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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往，自18世纪启蒙思想家褒扬中国文化之后，西学东渐便似乎占据着历史的主流。但在西学偏胜的背景下，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流，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了双向互动的文化通道。活跃于其间的一个学者群体，便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人和汉学家。自晚清至现代，他们承担着中学西进的文化责任，在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近期，张凤《哈佛问学录》（2015）和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2014）等作品出版，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西游的华人学者和作家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和学术思想。这一华人的知识群体，从清末民初的戈鲲化、赵元任和裘开明等，到战后的张爱玲、夏志清、叶嘉莹、孙康宜、张光直、傅伟勋和杜维明等，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的系谱。以下尝试顺着张凤的描述，对此作一简要的梳理；同时结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等材料，围绕张爱玲后期在海外的生存、跨语境写作、传统回归等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展开。
张凤海外汉学写作的最大特色，是为汉学史带来了随处可感的情调和细节。在她的笔下，博大的汉学史被幻化成一股股人生的细流，不时透露出生命的脉脉温情。游走于学术和文学的两端，其文字显示出举重若轻的从容。在汉学草图的全幅景观之中，她勾勒出一个个生动、感性的片段，令人难忘。其中值得细细品味的场景，有1879年戈鲲化的赴美、1968年前后韩南与张爱玲的相遇等。
戈鲲化的赴美任教，与之前容闳的赴美留学可有一比。戈鲲化得以成行，与三个美国人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伊利奥（C.Eliot），一个是波士顿商人鼐德（Francis P Knight），一个是曾任职于英国驻宁税务司的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杜德维曾跟戈鲲化学习中文，了解他的学问和性情，故而向校长作了推荐。此时，伊利奥校长正在进行校务改革，计划把传统学院改造为现代大学；国际政商文化环境的变化，也使得汉学在美国高等学府中成为一个小小的热点。耶鲁大学就曾于1876年由完成《中国岁月》和《中国总论》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al Wells Williams）开设中文课，结果无人选修，但汉学热的势头仍难以阻挡。于是，哈佛大学在鼐德的建议下作出决定，延聘饱学之士戈鲲化赴美教学。
1879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张凤在《中国赴美教学第一人——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一文中，以感恩之心去感受了那历史的回声。那个时刻，对华人来说虽然算不上特别的荣耀，但依稀可见两国文化交往前景的开启。
回到历史，触动人心的是戈鲲化的赴美合同。在文章中，作者用感性的词汇提到“顶教人悸动的是那墨色依然鲜明的合同”，又以细腻的心思解读了这份“哈佛百年档案中绝无仅有的中文合同”。合同由中英文对照缮写，主要内容是：延聘三年，每月束修200美元，路费全免。看到如此优厚的条件，作者不由地感慨：“比起其他华工契约，规定要扣路费，每月7美元到16美元，工作从天明起，到日暮止，更甭提西部华工所受的私刑惨案屠杀……无疑是天壤之别。”
看得出来，19世纪的美帝国主义固然有剥夺劳工的一面，也有优待知识人的另一面。如果说前者体现了其外在的原始积累的残酷部分，后者则是其内在的尊礼本性、求知动力的自然表达。只不过在那个可悲的时代，后者更多地遭到了压抑而已。
戈鲲化凭借自己的修养和学问，赢得了异国的尊重。作者以女性的敏感，感受到了戈鲲化在赴美行程中受到的礼遇。除了行止之外，照相、报道俨然成了一个特殊的仪式。文章虽然提到当时华人在美国的人数之少，但能够赢得如此礼遇的显然是那句“高深又有学问的士绅”。照片中的戈鲲化，也确实具有这种与内在学问相匹配的外观，朝服表明了他的士人身份，皮衣和朝珠则恰当地衬托着这位客人的雍容气质。这位体面的教师，当时确实为国人挣得了一些面子，令作者满溢着为戈鲲化感到的骄傲。
从戈鲲化的所作所为中，能依稀看到他作为一个文化播迁者的影子。最初，戈鲲化选用的是威妥玛（T.Wade）1867年编的课本《语言自选集》，后又采用自译的诗词教材《华质英文》进行授课。因是小班授课，他的学生并不多，作者仍赞美他的“成绩可观”。除了戈鲲化授课有成之外，他在美期间与卫三畏、刘恩、杜德维等的文化社交活动也有声有色，践履了一个文化开拓者的使命。
作为文化开拓者，戈鲲化有权享受这份人性化的合同。合同本身只是一个工作和酬劳的协定，值得回味的是其中的人性化条款。不过，其中的第三条则令人嗟叹再三：“戈鲲化如三年之内病故，应将其妻子仆人，全数送回上海，一切盘川戈姓不须花费。”
