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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文文学，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其作家阵容最为强大，历史积淀深厚，长河浪花滚滚。
美华文学的真正局面，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赴美的台湾留学生涌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创造了北美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他们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无根”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由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及新移民组成的创作队伍，正在逐渐成为美华文学的主力军。
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力量，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成熟于21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还有些营养不良，但是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比诸上一代台湾留学生作家，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放缓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进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地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有创见的作家和写作人。
海外新移民作家，首先是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他们的创作，不仅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局限，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在他们的作品里，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中所承担的各种角色，他们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出人的冲突与力量。
如果以“离散”观点来观照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就会发现，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巨大的矛盾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直通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这种文化的“边缘性”，正是他们所呈现的宝贵精神特征。
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闫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上，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黄宗之的《阳光西海岸》、汪洋的《洋嫁》、海云的《冰雹》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巨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在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的同时，近年来，大量的新移民作家开始回归“中国书写”并大放异彩。
如严歌苓，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她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并推出了一部部震撼之作。人们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中国书写”，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张翎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故土，但她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阵痛》，写的是“中国”，表达的却是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以及人性灵魂所爆发的能量。
虹影，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写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还是一个时代。她的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忏悔精神和洗涤精神，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时代。
此外，陈谦的作品对“文革”的伤痛叙述令人称道，她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巧妙地侧面袭击。陈河的长篇小说《布偶》则独辟蹊径，揭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此外，苏炜的《米调》、王瑞芸的《姑父》、袁劲梅的《罗坎村》等，都以其不动声色的“中国书写”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解读。2012年，加拿大作家薛忆沩的5本新书，在时空的跳跃中再将历史还原，并在对历史的追诉与反思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还有，卢新华的《紫禁女》、叶周的《丁香公寓》、施玮的《世家美眷》、哈金的《南京大屠杀》等，也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国书写”。
上述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努力显然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所缺乏的某些质素。“海外身份”赐予海外华文作家的不只是西式生活的域外奇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所带来的多维角度。
首先，尽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优势是正在走向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方向，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切换，无论是对历史的回首还是对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都在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但是这还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发生呈现，而未能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理性追求。
