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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在题材开掘和艺术形式创新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发展。海外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创作视域和创作形式更加开阔和多变。海外华文小说为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发展增光添色，为繁荣中国小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整个中国小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更加流光溢彩。
从小角度、在小角落里写历史长河中的人性、人类大命题，是美籍华文作家严歌苓反复采用的创作方式。她的小说总是创造一个凄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一定呈现纵横捭阖、翻江倒海、天崩地裂那些大场面，但是质感强烈的人性光辉却是鲜亮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2005），把日本侵华期间“南京大屠杀”这一灭绝人性的残忍事件，放在教堂这个“小死角”里来写，把最孱弱的生命放到“屠城”这个残酷的事件中来写，13个女学生和一群妓女躲在教堂这个小角落里面，她们谁能活下来？最后妓女们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女学生的性命，一刹那我们看到了弥漫血腥的天空闪过一抹美丽的人性光辉。在长篇小说《穗子物语》（2005）的自序中，严歌苓写道：“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她选择了童年、少年的“我”，以一个小女孩儿的角度，完成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真切地使读者感受到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描写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在近乎一生的爱情叙述中，重新认识爱情的真谛，发现人性的魅力的故事。女主人公田苏菲为了心中的爱情，倾尽一生的情感力量，她爱得很笨拙，甚至让人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但是我们最终感受到爱情执着的力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个心爱的人，始终不渝，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幸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一个新的爱情观潜滋暗长。难道一个人的历史就不能成为史诗吗？在这部小说中，一个人的经历更像是一个民族没有浮出地表的史诗。严歌苓2008年创作的两部长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是写柔弱的小女人，从抗日战争结尾写起，历经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政治更迭，使小寡妇王葡萄、小姨多鹤遭受了长时期的磨难，可她们坚守不变的是人性的善，不论在怎样严苛的环境中，都用海水一般的爱包容一切，她们失去了很多，却收获了人性的光辉，表面上她们好像很值得同情、怜悯，其实她们最让人佩服尊敬。她们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和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都极其陌生的平民英雄。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寄居者》，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了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彼得逃离被屠杀的命运，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哄骗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故事离奇曲折，感情复杂独特，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孰是孰非？作者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在一个小人物传奇的救人故事中，彰显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实现了战争文学反对一切战争杀戮的目的，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免不了对生命、人性的毁灭。严歌苓的这些小说从小处着眼，细密绵实；故事好看传奇、有趣丰富、真实感人，立意深远、大气不倚，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小中见大、细中显真、弱中看韧、善中含美，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效应。
美籍华人作家沈宁的长篇纪实小说《唢呐烟尘》和《百世门风》，也是从对个人家庭、家族血脉的追寻中，书写出中华文明的高贵气质。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表现的是中国20世纪的政治风云在一个家族内部演绎出的悲怆故事。小说以国民党著名人物陶希圣的活动线索为背景，以其女陶琴薰的坎坷一生为主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沈宁在书中自题：“这是一个母亲及一个时代的血泪传奇。”书中透过描写母亲一生的艰难困苦，让读者看到了不管时势如何变幻无常，母亲始终不变更自己的善良、爱心。《百世门风》通过对沈陶两家众先辈的传神刻画，展现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面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从来不与暴力专制妥协合作。沈宁展现了世代读书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经百代积淀陶冶已经像血液一样流传不衰，书中写到“家族的血液在我血脉里流淌，家族的情感在我胸膛间震荡，家族的荣誉在我头顶照耀”。以家族故事为背景谱写时代风云的长篇传记小说，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质。而这些都是从个人的、侧面的角度来完成的。
