷的生活充满同情：
威廉·格哈德夫妇两人共有六个孩子，眼下，格哈德先生自己正卧病在床。他的长子斯蒂安在一家货车公司做学徒，最大的女儿珍妮，就是上面出现的那个女孩儿，她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其他的几个孩子，十四岁的乔治，十二岁的马蒂，十岁的威廉，八岁的维多尼亚，更是年纪太小，什么都指望不上。
寥寥几句话，就清楚明白地交代了珍妮一家的处境，而且叙述者完全是站在珍妮一家的立场上来说这一番话的。尤其是最后一句“什么都指望不上”，对格哈德一家的绝望无助感同身受。在之后的行文中，只要是介绍珍妮及其家人的情况，叙述者基本都保持了这种态度。读者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判断交付给他。例如珍妮初到克利夫兰时找工作的情形：
刚到的第一天，珍妮就动身去找工作，而她听到的报酬都是一些令人寒心的数目。她无论跑到哪儿，似乎都没有人需要帮手。她曾经自荐到店铺、工厂里，以及僻静街道旁的小店里，可是没有一处不让她碰一鼻子灰的。
把这一段话中的“她”换成“我”，这段话的意思不会有任何改变，一样妥帖自然。说明叙述者与人物的情感态度距离非常接近，甚至取消了二者的距离。叙述者感受着人物的感受——“寒心”“碰一鼻子灰”是人物的感觉，但叙述者毫无距离地把人物的感觉变成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复调，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重合在一起，形成了二重奏，强化了人物的心理体验，同时也体现出叙述者对人物的同情。这种近距离的叙述尽管包含了叙述者对人物的情感态度，但它并没有因此影响叙述者对故事/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判断。可以说，当叙述者在讲述珍妮的故事时，叙述者是可信的。
珍妮纯洁善良，没有什么心机，一心只想为家庭尽责。叙述者只要以珍妮的视角叙述珍妮经历的事件，叙述者往往就是可靠的，因为珍妮是可靠的。但是这种可靠忠实的态度在小说中是否贯穿始终呢？我们发现，当小说聚焦于富人的一方时，无论是浮莱德还是莱斯多及其家族，情形就会发生变化：浮莱德出场的时候，叙述者说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中年绅士”，交代人物身份的时候，叙述者说：
他就是青年议员乔治·雪尔佛斯脱·浮莱德阁下。
起初叙述者对浮莱德的真实年龄保持了缄默，但这种缄默并没有坚持到底，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叙事者告诉人们浮莱德已经“52岁了”，年龄与对年龄的称谓出现了悖谬。此其一。
其二，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和话语行为常常互相抵牾。他一面用话语高调赞美聚焦对象，另一面又在叙述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消解话语的宏大，使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我们来看浮莱德第一次邂逅珍妮的时候，叙述者对浮莱德的描述：
在他走到了楼梯顶的时候，又禁不住回过头来侧眼向她看了看。他看清了她那美丽动人的面貌和白皙的额头，他又看出了她蔚蓝的眼睛、娇嫩的皮肤。他甚至要夸张地赞赏她的嘴和她那可爱的两腮，尤其是那圆浑丰满的体态，越发显出她的青春和健康。看一眼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前迈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倩影，已经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叙述者一面详细描绘浮莱德对珍妮细细打量，一面却说“一眼之后”，显然这样全方位的描绘不是“一眼”就可以完成的；再者，“严肃”一词与前文充满肉欲的描写也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发现，叙述者试图用概括性的话语来描述浮莱德的表现，然而却用浮莱德自身的行为来解构叙述者的判断——叙述者并没有如实报道事实。这与他叙述珍妮姑娘故事的笔墨完全不同，叙述珍妮姑娘的时候叙述者亲切坦诚，对浮莱德的叙述却总是前后矛盾，充满悖谬。
其三，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叙述者也用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小说的二、三部分分别介绍了珍妮和浮莱德的性格。表面上看来，叙述者对二者的情感态度是一致的，都用了赞美的语气，但叙述者对二者的赞美完全不同。叙述者说到珍妮的时候，把她放到了美丽的大自然中，美丽的白云、潺潺的小溪、金色的树林、跳跃的知更鸟、飞来飞去的蜜蜂、蟋蟀隐隐约约的叫声和野葡萄藤，珍妮与美丽的大自然声气相通，她常常被大自然的美丽感动，珍妮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次，叙述者在话语中表现出了对珍妮的怜惜，他说珍妮是个美丽温柔的女孩儿，单纯、敏感，充满梦想，富有诗意，她是妈妈的好帮手，对未来充满憧憬。说到浮莱德呢，大自然的温柔诗意不见了，代之以一种混合的、矛盾的、抽象的话语。他先说浮莱德身上混合着社会主义者的智慧和一颗同情大众的心，接下来却说他学过法律，但没有什么成绩；他是个好人，却违背良心支持自己的朋友当选州长；他有过轰轰烈烈的恋情，却拖拖拉拉不愿意结婚；他有野心，但同僚们认为他没有什么才气。“如今，他已经52岁了，虽然体面优秀、纯洁无瑕，却依然是个单身汉。有时候他不禁要环顾四周，有时他感觉异常空虚，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这段话看起来亲切体贴，叙述者似乎站在浮莱德的立场上说话，但暗地里却悄悄与人物拉开了距离，语气里有几分掩饰不住的刻薄。他只是描述浮莱德的状态，但并不赞同浮莱德的为人。也就是说，叙述者一面溢美浮莱德的品行，另一面又消解前文的叙述。并不是叙述者不清楚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不愿意太清楚地告诉读者真相。因为如果浮莱德一出场就是一个玩弄女性的道德沦丧之人，会损害珍妮的形象，读者会认为珍妮对人缺乏基本的判断力。把浮莱德伪装成年轻、善良、体面、纯洁无瑕的形象，读者则更容易接受珍妮的被诱惑，更容易对珍妮抱有同情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出于善良愿望的不可靠叙述；另外，也符合叙述者对人物的判断，不至于离他对人物真实品行的判断太远，使后来浮莱德乘人之危地对珍妮施以引诱和占为己有不显得过于突兀。