这份合同中的“三年之约”，最后竟然一语成谶。对此变故，校方虽然尽心竭力，最终仍然无奈，只得在教堂隆重追思，并如约把孤儿寡妻妥善送返故乡。
作者对戈鲲化在异乡最后的遭际颇生同情之心。她的用笔，与这份合同的人性化内涵若合符节。暂且抛开所谓的历史使命感，作者专注于此刻的移情想象：“他病卧酷寒的异国，命在旦夕，抛下言语不通的妻儿子女，该是多么的悲怆！”
这种难抑的情思，或许可视作那份人性化合同的连带效应。
戈鲲化的文化遗产，可以从这份人性化合同之中看出些许的端倪。他并未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只是以自己的开明态度得到了文化交往中应有的尊重；却也意外地染病、殒命于异国，以一个普通人的悲怆结局完成了自己的文化旅程。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算得上一种在离散中难免的牺牲吧。此行更大的价值，则是戈鲲化在这次交往中所播下的文化种子，在此后的赵元任、梅光迪、杨联陞、赵如兰、杜维明和王德威等人身上得以生长延续，并逐渐形成了哈佛的华人汉学传统。这些学人在张凤的笔下亦有温情生动的描述。在传承学术的另一面，他们同时也在享受着人性化合同带来的福荫吧。
与戈鲲化的合同相比，张爱玲的绣荷包传递了更多的私人信息。张凤在《绣荷包的缘分——哈佛中国古典小说史家韩南与张爱玲》一文中讲述了张爱玲绣荷包的来龙去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韩南与张爱玲的相遇。
在追忆中，韩南把两人在哈佛的这次相逢，称为“开心惊喜的遇合”。1968年深秋或1969年初春，他们在燕京图书馆的古典小说书架旁初次邂逅，谈论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张爱玲说喜欢韩南的《金瓶梅探源》，又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海上花列传》，称赞“《海上花列传》真是好！像《红楼梦》一样好！”
两人的这次相遇，提供了几个历史的细节。首先，在时间上，此前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刚刚去世，她需要平复心境，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之前，她的英文小说写作并不成功，翻译则稍有起色。与韩南的相遇，毋宁是内心另一扇窗户的打开。即便从韩南的讲述中，也能够体会到二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其次，张凤提到，此后张爱玲确实应韩南之约，为《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写了文章，且最终完成的是一整本的《红楼梦魇》。该书可谓张爱玲后半生的杰作，对此刻的她来说，则兼具心灵疗伤的功能。该书序言提及韩南的《金瓶梅》考据，可与该处喜欢《金瓶梅探源》的说法相互比观。再次，关于《海上花列传》的谈话又引出一个话头，那就是此后郑绪雷（Stephen Cheng）以该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涉及与张爱玲及指导教授韩南、海陶玮和夏志清之间的一段佳话。郑绪雷后来又以司马新为笔名，出版中译作品《张爱玲与赖雅》，为研究张爱玲的后半生提供了一部资料丰富的佳作。
顺着张凤的描述，可以了解到张爱玲对这次相遇的看重。之后不久，她竟邀请韩南夫妇赴自己在剑桥的临时寓所餐饮，此举对于一向离群索居的张爱玲来说实属难得。正是在这次聚会上，她赠送韩南夫妇两件礼物：一是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北地胭脂》，一是祖母李菊耦（李鸿章女儿）传下来的一个绣花荷包。
张爱玲的绣荷包，就此成了韩南的珍藏。他深知此物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于是在2006年经王德威推荐转托张凤为其寻找一个藏宝之处。后者也不辱使命，在张爱玲最后任职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归宿。虽然她在陈世骧手下的任职经历并不十分如意，但此后生计改善，亦可暂时释怀。
在张凤的笔下，对绣荷包的描摹可谓极尽辞藻之能事。貌似不经意间的文字，妙得古典美文之神韵，衬托出百年宝物的内在气质。
这里留下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件绣荷包，到底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还是私人情思的流露？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或许是赠礼的起因。但绣荷包暗含着什么样的隐喻，则是中国文化中被公开的密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韩南，对此颇有神会。作者提到，当自己想要为韩南与绣荷包照张相时，“常是和风细雨的他，竟透着俏皮诙谐轻笑着说：‘我可不愿拿着这个照相。’我不觉会心”