海外华文作家一般表现最多的是华人在异国的生活，超越物质生活困境之后的文化冲突是海外华人最焦虑纠结的精神状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留学生文学在这个方面有不俗的表现，比如，白先勇、丛苏、於梨华、聂华苓等人的作品。寻找新形式表现当今海外华人的心境，是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贡献。
加拿大籍华文女作家张翎用纵横交织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华人远走异国他乡寻梦的意义所在，同时也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为人类搭建了共同的精神家园。求同存异似乎才是众多海外华人的精神价值乃至信仰的皈依所在，而不再是先前的非此即彼式的归属寻找了。
张翎的多部中长篇小说都精心安排了故事的结构方式。继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望月》后，她于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整个故事穿梭于加拿大和中国温州两地，通过时空的交错变换，展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话，通过留学移民、爱情婚姻、家族历史、个人命运等复杂多层的内容安排，揭示了超越民族和文化冲突的普世人性。2003年出版的《邮购新娘》，用穿插的写法讲述了一个当代最普通的移民故事。一个加拿大的鳏夫，一个从中国邮购的新娘。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寻找，寻找精神家园，寻找文化归属，寻找心灵慰藉，而那漫长的寻找过程显得那么富于人性，以至于寻找本身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变得无关紧要了，人类的脚步有多远，寻梦的路程就有多长，这是永恒的主题。200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余震》构建了一个地震之后疼痛与梦魇交相纠缠的生命历程。张翎更注重描写的是地震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唐山大地震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并不能消除创伤带来的终生疼痛，作者发现在极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是需要终生治疗的，同情、宽恕、理解是人性中高贵的情感。2009年出版的长篇巨作《金山》，依然沿用了大洋两岸交错更替的叙述方式。《金山》以家书为引线，牵动着大洋两岸，一地在中国的广东开平，一地在加拿大卑诗省的温哥华，小说叙事不断来回穿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着对一封封家书的展读，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百年历史就鲜活地铺在小说人物的琐碎生活和悲欢离合的儿女情长中。整部作品既是中国海外劳工的百年血泪史，更是海外劳工的寻梦史诗，在残酷悲惨的海外生活书写中隐含着作者深深的诗意抚慰。作品通过方氏家族五代人在海内外为生存而拼搏创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折射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步履维艰，反映了华人挣脱一切向着远方奔走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拼搏精神。更为难得的是，小说不但将目光投向海外的“金山客”，捕捉到他们在异国他乡修铁路，做劳工，当佣人，开洗衣坊、烧腊店、照相馆，在餐馆打工，做着“拼命攒钱，亲人团圆”的“金山梦”的一面，还看到那些常被忽视的在故乡守活寡的女眷，小说中方得法的母亲麦氏和妻子六指这对共同守望又爱恨交织的婆媳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部小说的历史跨度、空间广度、思想深度、题材创意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张翎小说叙事模式的独特性，是新世纪海外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新气象，她用这种模式成功驾驭了各种海外华人生活题材，使得她的小说创作视野横越大洋两岸，纵贯上下百年。
对于东西方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的全方位思考，是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旅美华人作家卢新华200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凝聚了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数十载的潜心思索，更融汇了他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深刻感悟。女主人公石玉身体上留下的那个“半封闭”的烙印，其实也象征以儒学为主导、佛道为呼应的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紫禁女》从深远的层面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思索。并且，作者在力求作品的娱乐性的同时，仍不忘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在《紫禁女》中，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石玉与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表现民族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艰难历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紫禁女》说：“显性故事层面上叙述的是一个含有世俗气息的好看故事，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等于一炉，可以当作一部畅销的时尚小说来读；而在隐形结构里，它却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