其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虽然进行了大胆开拓，如历史小说、家族小说、宗教小说、战争小说等，但多是单枪匹马，如细流涓涓，还未能形成波澜。例如在“海外书写”的作品中，关于中国对世界的早期贡献、华工对美国的贡献、现代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台湾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大陆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等的表现，还都远远不够。
再次，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热情虽然空前高涨，但在整体上却未能上升到肩负华文文学走向世界的大使命感。海外作家的创作，需要进入更深重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展现出“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将是当代新移民作家所要面临的巨大跳跃。
最后，虽然很多新移民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努力吸收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优秀技巧，但是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中还需要继续寻找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一文中这样指出：“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
为此我们相信，本世纪伟大的华文作品，可以在中国出现，也可以在海外出现。
（作者为国际新移民文学笔会会长）
新移民小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尚需完善的概念。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将新移民小说的概念界定为：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来，为了留学、打工、投资、定居等出国的中国公民用华语写就的文学作品。
新移民小说真正地红火起来是从1991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开始的，这部小说凭借着同名电视剧和那则“回家”的广告的热播而为人们所熟悉。如果以这样的作家作品作为范式的话，以后周励、严歌苓、虹影、戴思杰、卢新华等人都属于这个系列，所以，可以这么说，新移民小说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家群。由于是华人，具有中国的文化思维惯性，但又是在异国的文化氛围和国土中打拼，新移民小说表现更多的是中国人在移居国奋斗的艰难过程以及与当地文化的冲突。这些人们所熟悉的文本分析我不加赘述，我关心的是这些文本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有特色的东西：焦虑心态制作下的焦虑文本。
所谓的新移民是那些在移居国居住并有可能成为移居国公民的外来者，获得一个合法身份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为了获取合法身份，作家笔下的那些主人公费尽心思、奇招迭出，最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情感和肉体的交易。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之所以能在美国立住脚，与阿春的帮助分不开，而阿春愿意帮助他，与王起明的情感外移分不开。写情感与肉体的交易最能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女性，于是女性交易就成为新移民小说中的一道“风景线”。树明《绿卡》中的常铁花，为了得到绿卡，可以和肮脏龌龊的鞋店老板结婚；卢新华的《紫禁女》中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居住权，与并不相爱的大布鲁斯办结婚手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为了绿卡与澳大利亚老头假结婚。法律身份的获取是新移民小说作家和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其实，无论是获得了居住权还是没有获得居住权，那些新移民们最焦虑的还是现实身份。他们想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可是移居国就是不容纳他们，他们只是一些移居国中的社会边缘人。新移民小说中那些人物的活动空间毫不例外地还是华人社区，展示的还是中国社会，只不过事情的发生地移到了国外。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小说人物，又不被中国本土的主流社会所承认。作家友友曾这样感叹：“如今我是什么？回到自己的家园，人家说你是假洋鬼子；呆在外面又浑身不自在，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不是华侨、不是自己，四不像。”
为了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而打拼，回头看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了，于是“回家”又成了这些新移民的情感归宿。这种现实身份的焦虑构成了新移民小说的情感波动和情节结构。
当然，新移民小说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它所构造的中外文化冲突。游走于两个社会和两个传统之间，文化的对比和文化的冲突的确是新移民小说最容易出彩的地方。作家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放置于移居国中去展示，引起的不只是不解和误会，不只是对立和冲突，还有小说情节背后的深层因素。如果说法律身份的奋斗和现实身份的改变构成了新移民小说的审美要素，文化的展示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观念。综观这些年的新移民小说，作家的价值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中，严歌苓显然更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得和失，正如她自己所说：“对东西方从来就没停止的冲撞和磨砺反思，对中国人伟大的美德和劣处反思。”
最能体现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小说就是《少女小渔》。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展示了中华美德，还在于在传统文化与现实利益的取舍中，作者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和价值。小渔表现的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传统的人格。这种人格哪怕是展现在外国的国土上，哪怕是面对一个工于心计的肮脏老头，哪怕是丢掉了自己的爱人，都依旧那么顽强而充满魅力。严歌苓说得好：“我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故事里充满输者。输者中又有不情愿的输和带有自我牺牲的输（输的意愿）。小渔便有这种输的意愿。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她对践踏者不是怨愤的，而是怜悯的，带一点无奈和嫌弃。以我们现实的尺度她输了，一个无救的输者。但她没有背叛自己，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