。作者可谓韩南的解人，韩南亦算得上张爱玲的知音。一个小小的绣荷包，竟然引发了如此妙趣横生的人生情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作者特意说明绣荷包是张爱玲赠送韩南夫妇的礼物。不管是否掺杂了个人性的情思，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件私有对象的送出，终究暗示着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女子内心的敞开。此刻最好的解释指涉，应是她在与韩南相遇之时谈话中所提到的古典小说世界。在异国流离徘徊的张爱玲，在品尝了人生艰辛和丧夫之痛后，亟须重新找到心灵的寄托。《海上花列传》《红楼梦魇》乃至韩南的《金瓶梅探源》，因此成为她的心灵寄托所指向的对象。
谈到美国的现代中国学，夏志清是不能绕开的一个路标。张凤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对夏志清的学术、性情和个人交往作了生动描述。她提到自己对张爱玲哈佛踪迹的寻找，源于夏志清的一句话：张爱玲曾在哈佛赖氏女校瑞克利夫学院。在此提点下，她于1995年11月发现了张爱玲在哈佛的故居、档案和留有她手迹捐赠的善本书，并完成《张爱玲与哈佛》等文章的撰写。这一学术因缘，涉及一个有意味的话题，即后期张爱玲现象。
后期张爱玲的状况作为一个现象，关涉华人作家在美国的生存、跨语境的小说写作、传统文化的回归等一系列问题。2014年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出版，披露了张爱玲在美国的诸多信息，有助于了解她从小说创作转向传统小说释读的心路和背景。
夏志清和张爱玲的关系，历来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爱玲于1943年开始在上海走红。据夏志清介绍，他当时在沪江英文系章珍英家派对上听过后者谈话，但对她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对张爱玲的真正发现，来自写作小说史时宋淇的赠书：“香港盗印张爱玲的两部作品，《传奇》与《流言》，也是宋淇赠我的，使我及早注意到这位卓越的作家。我在上海期间，即把钱钟书《围城》读了一遍，当时张爱玲作品更为流行，却一直没有好奇心去读它。”
至1957年，他把完成的关于张爱玲的章节，交由他的哥哥夏济安译成汉语，分成《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篇，发表于在台北创刊不久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四、六两期上。自此引发了台湾小说界对张爱玲越来越浓厚的阅读兴趣。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书，更是以明确的褒贬态度颠覆了现代文学作家的旧有架构，把张爱玲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是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夏志清旋即撰文，对张爱玲做了盖棺论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与夏志清在其小说史中的极端说法相比，这一论断表现出了适当的分寸感，反倒显现出对张爱玲神话的某种解放。其间发生变异的是张爱玲的后期写作。
夏志清提到的“创作力之衰退”，是了解他的后期张爱玲论的一把钥匙。有趣的是，这是在把张爱玲与美国大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比较的情形下做出的判断，并且在1972年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所作的序中即有类似说法，张爱玲当时亦读到，且在该年9月25日的回信中称“看了感奋”。在序言中，夏志清比较了詹姆斯和张爱玲二人的文体、意象和成就：“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喜欢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
夏志清感叹詹姆斯老而弥坚，越写越好，史上罕见；但反观张爱玲，她的创作欲在1943年《沉香屑》发表之后的三四年达到了顶峰，此后仅有一部《秧歌》被夏志清视为“经典之作”，移居美国之后，则只剩下《怨女》和《半生缘》，并且是早期作品《金锁记》和《十八春》的重写或改编，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其中的缘由固然很多，比如翻译、小说考证和中共研究，但在美国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可能是其创作源泉枯竭的根本原因。故而夏志清又以普鲁斯特、乔伊斯为例，鼓励张爱玲像他们一样，在离群索居、回忆过去中找到创作的动力。
《怨女》的写作，浓缩了张爱玲移居美国后文字生涯的辛酸。夏志清保存的张爱玲给他的最初几封信，谈的都是有关这一文稿的审阅、出版等事宜。据夏志清的信末按语，这部英文小说最初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 （《粉泪》），写作于1956年，即到美国后的第二年，当时张爱玲正参加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但脱稿后却遭遇打击，未能被列入曾出版其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公司的计划。十年之后，该书改写为 The Rouge ofNorth （《北地胭脂》），终于于1967年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但也未见成功。