黄宗之、朱雪梅的三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未遂的疯狂》《破茧》，也讲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破茧》是一部极具普遍现实教育意义的以中小学教育为题材的好小说。作者通过两个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教育培养子女的艰难曲折的故事，真切生动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矛盾冲突，探讨了当前海内外最广泛关注的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深刻之处就在于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不同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的问题，更本质的是对子女作为“大写的人”，应如何尊重他们的人权，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自由自主和自信力的问题。只有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才能正面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起来。从这点来看，国内外、中西方都是相通相融的。这就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美籍华人女作家秋尘的三部长篇——《时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九味归一》（《钟山》2004年新锐女作家专号）和《酒和雪茄》（《钟山》2005年春夏版A卷），都是关于在异域工作和学习的故事。她的小说在飞散视野的观照下，进行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的语际书写，对海外华文文学母题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其主要精神支点是对“生命原乡”的回望与对“心灵故乡”的渴慕。以中国文化和人文关怀为底蕴，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形而上的知性思考，以期实现“诗意栖居”的人类生存理想。
享有“留学生文学鼻祖”美誉的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创作了具有高度现代精神的小说。2009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岸》。书中以一位独居养老院的老人洛迪的视角，刻画了一个美国华裔中产阶级家庭中三代女性的人生悲欢。於梨华用她细腻的笔触，全方位描写在中西文化语境之下三代母女的关系，她们如何彼此相爱又彼此伤害，最终又如何彼此原谅，显示了女作家纯熟的叙事技巧和对女性家庭情感题材的掌控力。在丰富婉转的叙述中，小说直面现实，巧妙地表现了老龄化、单亲家庭与代沟这三大社会现实问题，题材既贴近当代人的生活又具有独特见地。首先，在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很少有文学作品观照到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主人公洛迪所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是当今世界老人的共性问题，本书的撰写会引导我们走进老人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的真实声音，对他们的暮年疾苦感同身受从而反观自身。其次，文章直面代沟问题，解析了母对子精神哺育的重要性。现代家长往往过多关注孩子物质生存条件，却忽略了为子女提供健康的精神成长环境。作品中两代母亲因为自己婚姻触礁而搁浅了对下一代的精神抚育，让两代少女的成长苦涩又无助。在社会生存重压下，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找到家庭成员关系的平衡点是发人深省的问题。最后，小说对母女关系的关注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这也发挥了“美国华裔母系文学传统”。於梨华的《彼岸》将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母女关系融化在点点滴滴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中，且走得更远，她用恬淡的文字、深刻的体验，道尽了几代美国华裔移民的情感变迁。在语言上於梨华沿袭了其小说创作的一贯风格，借用西方文学的语法和句法，流畅婉转，同时吸收了欧美小说心理描写的技巧。
2003年，於梨华发表的长篇《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是一幅描摹北美华人知识圈的“士林百态图”。小说中一段段发生在美国高等学府里的爱、恨、情、仇故事被作者展现得淋漓尽致：同事间的冲突，家庭的纠纷，爱情的纠葛，友情的考验，人性的揭示等。故事丰富耐看，情节高潮迭起。离去与道别之间只是短短一刹那，小说却在於梨华心里酝酿了许多年。与《围城》和《儒林外史》中的辛辣笔调不同，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伤痛和感慨。於梨华既展现了美国高等学府里华人教授的精神面貌，也借这些华人的生活百态，表现了超越种族文化的恒定人性。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远在美国，身上的人性弱点还是如同在国内一样，奉献精神、自律诚信等人性的高贵品质究竟与什么样的人才是相辅相成的？小说的回答是反正不是与知识、学历成正比。这个疑问和感叹又一次被於梨华在21世纪对美国华人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可小说针对的又何止是美国华人，国内的读者也应自身。
美籍华人作家鲁鸣，于200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背道而驰》，这是一本有关艾滋病、性心理和中美文化差异的文学著作，书中刻画了两个纽约华人男子：画家米山和生物教授李之白。鲁鸣的这部小说是华文文学中第一部反映艾滋病的文学著作，他不想在此过分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然而，文学若不反映时代重大变迁里的重要隐患，那文学的审美意义也要大打折扣。鲁鸣的这部小说把现实生活中最恐怖的致命疾病——艾滋病，用文学虚构的形式反映出来。作者显然想通过故事来唤醒中国读者的公共卫生意识。作者运用小说鲜活的人物塑造，把艾滋病毒的基本知识贯穿在小说中，这些都是这部小说的社会学价值所在。《背道而驰》还是一部关于男人性心理的小说，同时整部小说展现了海外特定的文化语境，揭示了大量中美文化的差异。由于《背道而驰》题材很特殊，作者运用了非常适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大量的心理描写，这也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大大提升了。
