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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后期到现在，加拿大华人文学从无到有，在许多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作用之下，逐渐成形，如今健硕发展，成果累累。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中，有些是持续不变的，有些却不断变化，有些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若断若续，波涛起伏，相辅相成。梳理这些变与不变的语境、内容和产生的现象，结合离散观念的变化，我们或许能为华人文学找出一些规律来。
华人文学的创作者是离散华人，这是不变的。可是，是哪里来的华人（地域），什么时期、为什么来的华人（历史），什么文化水平的华人（背景），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三代或更后的华人（代际），用什么语言写作（表达媒介），以什么文学形态表达（表达方式），隐含读者是谁（受众），作者们以什么方式凝聚（结社），与原籍国有什么样的联系（家园意识），移民政策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歧视与平等），离散华人与移居国有什么样的关系（认同），等等，都意味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变数，以及其变中的某些不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尤其21世纪以后，在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华人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向域外纵横驰骋的时候，更需要重新思考，寻找合乎现状的论述。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只从创作语言、作家的背景和文学生产，以及作家群聚和身份认同这几个角度来探讨。
第一代移民作者带着原乡的文化记忆，在异乡际遇和氛围的刺激下，用母语书写离散文字，乃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对于华人来说，用华文写作是顺理成章，也是第一代移民的精神寄托和坚守民族文化精神的特征。有些作家因受语言的限制，在海外只能用母语写作，这样的作家以第一代移民居多；有些虽然英（法）语流利，却仍然选择用母语创作。因此，华文文学的创作与作者本人是否懂英（法）语并非存在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例如来自台湾的小说家东方白，是个水利工程师，他数十年来用华文写小说，还有当税务师的散文家和小说家朱小燕，也一直坚持用华文写作。当然也有个别第一代作家用双语写作，例如加拿大女作家李彦。也有第一代移民作家完全不用华文写作，只用法语写作的应晨，就是一例。到了第二、三代移民，他们长于斯受教育于斯，能用华文写作的极少，他们没有选择地用英（法）语写作居多，例如余兆昌和崔维新等都是佼佼者。他们的英语作品从90年代开始腾飞，屡屡获奖，进入主流文学空间。他们的人数日益增多，作品日益成熟，华人文学遂产生两个阵型发展，一个是用英（法）语写作，另一个是用华文写作。
华文文学能否在移居国占一席位呢？承认（recognition）的政治也影响着华文文学。直到20世纪后半叶，加拿大华文文学作为族裔文化的产物，仍然自生自灭，不受注意。20世纪70年代后，受惠于多元文化的国策，华文文学与其他族裔的母语文学构成了加拿大文学的“莫萨克拼图”（MOSAIC），才算在加拿大的文化空间中占一位置。然而，除了作为组成部分的存在外，华文文学由于语言的差异能否进行有效的交流是另一回事。除非通过翻译，否则它仍是不能融入的外来物（即使写的是身边事物）。华文文学与其他族裔文学，以及所谓主流文学的真正交流，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达到。
华文文学与原籍国的关系却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加拿大华文文学先受累于排华，后受累于“二战”，而产生了严重隔阂。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陆续有杂志登载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例如《海峡》），其后有评论杂志（如《华文文学》）的出现。近年来，还设立世界华文文学奖，华文文学已经被纳入大学课程和研究范围，评论家数量持续增加，华文文学研究会议的频密召开就是证明。反讽的是，离散华人的母语创作，其读者、评论以及获得的承认均来自家乡，而不是移居国。