夏志清追问当年张爱玲在美国不吃香的原因，这在1964年10月16日张爱玲的来信中有所提及。她在信中转述了1957年收到的出版社编辑退稿信中的大意：“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版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
张爱玲在该信中点名与夏志清同系的日本文学专家Donald Keene审阅了其《北地胭脂》的书稿，并写了推荐信，但反应不太好。由此可知，张爱玲与美国语境之间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自己也有所察觉，在1964年11月21日的信中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夏志清对此见解倒是颇为赞同。令他们感到无奈的是，这里流露出的五四批判精神的遗绪，在西方世界遭遇了文化上的阻碍。
当张爱玲的英文小说不克成功之际，她另一面的才能随即显现出来，即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翻译和阐释。她的写作本意或在于对东方闹剧的嘲讽和悲叹，却阴差阳错回到了对传统小说的阐发。这是颇有意味的错位。虽然埋没了小说的才华，却成就了《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的释读传奇。张爱玲看上去游移不定，实则听从内在引导的精神漫游，这在1968年7月1日的来信中表达得再充分不过了：“我本来不过是写《怨女》序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结果只好光只写它，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叫苦不迭。”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张爱玲骨子里的尊严的体现。驱使她有所作为的不仅仅是衣食之虞，还有内在的兴趣。回到当时的语境，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解读算得上美国汉学圈的共同兴趣，因此其于张爱玲亦是另一种寻觅知音的取向。当时适逢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英文版问世，张爱玲收到赠书，即复信告知心得，夏志清多年后仍然心有戚戚焉。他认可红学专家宋淇对张爱玲的溢美之词，认为《红楼梦魇》证明了张爱玲对《红楼梦》确实“比谁都熟”；同时，对张爱玲评他的《红楼梦》论所说“你讲宝黛的话完全对，宝玉对婚姻的观念也是你第一个说”
，也感到由衷的欣喜。在这种貌似平淡无奇、实则用意深远的文字往还中，隐藏着这些精神漫游者的心灵共感。
即便在美国的生活时有困顿之感，但张爱玲仍然未曾失去那份精神贵族的骄傲。夏志清对此亦心领神会，甚有相契之感。在关于张爱玲1974年5月17日来信的注解中，他写道：“此段文字的主旨，我想不在评论而在于告诉我和水晶：谢谢你们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其实‘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有印象的只不过四五篇，长篇巨著一本也没有看过。假如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这样一说，关于詹姆斯与张爱玲比较的叙述暂且可以休矣。经过一番挣扎和最后的失败，张爱玲终于告别美国小说，回到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小说的传统之中。
令夏志清微感不快的是张爱玲为了生存，一度准备接手香港中文大学关于丁玲小说研究的项目。虽然这项研究比起之前曾困扰张爱玲的中国年度术语研究有趣得多，但在夏志清看来，张、丁二人的才华和成就有天壤之别，大天才去研究次级作家，于情于理均有不通之感。
好在香港中文大学因经费紧张取消了这个项目，让夏志清松了一口气。不过梅光迪的长女梅仪慈关于丁玲的研究，夏志清倒不存芥蒂，还推荐给张爱玲看。梅仪慈后来继续下去，还完成了一篇名为《丁玲的小说》的哈佛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不存偏见，张爱玲与丁玲在这个历史瞬间的遇合，或许会书写现代文学的另一段传奇。张爱玲在1974年6月9日的信中，曾提到一句关于丁玲的议论：“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
这一说法，可与多年之后夏志清对丁玲的重新理解相互比照，竟有某种跨越时空的感觉。
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张爱玲内心相契的是张恨水的民国俗文学传统。这倒是与她对《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旧小说的喜好有一致之处。在1968年7月1日的信中，她提到：“我一直喜欢张恨水，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如船，篮子。”
