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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出身于世家大族、书香名第，她的出身几乎是先天性地决定了她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张爱玲在回忆文章中说，她能够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三岁的时候立在清朝遗老的藤椅前背诵唐诗，她七岁的时候开始写章回体小说，十多岁就戏拟《红楼梦》写了《摩登红楼梦》。这种先天的继承和环境的熏陶使张爱玲一生都有着清晰、执着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她后来接受西式教育的一个牢固的底色，从她的人生态度到她后来的创作手法，不管有多少西化的成分，总体风貌上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风貌。而她晚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时候则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红楼梦》和翻译《海上花》，而且她的后期创作的风格也从《传奇》时期的绚烂而归于传统小说白描式的平淡。以下从三方面论述张爱玲小说的创作与传统的关系。
中国传统小说题材丰富多样，有历史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等，其中世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重要的门类之一。世情小说是指那些以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伦理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中国世情小说萌芽于唐五代，成熟于宋话本。宋代由于工商业逐步发展起来，城市经济随之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因之出现，市民文学应运而生。宋代市民文学内容十分丰富，有“讲史”“讲经”“小说”，其中“小说”又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等目，“灵怪”“烟粉”“传奇”属于小说中的“银字儿”，（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它是后世长篇章回体世情小说的先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宋代比较典型的世情小说有《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刎颈鸳鸯会》《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碾玉观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宋代世情小说多歌颂男女纯真热烈的爱情，表现出对人性解放的渴望。
元代由于受异族统治，文化遭受摧残，世情小说不发达，流传后世的作品不多见。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水平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在中国江南地区，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便是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明证之一。与这种经济相适应，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思潮，代表者是李贽。这一思潮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感情和欲望。与此同时，政治上也出现宽松的局面。在这样的语境下，明代世情小说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很快迎来一个高潮。高潮期产生的《金瓶梅》是明代世情小说的一座高峰。
《金瓶梅》以清河县里的西门庆一家为中心，向外辐射，几乎写了一整整个社会，涉及八百多人，有名有姓的也近五百人。人物则上写朝中显宦，下写衙役吏胥；有富商巨贾，也有小本经营的摊贩；和尚尼姑、道士、士大夫三教皆具，帮闲、流氓与乞儿、娼妓九流并呈。生活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娱乐以及婚丧嫁娶各种风俗等都有反映。尽管它以《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情节生发开去、衍化而来，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明季嘉（靖）万（历）朝的现实。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一文中即云：“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阏之喋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间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藏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除了《金瓶梅》，明代世情小说还有《浪史》《闲情别传》《肉蒲团》等。
清代世情小说较为发达。清乾隆年间，有手抄本小说《石头记》者，出现于北京，五六年后世人争相传阅。之后正式刊印，改名为《红楼梦》。《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沉浮为背景，描写了封建贵族家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统治的腐朽与罪恶，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小说全面真实地展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堪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品对封建社会的婚姻、道德、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进行了深刻反思，歌颂了封建贵族中的叛逆者和自由美好、违反礼教的爱情，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作者以梦幻作为小说缘起，又以梦幻作为故事归结，并在文中时时强化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观念，流露出了作者强烈的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色彩。《红楼梦》是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