从过去的华人争取生存权，到现代华人争取参政议政权，移居国主人意识的强势，是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关注点。加拿大华裔作家余曦的《安大略湖畔》和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把视线转向了北美的主流社会，写北美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的逆境中拼搏奋斗的故事。《安大略湖畔》写华人在豪华公寓之中与白人物业管理人员的斗争，《刀锋下的盲点》写华人在医院里与死亡病人的家属——市长大人抗争的故事，而且，两部小说都关系到法律诉讼，要依照他国的法律来进行抗争。异国他乡的华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天赋人权，与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还学会了运用法律，团结一切正直的人，无论白人、黑人，终于取得了胜利。这种反映在境外他国捍卫华人尊严、正义、公理的作品，在今日的开放时代，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女性视野中的爱情婚姻、女性意识、女性生命体验是海外华文女作家表现得比较多的题材。海外华文女作家比较多地书写了永恒的话题——爱情婚姻。生活的移植，文化的冲突，爱情婚姻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一批海外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做了探寻。旅美作家吕红的长篇《美国情人》，把“情人”这个概念理解成心中的理想，是不断追寻的一种境界。小说表现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意无意地都在寻找一种身份。不管你漂流在何处，总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作为新移民，在边缘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这里包括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女性自身在社会矛盾的角色冲突中的尴尬。小说就是希望透过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表现这一艰难历程。旅美作家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2002），很像是在表现一种灵动的生命状态，超越了以往那种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遗憾，表现了一种爱情理想终于实现后的失落和茫然，传递出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爱情的观念，追寻的过程才是激情二灵性的生命体验。《爱在无爱的硅谷》以苏菊对王夏的爱情选择为主线，但选择后的生活并不是作者写作的侧重点，重点是她追寻的过程。《爱在无爱的硅谷》本质上是以苏菊对理想的自我传奇的寻找和实现为主线的。这种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激情、过程甚至姿态，一种高于生活的向上的生命流动性的呈现，也展现了现代人的追寻自我传奇和想要飞翔的激情与梦想，从而展现了文学超越世俗的向上追问的引导性力量，这在当下文坛盛行庸俗写实的境况下，是可喜的。
陈谦的长篇小说《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以深切的生命之痛书写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小说专注于讲述个人的故事和命运，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在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中探寻女性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女性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上都将留下深刻一笔。旅美华文女作家施雨的长篇《纽约情人》（2004），采用了“一章在中国一章在美国”的对比写法，最后把故事结束在美国的“9·11”事件中。小说写了女医生何小寒的爱情遭际。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说不上谁对谁错，爱情本身就无对错可言。我们生活其中，唯有爱才能坚强我们脆弱的灵魂，“为了爱，梦一生”。小说也许是想表达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成了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这些海外女作家对异国爱情婚姻的思索，对人性美好精致的一面有了更新的诠释，在物欲愈发膨胀的时代，这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在不再谈情说爱的人中，表达了爱情始终存在，只不过有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观点。
这类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远非“输出的伤痕文学”就能概括的，它们有了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美籍华人作家苏炜在海外创作的长篇小说《迷谷》（2006）和中篇小说《米调》（2007），以“文革”与“知青生活”作为叙事背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对传统“知青小说”的超越。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以“文革”为背景，但是，作品的叙述脉络和旨趣，其实远远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文革小说”。