也许这过于理想，但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激起的是读者对作者的尊重。
与严歌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不同，大多数新移民小说写的是中外文化在冲突中的不可调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虹影的《K》和王小平的小说《刮痧》。虹影将中外文化的冲突安排在中国土地上。小说的两个主人公都是文化的符号。林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英国伦敦一个街区的名字，此街区住过很多名人，特别是范奈莎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姐妹等自由主义者）的中国传人，朱利安却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正宗传人，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第二代的骄傲。朱利安来到中国，标志着正宗的英国自由主义文化进入中国，他的逃离标志着正宗的英国自由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本无法立足。他与林的悲剧，与其说是爱情悲剧，不如说是文化悲剧。他与林从聚合走向分离，与其说是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不如说是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的消解过程。小说首先消解的是中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传人们身上的自由主义。小说中，林说她身上有着双重人格：“在社会上是个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新式小说作家；藏在心里的却是父母、外祖父母传下的中国道家传统，包括房中术的修炼。”此话不错。问题在于她身上的这双重人格究竟哪一种是主导人格呢？小说的情节发展告诉我们是后一种。前一种只是一个面子，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对外形象，她骨子里浸透的还是中国文化。反过来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不能实行呢？小说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说林这些人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朱利安则是地地道道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传人，甚至自诩是比他的长辈更具有自由精神的新自由主义者。他来到中国剥掉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表象，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最后的结果说明他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根本就扎不了根。他跑了一趟四川，终于狼狈地回来了。在一个雨停的秋天的上午，这个“骨子里还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的人似乎明白过来了：“他的确是个十足的英国人，中国女人，中国革命，中国的一切，对他来说，永远难以理解。他既不能承受中国式的革命，也不能承受中国式的狂热的爱情。”他带着无法说清的情感，离开了这块神秘的东方大地：“他只能回到西方文化中闹恋爱，闹革命。此时，他突然想起，K，是‘神州古国’，中国古称Cathay的词源Kitai，他命中注定无法跨越的一个字母。”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失败，有着自身的原因，因为“这儿的一切真像一个差劲透了的小说”。朱利安的父亲，老自由主义者克莱夫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它脱离生活，脱离社会的现实。但是，尽管它脱离现实和社会，自由主义精神还能够在英国存在下去，甚至还很风光，在中国则寸步难行了。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土壤的问题。
与《K》的深沉不一样，《刮痧》在轻松的戏剧性的描述中展示中外文化差异。刮痧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手法，在美国医生眼中却成了虐待子女的证据；教育子女是中国父母的责任，在美国法官那里却成了具有虐待子女的倾向；孙悟空在中国人的眼中是正义的化身，在美国有些人眼中却成了妖魔；让孩子一个人在家玩在中国是平常事，在美国却成了父母不负责任的表现。小说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其根源是文化的差异。小说的最后，许大同在圣诞之夜扮成圣诞老人爬窗看自己的儿子，浓浓的父子之情打动了法官，让他们团聚了。这看起来有一丝暖意，但是这股暖意根本就无法排解压迫着许大同和读者的那种文化重负。
从文化展示的角度上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多少有些卖弄之嫌。作者在描述王起明异国奋斗的同时，始终向中国读者表述所谓的“美国精神”。“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墓场。”“在美国，为什么人还没有老，可处处总想老了以后的事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美国不养老。”“美国人崇拜三种人，一是体育明星，二是电影明星，三是成功的商人。那么多的人，凭什么只崇拜这三种人呢？说来简单，因为这三种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物件：钱。”“都是中国人，都离不开省钱的一个省字。在北京行，这地方不行，它挤着你把钱都吐出来呀。”“在美国，你只要能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你只要敢于独出心裁，你只要敢于异想天开，就成功了一半。你要是跟在别人后头，入了别人的辙，在美国就没人理你。”……小说不仅反复诉说着美国是什么，在小说结尾作者还特地设计了这样的情节：王起明在机场接到老朋友邓卫后，给邓卫留下一个信封，里面是500美金，让邓卫先拿去用，加上房租和押金共900美金，等邓卫有了钱再还他，之后王起明借口有事走开了，留下了目瞪口呆的邓卫。这与王起明刚来纽约时，郭燕的姨妈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作者明显地在强调，这就是美国，没有什么人情，要活下去就要靠自己的奋斗。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开导着国人，让人们感觉到文字背后透露着一股成功人士的傲气，但是，对于刚刚睁开眼睛看国外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中国人在美国的“真实故事”以及在磕磕绊绊中前行的新移民心目中的“真实的美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毕竟，我写的是一个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家新移民的真实故事；毕竟，我写的是真实的美国”。