从交流的角度来看，无论用华文还是英法文写作，二者都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华人的英（法）语作品，把华人移民的种种向世界读者展开。华文文学把移居国的种种传送给原籍国读者，特别是在中国开放年代，读者渴望了解域外情况，其桥梁作用更为立竿见影。这跟早期华人的写作自娱、遣怀，对原籍国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华文文学像海绵，是个不断接纳、补充、替换、加丰的文类。新添的资讯多少，与移民入境人数多少，以及原籍国和移居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有莫大的关联。移民入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延续性的，间歇性的，或突发性的。入境人数多了，创作者的基数大了，文学生产相对增多。如果新的移民数目减少，甚至是禁止入境（例如1923—1947年“排华”期间），那么，华文文学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运作，负面结果是滞后于原籍国的最新文学潮流，正面结果是它有机会持续在地化，孕育本身特色。例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正值排华时期，加拿大华人入境者骤然减少，这正是新诗在中国本土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是，在加拿大华人文化社区，古典诗和对联的创作和富于岭南民间色彩的民歌创作仍占主导。新诗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华文报纸出现。
第一代移民的背景深深地影响着离散文学及其相关活动的开展方式。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四个县）的先侨占了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单一性，使得华人文化社区具有浓厚的岭南文化色彩。我曾在拙作《试论前期加拿大华人文学活动的多重意义：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
谈论过，此处只简要点出。20世纪上半叶，华人虽然只有数万，文化活动却相当频密，原因是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由于制度性的歧视，1923年到1947年之间加拿大实施排华政策，征收高昂的人头税（1905年开始每人500元），妇女被排阻门外，使得绝大多数华人不作长久打算。他们工作之余精神生活需要寄托，很自然地，成为唐人街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早期第一代移民不少有旧学训练，民国时期由华侨捐赠成立的西式中学崛起于侨乡，他们成为20世纪上半叶华人文化活动的主力。其实，华人登陆加拿大西部卑诗省省府维多利亚，被安置在拘留所，写在墙上的古典诗，反讽地成为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开始。先侨与家乡亲人跨越太平洋的家书，应运而生的侨刊，成为他们与家乡的纽带。从1910年代到1960年代，华文报纸（比如《大汉公报》《侨声日报》等十多份报纸）乃是维系华人社区重要的媒介。群体性的文化活动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民国年间出现的白话剧社，演出的内容往往反映祖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和离散华人对祖国的关怀，也最能体现华人追求文学现代化的一面。粤剧历史更悠久，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与后来的话剧一同扮演了从娱乐和文化传承到为革命、抗战、天灾筹款的角色。古典诗吸引了甚多分布各地的参与者，印证了他们的旧学训练背景。《大汉公报》经常举办对联和古典诗歌比赛，历久不衰，还有个人诗集（如雷基盘的诗集）和合集（如《诗词汇刻》）出版。现代小说写作之所以未能在20世纪中叶流行于华人社区，可能跟上述排华政策所造成的与原籍国文学思潮脱节有关。打开当时的《大汉公报》，连载的长篇小说都是晚清的官场、言情、黑幕、怪异事件等题材，便可想而知。
1967年是加拿大前后两期华人文学的分界线。到了1967年移民计分法实施，华人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人文化社区不再是单一的广东四邑人了。香港移民大增，生活习惯与老华侨不同，第一次给华人文化社区带来新元素，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也持续增加。加西校友会成立的中文学校就是一个例子。1975年，不少越南华侨以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增加了说不同方言（多数为粤语、客家话）的华人面孔。第二批讲国语（或普通话）的华人自80年代初开始登陆。他们绝大多数是政府派出的公费留学生和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读研究院的学生逐渐出现在加拿大的大学校园。1997年前后，大量的香港移民入境。到了21世纪前十五年，进入加拿大的华人，港台人数减少，相反，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类人士，迅速增加。数十年间，华人重复了由于原籍国的形势变动而迁移海外的浪潮。
华人背景日益多元化，南北东西共冶一炉。台湾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以加拿大为背景写长篇小说（朱小燕、马森），为加拿大华文小说第一波。