比如《迷谷》，它写的是海南岛下乡知青的生活，但是，它并不像大多数有关“文革”的写作那样，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性的知青经历——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上的实在遭遇——作为线索，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和事件：在海南岛深山里，一个放牛的知青和一个流散户相遇，然后从这里铺陈出一个非常浪漫、传奇的故事。像《边城》一样，在大时代的浪花中截取一点独特的吉光片羽。《迷谷》就像是“文革小说中的《边城》”。《迷谷》和《米调》表现了作者持有的自觉意识所进行的一种思考和追求——浪漫、激情、诗性。《米调》中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理想，写理想的幻灭、荒诞与寻找、坚持。《米调》的叙事主线，是米调和廖冰虹的爱情故事，而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这两个人的爱情悲剧，而是这两个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互相寻找。这个“找”是推动苏炜小说叙事不断向前的主要动力，对解读这篇小说至关重要，或许是解读的关键。首先，在小说的发展中，这个“找”无论对于廖冰虹，还是对于米调，其实都缺少充分的、合理的理由——叙事者也似乎有意模糊这一点。爱情本来应该是他们互相寻找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但是这两个人的爱情在三十年前，不过是革命浪漫曲中的一个小小变奏，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在三十年后，由于时间的灼烤，这爱情又已经完全蒸发，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不但坚持相互寻找，而且还都愿意以相当夸张的方式，不断在回忆中重温他们三十年前的爱情，似乎这样回忆就能为他们的“找”提供使他们自己信服、也使别人信服的理由。可是，他们越是试图把“文革”时期的那段爱情说得美好，他们后来的相互寻找就越显得虚妄，那“找”的理由就越不可信。很显然他们，“找”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别的东西那是一，。种具有相当心理变态意味的证明——证明他们还在坚持某种理想，证明他们还能够坚持。复杂的是，两个人，特别是米调，完全清楚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经完全破灭，在今天的现实里，那些理想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荒诞的。不过，这两个昔日的红卫兵又都具有超人的顽强和意志，如果说他们已经没有理想可以坚持，那么他们就要以某种形式证明，至少他们还有“坚持”的品质和能力，他们可以为坚持而坚持。
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华人的精神特质。这种表现方式和题材选择，是新世纪海外小说创作别致的风景，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承载量，也显示了文学总是能在不清的混沌处挺立。
加拿大华文作家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2011），表现了在大大扩张的世界背景中人的漂泊、离乱、怀乡。兵荒马乱的生活与传奇的、英雄的黑白影像构成了深具反讽意味的对比：他乡在记忆中成为故乡。小说的故事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陈河的青少年时代。他在20世纪70年代看过一部叫《宁死不屈》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女主角米拉是“二战”时一个地下游击队员，后来被德军抓去绞死。1994年，陈河去了阿尔巴尼亚。在第一个落脚的城市城门广场的一棵无花果树下，他看到了一尊少女的雕像。“后来，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我那就是米拉的原型。我听了内心很震动，就像回到以前看电影的时光。”就在陈河于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期间，他遇到了《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的人物原型，一个叫杨科的老药剂师，他因腿脚不便去邻国马其顿做手术，不料死在手术台上。杨科的女学生伊丽达，有一段时间兼职在陈河的公司上班，后来，她自己开了一个药店，找了一个当外科医生的未婚夫。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她的前男友闯进店里开枪打死了她，然后举枪自尽。陈河巧妙地把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米拉和现实里的伊丽达糅合起来，找到了通往小说深处的路。
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里，陈河同样以“在别处”的独特视角，描述了“二战”时期的东南亚战场。沙捞越是日本军队的占领区，那里活动着英军136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土著猎头依班人部落等复杂、混乱的力量。生于加拿大、长于日本街的华裔加拿大人周天化，本想参加对德作战却因偶然因素被编入英军，参加了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一降落便被日军意外俘虏，当上了双面间谍。从加拿大的雪山到沙捞越的丛林，从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到少女猜兰的欲念与风情……在错综复杂的丛林战争中，周天化演绎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总之，21世纪头十年的海外华文小说，摆脱超越了前期倾诉式的对海外华人艰苦创业的艰难生活的表现，视野更加开阔，注重反映海外华人的精神状态、中外文化的融合和差异，从人类人性的高度去审视人的丰富多变，表现形式更加艺术化，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去创作小说。不仅仅是华文小说，华人作家用外语创作的小说也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比如美籍华人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战废品》《自由生活》，加拿大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红浮萍》《嫁得西风》等。这些海外华文小说既丰富了中国小说，也繁荣了世界文学。
（作者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