其四，对珍妮经历的两段“爱情”，叙述者一直在撒谎。叙述者似乎试图让读者相信，美丽的珍妮姑娘遇到了两段真爱。谁说不是呢？浮莱德和莱斯多总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帮助她，浮莱德对她温柔体贴，莱斯多的爱情有些霸气，但对她很是迷恋。一直以来，人们也习惯把《珍妮姑娘》看成是一部爱情悲剧，这是建立在对叙述者的信任之上得出来的结论。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我们发现，珍妮的两段爱情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两次都是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珍妮的父亲生病在家，生活无以为继，为了拯救家庭，珍妮委身于人；第二，两段故事的发生都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拯救家庭的责任的需要：珍妮对浮莱德的感情，类似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感觉；而对莱斯多，即使答应跟他在一起，珍妮也并没有爱上他；第三，浮莱德和莱斯多获取珍妮好感的手段惊人的一致：都是用钱来换取。尽管叙述者在小说中用话语赞美珍妮的两段爱情，但情节设置上却消解了爱情的真正内涵，如果不是珍妮一家走入绝境，珍妮是不会这么轻易地付出自己的。爱情只是一个道义上的幌子，珍妮用它来换取家人的平安。
人们也许会说，浮莱德和莱斯多还是爱珍妮的，叙述者也这样说。他安排了浮莱德的意外死去，使他没有办法信守要娶珍妮的诺言。可是即使浮莱德没有意外死去，他就会娶珍妮吗？小说中浮莱德对珍妮的爱只是对一个美丽女性的身体的爱，珍妮的年轻美丽让他“情”不自禁(也许说“色”不自禁更合适些），尤其是珍妮委身于他的时候叙述者反复赞美的是处女的美好。可以说，浮莱德是以一种享受的心态来对待珍妮的，他享受了珍妮的青春、美丽和处女的身体。莱斯多又何尝不是在享受珍妮？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珍妮结婚，甚至始乱终弃了。虽然最后他后悔了，可是他的后悔与他对珍妮造成的事实上的伤害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浮莱德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他与莱斯多一样，并不愿意给予他的恋人以婚姻。叙述者看似在叙述一个爱情故事，事实上爱情只是一个幌子，掩盖了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珍妮姑娘》的叙述者在小说中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叙述者只担任叙事功能，但叙述者的声音依旧清晰可辨，他一般采用人物视角叙述，人物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特的二重奏。当聚焦于其同情的对象时，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形成一种旋律一致的合奏，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非常近，甚至消失。当聚焦于叙述者的批判对象，叙述者的声音就变得非常可疑，人物的行为与叙述者的声音出现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叙述者刻意与人物保持了距离：叙述者的话语偏向于美化人物，但他又不甘心这种美化，他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和情节设置的悖谬性解构了叙述者的话语，使叙述者的价值观与人物的价值观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从而形成一种反讽的张力。
由此我们发现，叙述者在小说中使用了两副不同的笔墨，在叙述穷人一方珍妮的故事/事件时是可靠的，而在叙述富人一方浮莱德和莱斯多的故事/事件时的话语极为不可靠。其深层原因是叙述者对珍妮的遭遇充满同情，认可珍妮的单纯真实；叙述者对浮莱德和莱斯多等的品行却多有鄙薄。这也揭示了作者德莱塞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潜文本
珍妮的“爱情”悲歌只是表层故事，在这个表层的深处另有一个犀利的故事——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道德沦丧。
从《珍妮姑娘》的叙述者来看，叙述者是否可靠与他/她是否戏剧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是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没有必然的关系。戏剧化叙述者是否可靠比较容易辨认，叙事过程中叙述者个人的性格、视角、情感和价值观念都会影响到其对所叙事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非戏剧化叙述者不存在这些个人气质，但由于他/她被认为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隐含作者对人物、事件潜在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会影响到非人格化的叙述者的叙述。就像《珍妮姑娘》的叙述者，表面上看来他与人物的情感距离非常接近，实际上他并没有一视同仁，他对穷姑娘珍妮的态度明显要比对有道德缺陷的参议员浮莱德和富家公子莱斯多要友善得多(如上文所述，他对后者根本不留情面，尽管话语上有许多溢美之词，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总不忘消解这些漂亮话），根本原因是他受了隐含作者的影响，隐含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使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出现了不可靠的情形。同故事叙述中由于叙述者强烈的个人性格色彩，其可靠性与否比较容易辨别；异故事叙述者的可靠性与否则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异故事叙述者也可以是戏剧化的或非戏剧化的，当其为戏剧化的叙述者的时候，其可靠性与戏剧化叙述者一致；当其为非戏剧化时，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叙述话语与所叙述事件的距离。对事件的判断属于隐含作者，而叙述话语属于叙述者。当二者的判断一致，距离消失，那么叙述者是可靠的；当二者出现裂缝，叙述话语的价值判断与所述事件体现出来的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不一致，那么叙述者不可靠。也就是说，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不能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叙述者的话语往往会掩盖真相——这也是叙事最有魅力的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考察叙述话语与隐含作者对所叙事件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叙述者的可靠与否，直接关系到叙事文本的深层内蕴，应该继续引起广泛的关注。
(本文原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