近代以降，世情小说品类极多，品格较之《红楼梦》大为逊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狭邪小说，作品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但民国年间也有一些纯情作品如《泪珠缘》《恨海》《断鸿零雁记》《玉梨魂》等出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世情小说新文学的力量受到打压，生存空间很小，但并未销声匿迹，它们依然存活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颇有影响。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引起文坛轰动，由上海红遍全国。张爱玲的小说不表现史诗性的重大题材、重大事件，不表达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不展示宏大场景，而热衷于表现普通人（市民）生活中的吃穿用度、日常琐事、婚丧嫁娶、节庆礼仪。而对于男女间的那些小事情尤为偏爱。《传奇》中十五篇小说：《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花凋》《茉莉香片》《封锁》《等》等，题材大同小异，情节接近同一模式：那些生活在殖民文化色彩浓厚的上海、香港的男女青年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充满悲凉的意味，小说为满足市民的猎奇心理，在男女婚恋描写中多少涉及一点与性事有关的内容以增加小说的艺术“魅力”。正如傅雷所说：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脉络看，张爱玲承续了中国世情小说之余脉。她是中国世情小说之殿军，最后的大家。当然，与以往中国世情小说相较，张爱玲的世情小说虽有浓重的中国底色，但西方现代派色彩也极为明显。这一特征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融渐趋加深。
张爱玲家学深厚，自幼酷爱文章，对《红楼梦》痴迷有加。据说她十二岁读《红楼梦》，读到八十回以后，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可见她对此书的艺术感觉之了得。她在《存稿》一文中，追忆自己十四岁那年写了个纯粹鸳鸯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还像模像样地拟订共计五个回目。《红楼梦》这部作品里的艺术元素与张爱玲的生命元素融为一体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的名义下是她对《红楼梦》的诗艺渊源、审美情趣、风格意蕴等“诗眼文心”的入迷，这甚至影响到她自己作品的叙事模式。张爱玲创作中的爱情婚姻题材选择、饮食男女琐事铺陈和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文本构成因素，都可以确证她和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反过来，《红楼梦》也深刻地影响到她的生活、创作与研究，张爱玲自己也承认，《红楼梦》是她的创作源泉。美籍华人评论家夏志清对《红楼梦》和张爱玲都予以过极高的评价：他赞《红楼梦》“就写世态的现实主义水平和写心理的深刻而言”，“堪与西方传统最伟大的小说相比美”；誉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其代表作《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总之，都是文坛最丰硕的成果。
张爱玲以明察秋毫的眼睛去审视《红楼梦》，总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走进红楼梦的情境当中，因此她的小说创作深得《红楼梦》的真传：无论是人物、情节、语言，还是风格、意境、韵味等，都可以找到与《红楼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基点，就是深入张爱玲骨髓的“红楼梦情结”。要探究这种情结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倒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对此，本文依然化繁为简，从四个基本方面入手，解析《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浸透。
第一，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及关系处理。《红楼梦》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将人物放置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进而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这既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需要，更是作者艺术功力和水平的体现。而张爱玲的小说多为短篇和中篇，甚至有的小说人物数量很少，但这并不妨碍张爱玲构建复杂多样的人物关系。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在白公馆内有不糊涂却装糊涂的母亲，利欲熏心而又虎视眈眈的兄嫂，败下阵来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两个年幼且早熟的侄女……在白公馆外有徐太太、徐先生、萨黑荑妮公主，甚至还有那些没有展现面目的周围的人，白流苏就是在这样内外夹攻的局面里，最后只有妥协于范柳原。《金锁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开篇由两个丫鬟的对话推出姜公馆里的异数——小说的核心人物曹七巧。紧接着，一个平常的晨省场景，就将婆媳、姑嫂、妯娌、叔嫂、夫妻、亲兄嫂、主仆等诸多关系精彩呈现，后半部则集中展现七巧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子女之间、儿媳之间、兄嫂侄子之间等，在看似浪漫富贵的事件里面，那种种得失和利害关系，被张爱玲展现得如此真切、尖刻和冷酷。