曹桂林所说的“真实性”正好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好奇心。
曹桂林的那点卖弄似乎可以理解，但有些新移民小说则在炫耀那“外国人”的身份和国外生活的经历。九丹的《乌鸦》写了一群中国人在新加坡打拼的经历，这里没有友谊，没有温情，没有怜悯，只有实实在在的毫无掩饰的生存本能。这些生存本能包含着很多既有的道德标准所鄙视的邪恶和不耻，既有的人生目标所憎恶的堕落和沉沦，然而，作者将这些生存本能移植于异国他乡，移植于一群毫无背景的女孩个人奋斗史中，移植于沉重的生存压迫之中，似乎在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寻找一些解释。然而，这些解释还是难以说服读者，为什么呢？问题不在于对性的描写，“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回避”。
作者这话不错，问题不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妓女，妓女也是人，只要是人，小说都可以写；也不在于那些邪恶和不耻、堕落和沉沦，小说已经从生存压力和生存技巧上做了相当多的解释；而在于小说中这些人所谓的人生理想具有相当的自私性。读这部小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的困顿和走向末路，异族的傲慢和游子的无助，两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但是两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生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沉沦》中的“他”追求的是身心健全的现代人性，感叹和不满的是弱国子民的社会现实，呼唤的是祖国的快快强大。而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追求的是什么呢？小说说道：“真想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即使回去，也只是衣锦还乡，小住几日而已。在亲朋好友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神话，一个公主，即使他们常年见不到我，但他们知道我在新加坡，是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他们的心里就会很温暖，就会像有一缕阳光始终照耀着，真不想让他们失望啊。我们在这里失去尊严就是要在那边得到更多的尊严。”他们寻求的是一份能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炫耀的虚荣，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神话”的地位、“公主”的身份和“阳光”的形象。在外国人面前丢弃了一切，目的是要在国人面前抖擞，怎么不引起人的厌恶呢？作家自己说：“可以说《乌鸦》就是一本关于罪恶的书。”
此言不假。
促使新移民小说焦虑的还有这些小说的史学地位。首先，流派名称就一直确定不下来，有的称“留学生文学”，有的称“旅外文学”，有的称“海外大陆小说”“大陆海外文学”“海外大陆汉语文学”。
名称不确定的实质是这类小说的性质确定不下来。小说的性质不能确定与人们对其的关注不够有关。尽管它们成绩显著，读者不少，但就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或者称它们是华文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者就将它们看作通俗文学，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对此，这些作家是相当不满的。严歌苓在《扶桑》序言中的这段话很能代表这样的心态，她说：“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对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发生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与严歌苓这样论理的态度不一样，虹影似乎有些激愤，她说：“我自己玩得很着迷，每年出一本长篇。只是批评家几乎全体失踪，报刊上的评论几乎全是研究生写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导师现在玩什么去了。”
她们的这些话既表现出对自我创作成绩的自负，也表现出她们要挤进主流话语圈的焦虑。其实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只是人们认知的角度不同而已，如此焦虑大可不必。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在题材开掘和艺术形式创新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发展。海外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创作视域和创作形式更加开阔和多变。海外华文小说为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发展增光添色，为繁荣中国小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整个中国小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更加流光溢彩。
从小角度、在小角落里写历史长河中的人性、人类大命题，是美籍华文作家严歌苓反复采用的创作方式。她的小说总是创造一个凄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一定呈现纵横捭阖、翻江倒海、天崩地裂那些大场面，但是质感强烈的人性光辉却是鲜亮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2005），把日本侵华期间“南京大屠杀”这一灭绝人性的残忍事件，放在教堂这个“小死角”里来写，把最孱弱的生命放到“屠城”这个残酷的事件中来写，13个女学生和一群妓女躲在教堂这个小角落里面，她们谁能活下来？最后妓女们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女学生的性命，一刹那我们看到了弥漫血腥的天空闪过一抹美丽的人性光辉。在长篇小说《穗子物语》（2005）的自序中，严歌苓写道：“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她选择了童年、少年的“我”，以一个小女孩儿的角度，完成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真切地使读者感受到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描写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在近乎一生的爱情叙述中，重新认识爱情的真谛，发现人性的魅力的故事。女主人公田苏菲为了心中的爱情，倾尽一生的情感力量，她爱得很笨拙，甚至让人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但是我们最终感受到爱情执着的力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个心爱的人，始终不渝，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幸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一个新的爱情观潜滋暗长。