夏志清对此的评论也有令人解颐之处：“真正喜欢张恨水的读者，要数她自己、先兄济安和毛泽东三人，这句话想是实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所谓幽默感云云，指的不只是一种巧合，而更接近于吊诡之意，大概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份政治的隔阂吧。不过他对于兄长还是颇有了解的，在后者去世后还特意辑录了一篇《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发表在白先勇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除了张恨水，张爱玲喜好的还有朱瘦菊等一干鸳鸯蝴蝶派作家，水晶在拜访张爱玲时正是从《歇浦潮》打开了她的话匣。
从夏志清的视角，可以勾勒出张爱玲这位重量级华人作家的流离之路。同时反过来，张爱玲后半生的遭遇，也令夏志清对自己的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化论调有所反省。从最初排斥中国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到借助张爱玲、钱钟书等颠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取径，再到重新回归五四传统并批判性地接纳中国文化的态度，夏志清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转变。1978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中自道心事：“我对中国新文学看法之改变，在本书三篇附录里即能看出些头绪来。在近文《人的文学》里，我采用这个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二人的成就，更强调他们不断‘在古书堆里追寻可以和自己认同的思想家、文学家’，以便建立中国文化‘真传统’这番功不可没的努力。如把‘文学革命’这一章同《人的文学》对读，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
这一段话中的观念，对于台湾和大陆学界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但放在夏志清身上，则可说是石破天惊的变化。但对此的解析亦应作两面观，其中一方面透露出一个最初浸淫于欧美文学、后又旅居美国多年的西学主导论者的心路变化，另一方面亦提示着文学现代性在跨域和在地之间的内在张力。对此，王德威心领神会，在重读夏志清小说史的文章中作出如下阐述：“夏的方法学因此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跨国语境与个别特色间的张力。……夏的观点毕竟体现了我们追求文学现代性的症结。”
他注意到夏志清虽然表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弱点，但将中国文学推向国际场域的用心，亦体现了其感时忧国意识的一面。确实，不管是张爱玲还是夏志清，均在以自己的方式与西方语境纠缠，寻找文化的生存空间，他们的相似之处是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中国新旧文化的传统上，在与现下的纠葛中完成新旧文学精神上的疏通。
关于张爱玲这位天才的夭折，我们不必过分地遗憾。或许更好的观察方式，是从反省其后期创作力的减弱，转移到考察她的生存、她在西方语境中的挣扎及其在流离中的精神寄托。正是后者，使得张爱玲跳出了创作的围困，无意间展示了养成其创作取向的底蕴部分。有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文化的底蕴，在异域文化中成为解救其精神孤寂的扁舟。以上种种，虽然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期望有所背离，但也恰恰是这一调整，显示出了后期张爱玲另一面的价值。
从学术传记的角度来描绘海外汉学思想的群像，是张凤的写作路径。思想传记的难点在于如何契会传主的心灵。作者在此表现出了善解人意的天赋和性情，因而在理解对象方面显得游刃有余，最终落实在文字上，就是一个显著的长处，即与传主的“不隔”。她的文章，以实地勘察的功夫见长，同时融入了对个人海外流离遭际的同情。有此两点，足以令文字生动而有情。更难得的是文化飘零的感受、超越性的文化感怀和对意义归趋的追问。张凤在处理这些大的主题时，往往从自己的点滴心得切入，因而消除了生涩之感。与此主题相关的，是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阵痛，其中伴随着知识人个人的苦痛，也促动着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
叶嘉莹的西游，是这出历史剧的一个缩影。剧情的演变，与一个西方人有关。之前提到韩南与张爱玲在哈佛的相遇，也不能忘了海陶玮教授。海陶玮本人是词学专家，撰有《论周邦彦词》和《词人柳永》等。当时，海陶玮正在竭力为哈佛延揽人才，终于如愿聘请到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卓有成就的韩南。几乎同时，他发现了处在困厄中的天才词人叶嘉莹。
张凤在《融汇古今卓然有成——开拓古诗词现代观的叶嘉莹教授》一文中对叶嘉莹璀璨人生的描述，附带着展示了造化弄人的人生黑暗面。前者固然荣耀风光，后者才称得上是人生的真义。女词人的气质高华、才调无伦固然值得倾慕，她的命运多舛、磨难不断也令人唏嘘。世人往往看到词人风华的一面，却很少去探究这风光背后隐藏着多少人生血泪。