他们一来便能写现代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原居地现代派浪潮的影响。1980年代后期，定居下来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跟台湾来的作家风格相异。前者先受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洗礼，再受伤痕文学的影响，在移居国体验文化震惊之余，混合异域观感和现实主义，开启留学生和新移民文学的初潮（张翎、李彦、孙博等），是为第二波。同时，香港来的作家陆续发扬香港独特的专栏文化，在本地报纸（尤其是《星岛日报》和《明报》）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地占一空间。随着时日迁移，无论来自台湾、大陆，还是香港，他们的作品会日益在地化。粤剧持续发展，1982年有红线女带团来演出《搜书院》，恢复“二战”前粤剧的传统。白话剧除了广东话演出外，又多了普通话戏剧，近年来也有了京剧。戏剧的娱乐和文化传承功能，或为原籍国的自然灾难筹款，或为当地慈善事业筹款，与20世纪上半叶的操作目的没有两样，只是更有效率。
结社是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19世纪末，维多利亚有黄梅诗社；20世纪初，有《大汉公报》旗下的大汉诗社。此外，李氏宗亲会成立阅书报社，带动了其他地区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十来个阅书报社，它是个谈文说艺和学习英语的平台。白话剧社跟粤剧异曲同工，都是群体为了共同文学艺术兴趣而成立的。例如，80年代初，温哥华有白云诗社，专门写新诗。1987年成立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一直活跃，推动着写作和文学欣赏，并与中国作家交流，成为加中之间的桥梁。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特别是“冷战”期间，这种国际性的交流是不可思议的。
早期经济移民居多，在歧视政策（例如人头税）之下，赚够钱就回乡，买田买地，光宗耀祖，对于移居国认同感比较弱。相比之下，那些有幸在移居国成婚者的后代，是最早对移居国认同的华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祖国和祖国文化。有些华人把孩子送回中国学习中文这个传统没有变，例如，201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中英对照的日记《思故乡》（
A Year in China
），作者黄光大（Bill Wong）就在1937年夏天之前，回广州培正中学学习中文，据他说当时该校来自北美和东南亚的学子有数百人，可以媲美于今天一些中国大学的汉语学习部门。
但是，也有华人，特别是第二、三代人逐渐脱离原籍国的“根”，全然融入了移居国。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移民的目的除了经济还有其他更多的考量。他们穿梭于加拿大与原居地之间，有些几乎长期不在加拿大生活，近来一个被控诉的温哥华非法移民顾问，居然伪造了超过一千个中国护照，让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以用这些护照出入境，以达到制造没有离开加拿大的假象，获得公民资格或其他利益的目的（《星岛日报》，2016年1月15日）。可见他们并不把移居国当作“家园”，他们的家园仍然是原居地，前者只不过是权宜居所，是子女读书求学的地方，甚至，移居国也只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第一代移民最为认同的仍然是文化记忆最深的原籍国。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全球化下“离散”概念的一些转变。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人口流动的国际化，国际城市的建立，国际经验与原籍国文化并举，国家社会认同弱化，都促进着人的跨国流动。
而且，现在交通方便，互联网技术发达，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介，使得离散人与原居地的交流更为直接与频密，此地与彼地的地理距离和由此产生的心理距离，已经迅速消失。20世纪移民的那种破釜沉舟，那种勇往向前，那种到某一发达国度追求“梦”的决心，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无奈，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离散人群多了选择和后退之路。他们来往于移居国与原籍国之间，企图获得更大的利益。一个例子是，有取得外国护照的华人作家长期居住家乡，而自称为海外华人作家。到此，离散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所意味的单向性，已经慢慢转化为双向性或多向性。离散的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乡愁——最先被冲淡，进而变色、变味。小说人物的流动往往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元素，时空的变换或对比成为常见的结构特征，至于移居国则是人物归宿的权宜之地了。
本文初步从变与不变的角度，以加拿大华人文学百年来的发展为个案，思考离散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变是不变的，人与历史同行，回应历史又创造历史。在朝向未来的道路上，人的流动将会更加国际化、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传统的离散观念已经变质，游离性已经生成，与此相应的离散文学也必然有所变化。
（作者为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创会副会长、现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