难道一个人的历史就不能成为史诗吗？在这部小说中，一个人的经历更像是一个民族没有浮出地表的史诗。严歌苓2008年创作的两部长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是写柔弱的小女人，从抗日战争结尾写起，历经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政治更迭，使小寡妇王葡萄、小姨多鹤遭受了长时期的磨难，可她们坚守不变的是人性的善，不论在怎样严苛的环境中，都用海水一般的爱包容一切，她们失去了很多，却收获了人性的光辉，表面上她们好像很值得同情、怜悯，其实她们最让人佩服尊敬。她们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和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都极其陌生的平民英雄。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寄居者》，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了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彼得逃离被屠杀的命运，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哄骗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故事离奇曲折，感情复杂独特，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孰是孰非？作者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在一个小人物传奇的救人故事中，彰显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实现了战争文学反对一切战争杀戮的目的，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免不了对生命、人性的毁灭。严歌苓的这些小说从小处着眼，细密绵实；故事好看传奇、有趣丰富、真实感人，立意深远、大气不倚，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小中见大、细中显真、弱中看韧、善中含美，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效应。
美籍华人作家沈宁的长篇纪实小说《唢呐烟尘》和《百世门风》，也是从对个人家庭、家族血脉的追寻中，书写出中华文明的高贵气质。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表现的是中国20世纪的政治风云在一个家族内部演绎出的悲怆故事。小说以国民党著名人物陶希圣的活动线索为背景，以其女陶琴薰的坎坷一生为主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沈宁在书中自题：“这是一个母亲及一个时代的血泪传奇。”书中透过描写母亲一生的艰难困苦，让读者看到了不管时势如何变幻无常，母亲始终不变更自己的善良、爱心。《百世门风》通过对沈陶两家众先辈的传神刻画，展现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面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从来不与暴力专制妥协合作。沈宁展现了世代读书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经百代积淀陶冶已经像血液一样流传不衰，书中写到“家族的血液在我血脉里流淌，家族的情感在我胸膛间震荡，家族的荣誉在我头顶照耀”。以家族故事为背景谱写时代风云的长篇传记小说，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质。而这些都是从个人的、侧面的角度来完成的。
海外华文作家一般表现最多的是华人在异国的生活，超越物质生活困境之后的文化冲突是海外华人最焦虑纠结的精神状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留学生文学在这个方面有不俗的表现，比如，白先勇、丛苏、於梨华、聂华苓等人的作品。寻找新形式表现当今海外华人的心境，是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贡献。
加拿大籍华文女作家张翎用纵横交织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华人远走异国他乡寻梦的意义所在，同时也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为人类搭建了共同的精神家园。求同存异似乎才是众多海外华人的精神价值乃至信仰的皈依所在，而不再是先前的非此即彼式的归属寻找了。
张翎的多部中长篇小说都精心安排了故事的结构方式。继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望月》后，她于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整个故事穿梭于加拿大和中国温州两地，通过时空的交错变换，展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话，通过留学移民、爱情婚姻、家族历史、个人命运等复杂多层的内容安排，揭示了超越民族和文化冲突的普世人性。2003年出版的《邮购新娘》，用穿插的写法讲述了一个当代最普通的移民故事。一个加拿大的鳏夫，一个从中国邮购的新娘。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寻找，寻找精神家园，寻找文化归属，寻找心灵慰藉，而那漫长的寻找过程显得那么富于人性，以至于寻找本身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变得无关紧要了，人类的脚步有多远，寻梦的路程就有多长，这是永恒的主题。200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余震》构建了一个地震之后疼痛与梦魇交相纠缠的生命历程。张翎更注重描写的是地震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唐山大地震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并不能消除创伤带来的终生疼痛，作者发现在极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是需要终生治疗的，同情、宽恕、理解是人性中高贵的情感。2009年出版的长篇巨作《金山》，依然沿用了大洋两岸交错更替的叙述方式。《金山》以家书为引线，牵动着大洋两岸，一地在中国的广东开平，一地在加拿大卑诗省的温哥华，小说叙事不断来回穿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着对一封封家书的展读，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百年历史就鲜活地铺在小说人物的琐碎生活和悲欢离合的儿女情长中。整部作品既是中国海外劳工的百年血泪史，更是海外劳工的寻梦史诗，在残酷悲惨的海外生活书写中隐含着作者深深的诗意抚慰。作品通过方氏家族五代人在海内外为生存而拼搏创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折射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步履维艰，反映了华人挣脱一切向着远方奔走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拼搏精神。更为难得的是，小说不但将目光投向海外的“金山客”，捕捉到他们在异国他乡修铁路，做劳工，当佣人，开洗衣坊、烧腊店、照相馆，在餐馆打工，做着“拼命攒钱，亲人团圆”的“金山梦”的一面，还看到那些常被忽视的在故乡守活寡的女眷，小说中方得法的母亲麦氏和妻子六指这对共同守望又爱恨交织的婆媳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部小说的历史跨度、空间广度、思想深度、题材创意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张翎小说叙事模式的独特性，是新世纪海外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新气象，她用这种模式成功驾驭了各种海外华人生活题材，使得她的小说创作视野横越大洋两岸，纵贯上下百年。
