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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文文学，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其作家阵容最为强大，历史积淀深厚，长河浪花滚滚。
美华文学的真正局面，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赴美的台湾留学生涌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创造了北美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他们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无根”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由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及新移民组成的创作队伍，正在逐渐成为美华文学的主力军。
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力量，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成熟于21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还有些营养不良，但是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比诸上一代台湾留学生作家，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放缓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进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地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有创见的作家和写作人。
海外新移民作家，首先是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他们的创作，不仅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局限，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在他们的作品里，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中所承担的各种角色，他们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出人的冲突与力量。
如果以“离散”观点来观照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就会发现，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巨大的矛盾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直通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这种文化的“边缘性”，正是他们所呈现的宝贵精神特征。
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闫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上，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黄宗之的《阳光西海岸》、汪洋的《洋嫁》、海云的《冰雹》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巨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在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的同时，近年来，大量的新移民作家开始回归“中国书写”并大放异彩。
如严歌苓，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她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并推出了一部部震撼之作。人们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中国书写”，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张翎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故土，但她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阵痛》，写的是“中国”，表达的却是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以及人性灵魂所爆发的能量。
虹影，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写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还是一个时代。她的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忏悔精神和洗涤精神，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时代。
此外，陈谦的作品对“文革”的伤痛叙述令人称道，她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巧妙地侧面袭击。陈河的长篇小说《布偶》则独辟蹊径，揭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此外，苏炜的《米调》、王瑞芸的《姑父》、袁劲梅的《罗坎村》等，都以其不动声色的“中国书写”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解读。2012年，加拿大作家薛忆沩的5本新书，在时空的跳跃中再将历史还原，并在对历史的追诉与反思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还有，卢新华的《紫禁女》、叶周的《丁香公寓》、施玮的《世家美眷》、哈金的《南京大屠杀》等，也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国书写”。
上述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努力显然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所缺乏的某些质素。“海外身份”赐予海外华文作家的不只是西式生活的域外奇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所带来的多维角度。
首先，尽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优势是正在走向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方向，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切换，无论是对历史的回首还是对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都在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但是这还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发生呈现，而未能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理性追求。
其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虽然进行了大胆开拓，如历史小说、家族小说、宗教小说、战争小说等，但多是单枪匹马，如细流涓涓，还未能形成波澜。例如在“海外书写”的作品中，关于中国对世界的早期贡献、华工对美国的贡献、现代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台湾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大陆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等的表现，还都远远不够。
再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热情虽然空前高涨，但在整体上却未能上升到肩负华文文学走向世界的大使命感。海外作家的创作，需要进入更深重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展现出“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将是当代新移民作家所要面临的巨大跳跃。
最后，虽然很多新移民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努力吸收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优秀技巧，但是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中还需要继续寻找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一文中这样指出：“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
为此我们相信，本世纪伟大的华文作品，可以在中国出现，也可以在海外出现。
（作者为国际新移民文学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