第二，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红楼梦》写出了一个很细腻的生活空间：宴饮、睡觉、洗漱、论医、论药、出行……以灵活多变的笔墨对环境、氛围、用具和陈设进行大量的描写，再现了生活的千姿百态。张爱玲同样沉浸于琐碎、繁复、华丽的生活细节中，描写衣着、吃食、屋内装饰……当然，她的笔下还出现了很多现代产物：喝下午茶、看电影、跳交谊舞等，但性质并没有改变——对生活琐事有一种近乎奢侈的关注。如《金锁记》中，“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玦琅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在这一段描写中，将礼物的数量、质地、分配交代得细致清楚，颇像刘姥姥二进荣府时，平儿将贾府送与她的物品，一一交割的情景：“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精致的摆设、华丽的服装、讲究的起居、高雅的欣赏，张爱玲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流连忘返，将它们与爱情、婚姻、家庭、金钱的叙事扣在一起，字里行间满是对奢华的叹息。
第三，对话语言。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尤其是人物对话语言。如《心经》里小寒一把揪住米兰道：“仔细你的皮！”“仔细……”就是《红楼梦》常用的句式。其他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句式还有：“是……不成？”“没的……”“偏生……”等。有的则直接套用《红楼梦》的文句，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姑姑家的两个丫鬟对骂“浪蹄子”；薇龙夸赞姑姑是“水晶心肝玻璃人”等。而《红楼梦》四十六回中鸳鸯痛骂她嫂子的经典段落（“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多个翻版。
第四，美学风格。家族盛衰之变是作家复杂情愫的重要源泉。张爱玲与曹雪芹有着相近的身世和经历。和曹雪芹相似，张爱玲也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祖辈的煊赫遮掩不了父辈的衰落。她对自己的贵族渊源是刻骨眷念的，这也影响着她创作时倾向于写《红楼梦》式的悲剧。曹雪芹对颓败了的贵族世家感情复杂，无奈的末世唱叹与悲愤、质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曹雪芹没落贵族的宿命思想和深刻的悲观主义都诉之于这部家族史和情爱史中。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对没落贵族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张爱玲深受《红楼梦》悲剧意蕴的影响，1943年至1945年，她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最能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风格，也是她与《红楼梦》之间渊源关系的确证。不可逃离的困境，无可奈何的式微，无能为力的挣扎是贯穿于张爱玲作品的深沉悲叹。张爱玲用时代的故事印证了曹雪芹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归宿的永恒意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呼唤新生活或抨击旧世界，而张爱玲却专注于乱世中的俗人俗事，将世俗的丑陋冷冷地呈现给人看；读者在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中观照各自人生这个“审丑”的过程，和阅读《红楼梦》的“审美”过程是异质同构的。
此外，张爱玲的叙事策略也无不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比如“林黛玉进贾府”式的人物出场，以主人公视角观察和叙事等，在《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纵观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情禀赋，她与曹雪芹甚为相似，这就不难理解张爱玲对《红楼梦》的极度喜爱之情。那种洞察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荒凉感，家世荣辱兴衰的失落感，是两位天才作家可以跨越时空的最好切合点，也是其文人品格的共性，正所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所以周汝昌说：“只有张爱玲，堪称雪芹知己。”
意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不同时代的文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看成“表意之象”，有的以刘勰对意象的理解为主，把它看成“内心之象”。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则作了宽泛的定义，将其等同于“文学形象”“艺术形象”。意象是有意义的物象，它是人物之外的物象与作家或者人物心灵的交融，意象是对外在“物象”的客观描写，却暗含、渗透了作品中人物或作家的主观感受，它把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融为一体，可以说，意象是主体与客体的审美融合，是以具体的感性形态表达出来的主观感觉或思想感情。在叙事文学中，意象常常是人物内心感情、心理感觉的象征或隐喻，它往往和人物的背景描写联系在一起，是人物所处环境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喜欢运用意象。她大量使用意象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也不仅在于联想的丰富、修辞的巧妙、摹写的逼真，而是她更善于用意象来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这些意象多数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意象的继承与改造，十分明显的是对《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中主要意象内涵功能及的丰富与发展。比如，《红楼梦》《镜花缘》中有“水、月、镜、花”意象。水中月，镜中花，比喻虚幻景象。水月镜花，这四个高远清虚、幽悠宁谧的字，便是禅境的最高形式。水月乃是天上之月和地上之水因缘合和而生；镜是镜中之相，比喻缘生性空，镜中相也作镜花，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遂幻化出虚幻缥缈、空灵幽深的境界。这四个字的合和，也表明汉字的非线性效果，即组构灵活、诗意盎然的特征。它所展现的是一切众生的实质。