对于东西方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的全方位思考，是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旅美华人作家卢新华200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凝聚了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数十载的潜心思索，更融汇了他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深刻感悟。女主人公石玉身体上留下的那个“半封闭”的烙印，其实也象征以儒学为主导、佛道为呼应的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紫禁女》从深远的层面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思索。并且，作者在力求作品的娱乐性的同时，仍不忘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在《紫禁女》中，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石玉与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表现民族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艰难历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紫禁女》说：“显性故事层面上叙述的是一个含有世俗气息的好看故事，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等于一炉，可以当作一部畅销的时尚小说来读；而在隐形结构里，它却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
黄宗之、朱雪梅的三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未遂的疯狂》《破茧》，也讲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破茧》是一部极具普遍现实教育意义的以中小学教育为题材的好小说。作者通过两个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教育培养子女的艰难曲折的故事，真切生动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矛盾冲突，探讨了当前海内外最广泛关注的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深刻之处就在于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不同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的问题，更本质的是对子女作为“大写的人”，应如何尊重他们的人权，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自由自主和自信力的问题。只有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才能正面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起来。从这点来看，国内外、中西方都是相通相融的。这就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美籍华人女作家秋尘的三部长篇——《时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九味归一》（《钟山》2004年新锐女作家专号）和《酒和雪茄》（《钟山》2005年春夏版A卷），都是关于在异域工作和学习的故事。她的小说在飞散视野的观照下，进行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的语际书写，对海外华文文学母题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其主要精神支点是对“生命原乡”的回望与对“心灵故乡”的渴慕。以中国文化和人文关怀为底蕴，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形而上的知性思考，以期实现“诗意栖居”的人类生存理想。
享有“留学生文学鼻祖”美誉的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创作了具有高度现代精神的小说。2009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岸》。书中以一位独居养老院的老人洛迪的视角，刻画了一个美国华裔中产阶级家庭中三代女性的人生悲欢。於梨华用她细腻的笔触，全方位描写在中西文化语境之下三代母女的关系，她们如何彼此相爱又彼此伤害，最终又如何彼此原谅，显示了女作家纯熟的叙事技巧和对女性家庭情感题材的掌控力。在丰富婉转的叙述中，小说直面现实，巧妙地表现了老龄化、单亲家庭与代沟这三大社会现实问题，题材既贴近当代人的生活又具有独特见地。首先，在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很少有文学作品观照到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主人公洛迪所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是当今世界老人的共性问题，本书的撰写会引导我们走进老人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的真实声音，对他们的暮年疾苦感同身受从而反观自身。其次，文章直面代沟问题，解析了母对子精神哺育的重要性。现代家长往往过多关注孩子物质生存条件，却忽略了为子女提供健康的精神成长环境。作品中两代母亲因为自己婚姻触礁而搁浅了对下一代的精神抚育，让两代少女的成长苦涩又无助。在社会生存重压下，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找到家庭成员关系的平衡点是发人深省的问题。最后，小说对母女关系的关注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这也发挥了“美国华裔母系文学传统”。於梨华的《彼岸》将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母女关系融化在点点滴滴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中，且走得更远，她用恬淡的文字、深刻的体验，道尽了几代美国华裔移民的情感变迁。在语言上於梨华沿袭了其小说创作的一贯风格，借用西方文学的语法和句法，流畅婉转，同时吸收了欧美小说心理描写的技巧。