叶嘉莹的故园，称得上词人的精神家园。这座旧式的庭院，孕育了她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知。在那里，她留下了儿时的美好记忆，同时打开了与古诗词共感遥契的心灵之窗。张凤对此契合无间，并引用学者邓云乡和叶嘉莹自己的言谈，诉说那座“弥漫着诗词意境”的庭院的独特魅力，及对于词人而言心魂所系的生命联系。在这里，物我相通，境心合一，达到了内在生命与外在世界相生相成的理想状态。
但造化的无常，亦在冥冥之中把叶嘉莹推向人生的波涛，以成就其词学的博大境界。叶嘉莹所经历的患难，有历史的，也有个人的。前者是丈夫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关押，后者是在美期间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丧生。
对于台湾的“白色恐怖”，学界已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张凤的思想传记，仍以历史情境中的真切感受，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冲击。她在文中记述，叶嘉莹在1948年底随丈夫抵台之后，仅仅过了一年的家常生活，次年12月25日凌晨，军警闯入家门，带走了她的先生赵钟荪。半年之后，她自己也因1950年6月的彰化女中校长案件而遭关押，同时与她赴监的还有不满一岁的女儿。此后她虽被无罪释放，但教职被开除，宿舍被没收，原本就在动荡之中的生活，从此陷入难熬的长夜。叶嘉莹在困苦之际，作诗抒怀：“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己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种种磨难，折磨着天才词人敏感的内心。令人揪心的是，她将如何度过这种种困厄？
与叶嘉莹相近的是孙康宜。叶、孙二人，一个以词名世，一个以诗立身。她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卓然成家，均以西方适用的新观念，融入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生命，成就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学问。
孙康宜比叶嘉莹晚一辈，但同样亲身经历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她在《走出白色恐怖》一书中追溯了涉及自己和家人的这段历史脉络。事件的起因，是她的大舅陈本江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发起组织了“民主革命同盟”（不同于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当时因国民党政府采取恐怖政策，参加这一组织的同仁们便逃亡到了鹿窟山上。1952年12月29日，这一暂时的避难所被国民党军警攻破，被枪决者36人，判刑者97人，此后受牵连者不计其数，史称“鹿窟事件”。其实这些人无枪无炮，只有左翼青年的思想热情，遭到如此对待实属历史的误判。至今，值得深深品味的除了当事人陈本江和作家吕赫若的思想碰撞，及他们为寻求自己的存在空间而作的努力之外，还有相关人士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就因为受此牵连，于1950年1月被逮捕，后竟然被判10年有期徒刑。此后母亲带领全家挺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并把姐弟三人培养成才。对于成长中的孙康宜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并留下生命根底处的疑问：她将如何从幼年的创伤中转身，进而理解这个世界？她在专业上的造诣将如何感应人生的苦难，凝铸为真正的生命的学问？
张凤深谙此中奥妙，因而才有对叶嘉莹的问询：有没有借宗教力量平抚心情？叶嘉莹流连于佛家、基督之间，相信所有宗教或是古典诗词都能给人智慧，并出入其间，转化、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孙康宜则以宽容的精神审视苦难，使生命的力量愈加坚韧博大，在苦难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交织中传达出诗学的精神。张凤在《文学的声音——孙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与生命情怀》一文中对这一诗学精神的体会颇为传神：“我感知这就是承膺符合她所说的耶鲁精神——诗的精神，那种对‘人的言辞’之尊重和信仰，而焕发出的真情。”
叶、孙二人以诗词名世，但这收获应归功于她们的人生。从苦难出发，在宗教和文化中得到慰藉、滋养，无形中拓展了诗词的内涵，进而使自身的生命拥有了坚韧的自我救赎的力量。这可谓叶、孙二人生命之奥秘。
“白色恐怖”时期因莫名其妙的思想罪而遭受不白之冤的例子数不胜数，张光直是另一个。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在1946年春与孙康宜的父母一起乘船到台湾。两家在北京时就有愉快的交情。但到了1949年，张光直却因为“四六”事件而被捕，那时他不过是建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张我军在儿子被捕之后，内心苦不堪言，但遇到孙康宜的父亲亦只能沉默以对。而后者不久即因妻兄之事被系入狱，家人同样陷入漫长的沉默期。
孙康宜曾对这种“沉默”的状态做过令人动容的社会心理分析。她在《走出白色恐怖》中写道：“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