曹山本寂禅师说：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到了水月镜花的境界，则观心心明，察性性空。所谓“一尘不染冰霜操，万境俱空水月心”，意即观心如幻，离诸生老病死众苦。静心观之，世上的事情正是这样，譬如两镜相照，重重涉入，迭出无穷，总之，万物只是心境相对而造成的无穷变幻而已。所以，认识到人生虚无的实质，体悟出清虚空灵的禅境，也必然觉察到水月镜花的境界美。同时，它也是佛教文化中色空思想的体现。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喜欢用“月亮”的意象。夏志清曾这样评价：“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在中国的传统神话的流传中，月亮神是太阳神曦和的妻子，自从“嫦娥奔月”后，“月”常常是女性孤独的象征。中国文化赋予月亮两个基本的象征含义：其一，与日相对，月代表阴性，月亮是母亲与女性的化身，反映女性崇拜的生命意味，代表母系社会的静谧与和谐，她反映着女性世界的失意与忧伤；其二，月亮时晦时明，时圆时缺，周而复始，它既是运动的代表，又是永恒的象征，于是它总是引起人们对人生变幻莫测的联想，也启示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激发人们宏大的天问意识和人生喟叹。所以，多情的诗人总是见月伤怀，见花泪下。张爱玲很好地运用了中国文化中月亮的意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常常和月亮相伴，“是和月亮同进退的人”。也许她笔下的月亮只是生活习惯使然，没有更多的刻意，但月亮却和她笔下的女性吻合得相当贴切。每当主人公的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或者感情上出现大的波澜时，总会有一轮眨着冷眼的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张爱玲的月亮不是思乡思亲的明月。她的月亮苍白、抑郁，总让人想到洪荒时代的荒凉和神秘。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私语》）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中国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的压制之下。在这一封建制度下，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生存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地位低下，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是他们传宗接代的工具。应该看到，张爱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她有极强的女权意识。她对男权有强烈的抵触感。因此，在她的小说中以月亮的自身无光，围绕地球的特点，隐喻女性的附属品生存地位，表达出对旧时代女性的边缘地位的不平与愤慨。月色的凄凉喻指女性命运的凄凉。
总的来看，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渲染环境，烘托心境，增强小说艺术感染力和在场感。
镜子很久以前就被人们用来整仪容、正衣冠，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想起镜子，将它和一些事物系起来。几个常用的有关镜子的词语：①镜花水月：镜子里的花，映在水中的月亮，比喻虚幻的景象。②波平如镜：水很平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形容水的平静，或是事情的顺利。③镜里观花：比喻看得见，得不到。④破镜重圆：比喻夫妻失散或离异后重又团聚。⑤镜破钗分：把铜镜破开（各执一半，作为夫妻重逢的凭证），把钗饰分开，比喻夫妻分离。⑥明镜高悬：比喻执法严明。⑦前车之鉴：鉴，镜子，引申为教训。前边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引为教训，不应再沿老路走，比喻可以引为鉴戒的往事。综观古人对镜子的认识，可以大体分三类：其一，以镜子的易碎比喻夫妻关系，通常隐喻夫妻的离散；其二，以镜子反映物象（虚像），比喻人生如梦幻般空虚；其三，以镜子的真实反映事物，比喻执法严明。
张爱玲小说中的“镜子”意象主要以镜子的易碎、易破、不牢固比喻夫妻关系的不可靠，同时，象征了人生的虚无。在小说集《传奇》中，她多处运用镜子的意象，主要取镜子的易碎性作为意象的功能意义。当然，作品中的玻璃、眼镜、瓶子、瓷器等，都属于单薄、易碎的物品，也可归属于镜子意象。
对镜子的易碎感受之所以这么强烈，源于张爱玲幼年的体验。她自幼离家，与姑姑同住。“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私语》），所以在姑姑家也没有自然和自如，在她的散文中时有打碎东西的记录。对张爱玲来说，破碎的不是这些易碎物品，而是家庭，是心，这使她感到这个世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中国的日夜》）。
张爱玲小说在刻画人物上也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化手法，或将人物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意象化，或把人物动作、神态、衣饰等意象化，笔法摇曳生姿，修饰繁复多彩。
风从镜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倾城之恋》）
鸟的意象。在《茉莉香片》中有一段传庆揣测自己母亲碧落的境遇的描写：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一段既是比喻，又是意象，还融入了象征手法和心理描写，这不仅是聂传庆母子生活和命运的象征，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空虚和绝望。
蝴蝶的意象。
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金锁记》）
总之，张爱玲小说虽然带有西化色彩，但是它更倾向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张爱玲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张爱玲小说是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余脉，张爱玲是最后的世情小说大家。具体而言，张爱玲小说颇具“红楼”神韵，是《红楼梦》的现代衍生物。此外，张爱玲小说在意象运用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张爱玲小说是扎根中国文化土壤里的奇葩。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