2003年，於梨华发表的长篇《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是一幅描摹北美华人知识圈的“士林百态图”。小说中一段段发生在美国高等学府里的爱、恨、情、仇故事被作者展现得淋漓尽致：同事间的冲突，家庭的纠纷，爱情的纠葛，友情的考验，人性的揭示等。故事丰富耐看，情节高潮迭起。离去与道别之间只是短短一刹那，小说却在於梨华心里酝酿了许多年。与《围城》和《儒林外史》中的辛辣笔调不同，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伤痛和感慨。於梨华既展现了美国高等学府里华人教授的精神面貌，也借这些华人的生活百态，表现了超越种族文化的恒定人性。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远在美国，身上的人性弱点还是如同在国内一样，奉献精神、自律诚信等人性的高贵品质究竟与什么样的人才是相辅相成的？小说的回答是反正不是与知识、学历成正比。这个疑问和感叹又一次被於梨华在21世纪对美国华人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可小说针对的又何止是美国华人，国内的读者也应自身。
美籍华人作家鲁鸣，于200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背道而驰》，这是一本有关艾滋病、性心理和中美文化差异的文学著作，书中刻画了两个纽约华人男子：画家米山和生物教授李之白。鲁鸣的这部小说是华文文学中第一部反映艾滋病的文学著作，他不想在此过分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然而，文学若不反映时代重大变迁里的重要隐患，那文学的审美意义也要大打折扣。鲁鸣的这部小说把现实生活中最恐怖的致命疾病——艾滋病，用文学虚构的形式反映出来。作者显然想通过故事来唤醒中国读者的公共卫生意识。作者运用小说鲜活的人物塑造，把艾滋病毒的基本知识贯穿在小说中，这些都是这部小说的社会学价值所在。《背道而驰》还是一部关于男人性心理的小说，同时整部小说展现了海外特定的文化语境，揭示了大量中美文化的差异。由于《背道而驰》题材很特殊，作者运用了非常适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大量的心理描写，这也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大大提升了。
从过去的华人争取生存权，到现代华人争取参政议政权，移居国主人意识的强势，是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关注点。加拿大华裔作家余曦的《安大略湖畔》和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把视线转向了北美的主流社会，写北美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的逆境中拼搏奋斗的故事。《安大略湖畔》写华人在豪华公寓之中与白人物业管理人员的斗争，《刀锋下的盲点》写华人在医院里与死亡病人的家属——市长大人抗争的故事，而且，两部小说都关系到法律诉讼，要依照他国的法律来进行抗争。异国他乡的华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天赋人权，与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还学会了运用法律，团结一切正直的人，无论白人、黑人，终于取得了胜利。这种反映在境外他国捍卫华人尊严、正义、公理的作品，在今日的开放时代，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女性视野中的爱情婚姻、女性意识、女性生命体验是海外华文女作家表现得比较多的题材。海外华文女作家比较多地书写了永恒的话题——爱情婚姻。生活的移植，文化的冲突，爱情婚姻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一批海外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做了探寻。旅美作家吕红的长篇《美国情人》，把“情人”这个概念理解成心中的理想，是不断追寻的一种境界。小说表现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意无意地都在寻找一种身份。不管你漂流在何处，总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作为新移民，在边缘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这里包括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女性自身在社会矛盾的角色冲突中的尴尬。小说就是希望透过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表现这一艰难历程。旅美作家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2002），很像是在表现一种灵动的生命状态，超越了以往那种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遗憾，表现了一种爱情理想终于实现后的失落和茫然，传递出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爱情的观念，追寻的过程才是激情二灵性的生命体验。《爱在无爱的硅谷》以苏菊对王夏的爱情选择为主线，但选择后的生活并不是作者写作的侧重点，重点是她追寻的过程。《爱在无爱的硅谷》本质上是以苏菊对理想的自我传奇的寻找和实现为主线的。这种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激情、过程甚至姿态，一种高于生活的向上的生命流动性的呈现，也展现了现代人的追寻自我传奇和想要飞翔的激情与梦想，从而展现了文学超越世俗的向上追问的引导性力量，这在当下文坛盛行庸俗写实的境况下，是可喜的。
陈谦的长篇小说《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以深切的生命之痛书写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小说专注于讲述个人的故事和命运，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在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中探寻女性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女性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上都将留下深刻一笔。旅美华文女作家施雨的长篇《纽约情人》（2004），采用了“一章在中国一章在美国”的对比写法，最后把故事结束在美国的“9·11”事件中。小说写了女医生何小寒的爱情遭际。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说不上谁对谁错，爱情本身就无对错可言。我们生活其中，唯有爱才能坚强我们脆弱的灵魂，“为了爱，梦一生”。小说也许是想表达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成了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这些海外女作家对异国爱情婚姻的思索，对人性美好精致的一面有了更新的诠释，在物欲愈发膨胀的时代，这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在不再谈情说爱的人中，表达了爱情始终存在，只不过有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观点。