沉默带来了两重后果：对个人而言，或许可能培养观察周围世界的能力；对历史和社会来说，则不只许多真相遭到遗忘，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机制被破坏，民族的文化信心也受到重挫。
但苦难的经历，亦往往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成为生命和文化再生的契机。张光直在《番薯人的故事》中讲述了这一年牢狱之灾给自己带来的人生变化，说它影响了自己一生做人的态度，出狱后他在家潜心读书，后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目的也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人生的苦难，使他沉下心来读书，完成了静默中的转身。
这一转身，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张光直对考古人类学这一冷门专业的选择，与两本书有关：一是他父亲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二是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考上台大后，得益于史语所迁台后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精英如李济、董作宾等人的学养的熏陶。他于1954年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留学后，又掌握了欧洲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和聚落形态的理论，并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1963年，他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改变了之前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解释，由过去的单线说转为区系类型的多元理解。当他于1977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时，已经是该领域名声远扬的顶尖学者。此后他在耶鲁、哈佛兼任人类学系主任和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任，皆首开百年华裔之先河，后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张光直的价值，在于中西学术文化的互通。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给西方世界，又把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带回中国。在他手中，中西考古学完成了融合。这一努力，使得过去局限于中国历史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文化的复杂演变作了有效的连接。他对中国文明所作的解释，则指出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条路径。
面对个人和民族的苦难，寻求解救之道，对于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知识人来说是一个切身相关的问题。除了上述叶嘉莹、孙康宜和张光直等文学家、人类学者之外，傅伟勋和杜维明等哲学家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化中国”的理念。他们通过中西哲学的会通和对儒释道思想的重释，寻找中国文化在现代情境中的出路。
傅伟勋的文化观念，源自其独特的生命理解。作为一个富有原创精神的哲学家，傅伟勋在思想格局上深受方东美的影响。他构建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的模型，从身体活动层面到终极存在层面，形成了关于万物之灵的博大而贯通的系统。张凤在《生爱死与生死智慧——探索生命哲学的傅伟勋教授》一文中，描摹了她在日常交往中感受到的傅氏性情。
她笔下的傅伟勋，纯真自在，开朗豁达，可与陈来的《追忆傅伟勋》中的描述相比较。傅伟勋看重学人的学思历程，曾经一度着手编纂当代学人备忘录，难怪他对张凤的思想传记有惺惺相惜之感。与他所倡导的“文化中国”联系起来，这一生命的学问可谓其精神的鲜活的诠释。
傅伟勋的问学，始于“二战”末在台湾新竹的一次死亡体验。当时他只有十一二岁。新竹因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重要基地，成为美军轰炸的目标。在一次大空袭中，日军基地被炸毁，同时殃及市区，引发了新竹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他目睹了邻居一家的惨状，此后便陷入了无尽的恐惧：“这次可怕的经验，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创伤’（trauma），使我对于死亡更加恐惧，直到中年。”
这次体验，决定了此后他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志业。