这类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远非“输出的伤痕文学”就能概括的，它们有了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美籍华人作家苏炜在海外创作的长篇小说《迷谷》（2006）和中篇小说《米调》（2007），以“文革”与“知青生活”作为叙事背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对传统“知青小说”的超越。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以“文革”为背景，但是，作品的叙述脉络和旨趣，其实远远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文革小说”。比如《迷谷》，它写的是海南岛下乡知青的生活，但是，它并不像大多数有关“文革”的写作那样，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性的知青经历——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上的实在遭遇——作为线索，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和事件：在海南岛深山里，一个放牛的知青和一个流散户相遇，然后从这里铺陈出一个非常浪漫、传奇的故事。像《边城》一样，在大时代的浪花中截取一点独特的吉光片羽。《迷谷》就像是“文革小说中的《边城》”。《迷谷》和《米调》表现了作者持有的自觉意识所进行的一种思考和追求——浪漫、激情、诗性。《米调》中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理想，写理想的幻灭、荒诞与寻找、坚持。《米调》的叙事主线，是米调和廖冰虹的爱情故事，而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这两个人的爱情悲剧，而是这两个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互相寻找。这个“找”是推动苏炜小说叙事不断向前的主要动力，对解读这篇小说至关重要，或许是解读的关键。首先，在小说的发展中，这个“找”无论对于廖冰虹，还是对于米调，其实都缺少充分的、合理的理由——叙事者也似乎有意模糊这一点。爱情本来应该是他们互相寻找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但是这两个人的爱情在三十年前，不过是革命浪漫曲中的一个小小变奏，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在三十年后，由于时间的灼烤，这爱情又已经完全蒸发，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不但坚持相互寻找，而且还都愿意以相当夸张的方式，不断在回忆中重温他们三十年前的爱情，似乎这样回忆就能为他们的“找”提供使他们自己信服、也使别人信服的理由。可是，他们越是试图把“文革”时期的那段爱情说得美好，他们后来的相互寻找就越显得虚妄，那“找”的理由就越不可信。很显然他们，“找”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别的东西那是一，。种具有相当心理变态意味的证明——证明他们还在坚持某种理想，证明他们还能够坚持。复杂的是，两个人，特别是米调，完全清楚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经完全破灭，在今天的现实里，那些理想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荒诞的。不过，这两个昔日的红卫兵又都具有超人的顽强和意志，如果说他们已经没有理想可以坚持，那么他们就要以某种形式证明，至少他们还有“坚持”的品质和能力，他们可以为坚持而坚持。
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华人的精神特质。这种表现方式和题材选择，是新世纪海外小说创作别致的风景，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承载量，也显示了文学总是能在不清的混沌处挺立。
加拿大华文作家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2011），表现了在大大扩张的世界背景中人的漂泊、离乱、怀乡。兵荒马乱的生活与传奇的、英雄的黑白影像构成了深具反讽意味的对比：他乡在记忆中成为故乡。小说的故事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陈河的青少年时代。他在20世纪70年代看过一部叫《宁死不屈》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女主角米拉是“二战”时一个地下游击队员，后来被德军抓去绞死。1994年，陈河去了阿尔巴尼亚。在第一个落脚的城市城门广场的一棵无花果树下，他看到了一尊少女的雕像。“后来，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我那就是米拉的原型。我听了内心很震动，就像回到以前看电影的时光。”就在陈河于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期间，他遇到了《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的人物原型，一个叫杨科的老药剂师，他因腿脚不便去邻国马其顿做手术，不料死在手术台上。杨科的女学生伊丽达，有一段时间兼职在陈河的公司上班，后来，她自己开了一个药店，找了一个当外科医生的未婚夫。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她的前男友闯进店里开枪打死了她，然后举枪自尽。陈河巧妙地把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米拉和现实里的伊丽达糅合起来，找到了通往小说深处的路。
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里，陈河同样以“在别处”的独特视角，描述了“二战”时期的东南亚战场。沙捞越是日本军队的占领区，那里活动着英军136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土著猎头依班人部落等复杂、混乱的力量。生于加拿大、长于日本街的华裔加拿大人周天化，本想参加对德作战却因偶然因素被编入英军，参加了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一降落便被日军意外俘虏，当上了双面间谍。从加拿大的雪山到沙捞越的丛林，从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到少女猜兰的欲念与风情……在错综复杂的丛林战争中，周天化演绎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总之，21世纪头十年的海外华文小说，摆脱超越了前期倾诉式的对海外华人艰苦创业的艰难生活的表现，视野更加开阔，注重反映海外华人的精神状态、中外文化的融合和差异，从人类人性的高度去审视人的丰富多变，表现形式更加艺术化，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去创作小说。不仅仅是华文小说，华人作家用外语创作的小说也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比如美籍华人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战废品》《自由生活》，加拿大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红浮萍》《嫁得西风》等。这些海外华文小说既丰富了中国小说，也繁荣了世界文学。
（作者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