在他的问学路上，从西向东的转变是关键的一步。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学问的生命”到“生命的学问”的转向。
其中的理路，是由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出发，寻求其与东方庄禅学的相契之处，并进一步发现二者的差异。海德格尔虽然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摆脱不了西方哲学的思维；东方庄禅之学则注重悟觉，一开始就在生命的本然体验上下功夫，是真正的超形而上学路数。于此，他找到了东西方哲学的会通融贯之路。
更重要的发现则是他于1992年患病之际对阳明学的参悟。在病床上，他体悟到阳明致良知教的源头，那是一种超越儒道佛表面结构差异的深层体验。这一深层的结构，就是“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学与生死智慧”。
他认为，王龙溪对阳明致良知教的禅学化，符合阳明的本义。经由这一转折，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终于打开了世俗化的路向。
沿着这一理路，他找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真正理趣。对三教合一之旨的阐发，可谓傅伟勋哲思成熟期的一次绽放。经由生死的亲历亲证，他得以建立自己的生死学，并与古今佛儒诸大师憨山、熊十力和牟宗三等展开对话，发挥其未尽之处。
傅伟勋对“文化中国”的宣讲，与中、西、日哲学佛学的会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管是道家哲学、大乘佛教，还是中日禅学、西方存在论，均指向生命存在的理解，并在不同的存在层面显现其价值的取向。他对佛禅的解释，力图与现代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以此使得传统学问落地。他所面对的不仅是中西学问本身，更是人类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和实存问题。他对于生死、精神治疗、宗教解脱的讨论，是充满了人间色彩的生命关怀。这种生命与学问的相互激荡，是傅伟勋哲思的魅力所在。
杜维明以第三代新儒家闻名于世，曾受教于徐复观，此后走的亦是面向生活世界的学思路向。他的学术宗旨，是发掘儒家的传统人文资源，以助推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并进一步建构全球伦理。
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系列著作中，杜维明试图解释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儒家命题，即儒家伦理和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虽未反证清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韦伯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
杜维明强调，植根于儒家传统以吸取西方现代精神这一自相矛盾的命题，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创造了契机。在视儒家为东亚文明的体现的前提下，杜维明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和全球性的新轴心时代的构想。
杜维明不仅在思想上与西方积极对话，在生活实践中也是中国文化的有力推广者。他早先在台湾的《大学杂志》上撰文，针砭当时的台湾学子重西轻中的流行风气，进而呼吁，我们必须先有系统地了解自己，然后寻求中外之间的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令当时刚入台湾师大历史系念书的张凤深受触动。她在《为往圣继绝学——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转化的杜维明教授》一文中，记述自己读到此文时的感受：“懵懵懂懂的我，仿佛是有点领悟，也因此扩展对中西史学的兴趣，读起《史记》《罗马帝国衰亡史》……”
两相对比，杜维明的深沉思虑、宏大气魄，与张凤为文的机敏、为人的诚挚，形成相得益彰的连接。
张凤的思想传记，在这里凸显了独特的视角和定位，即在个人生命感触和文化感怀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从以上角度来观察张凤的汉学思想群像，可以看到其思想传记式写法的用心所在。有意味的是，作者本无意做一个布道者，却通过系列的学术思想群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思考。
以上借助张凤《哈佛问学录》、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及其他相关材料，讨论了美国华裔汉学家们的个人遭际和思想脉络。特别是从后期张爱玲现象入手，针对华人作家在美国的生存、跨语境的小说写作、传统文化的回归等问题，做了更深一层的分析。在中西文化交往中，这些来自中国的文人学者不仅在美国学界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且经由不同的人生际遇而萌生不同的文化感怀，最终发出了学术上的强音。他们以其富有见地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