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当下媒介化、视觉化盛行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潮流强烈撞击着文学经典，“经典危机”“去经典化论”一时似乎颇为流行。此时呼唤新移民文学经典合时宜吗？新移民文学产生了经典吗？现在讨论文学经典为时过早吧？新移民文学经典与经典化研究要留给后人评说，面对诸如此类的疑惑诘问，我们如何回答？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即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论及移民作家，会想起一串长长的杰出而响亮的名字：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奈保尔、贡布罗维奇、布兰迪斯等。他们留下的文学经典影响深远，如《大河湾》《洛丽塔》《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黑暗之心》《费尔迪杜凯》。为什么移民作家创作中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经典？因为从母国移民到异域，这样一种独特的双重人生经历、跨文化视野为作家提供了一种特异而富润的文化土壤。
移民文学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的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注定着它的边缘状态。移民作家从母国移居他国，在移居国他们被视为少数族裔、“他者”。用华语创作的新移民文学更是属于远离主流文化系统的少数族裔的小语种文学。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陌生化的环境以及“他者”的身份，处于边缘状态的寂寞、孤独与痛楚等都在移民作家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较之本土作家尤胜之。移民作家，他们一生中的前后两段，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与语境之中。奈保尔处于跨界生存中的混杂化写作，既依附又背离，形成英国文化“养子”的两难心态。昆德拉曾分析移民作家的艺术问题，指出移民生活的困难，认为最糟糕的是陌生化的痛苦，“他不得不调动一切力量，一切艺术才华，把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改造成他手中的王牌”。
严歌苓说：“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方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
这种边缘状态、痛苦环境不断给作家“施压”，成为一种“驱动力”，所谓“造成王牌”“逼真反应”，恰恰是提供了滋生文学经典的土地与温床。
新移民指的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前半生在祖国度过，而后半生则在移居国生活。他们有着原乡与异乡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在创作中也就具有了双重的人生经验与视野。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俄国生活了二十年，在西欧生活了二十年，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后来移居法国与瑞士。他精通俄语、英语与法语，多重人生经历与文化视野使他创作出被誉为经典的《洛丽塔》，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康拉德是波兰人，移民后用英语创作，他的创作成为“被迫的国际多声部”。他小说中的人物有多种种族身份，文化内容多样。旅加作家李彦指出：“我发觉，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与长期生活在海内的人，在看待东方、西方、历史、现状等诸多东西，都存在着不少差异。”
这些作家都深刻地体会到：移民作家的人生经验、思想意识、观察视野是双重或多重，或曰“混血”的，这一切对文学而言，又是异常宝贵的财富与矿藏，给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多重眼光、体验与思维方式。
移民异域，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会摆脱许多非文学的东西的约束。新移民作家，他们在母国接受教育，其文学观由于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复杂的牵制关系，有形无形地受到制约，从而影响到自身的创作。而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异域环境，这种制约、羁绊被剪断了，摆脱了体制上的捆绑，文学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同时，作家的创作也摆脱了“稻粱谋”的依赖，“不为生存而写作”，写作不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的创作是为了抒发身处异域的复杂情感，如旅美作家吕红所深刻感受的，结合东西方跨区域视野与写作技巧的优势，应该会比从未出去过的作家具有更大的潜力、更多的发挥空间。的确，“新移民作家是有其自身优势的：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属‘精英文化’阶层。浪迹天涯的经历，打开了眼界，又得天独厚地享有中外多种文化传统的滋养，加之生活平稳安定，写作是可以达到创作心境的‘自由王国’的。海外作家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进入人性深处，表现灵魂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并上升到悲悯情怀的高度”。
黄宗之、朱雪梅也谈道：“这些离乡背井的新移民在经历过颠簸流离，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后，内心积累起来在心理上、情感上、物质上、精神上很多郁闷，需要发泄，需要倾吐，由于身处异乡，远离亲朋旧友，与人群疏隔，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用文字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表达出来，成为一种现实的精神需要，比面包和牛奶更为重要。”
移民作家从事创作摆脱了非文学元素的羁绊，不依赖创作谋生存，它是一种人的情感的倾泻、思想的驰骋，是“文学梦”的回归。
移民作家接受过母国与移居国的双重教育，具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他们的外语修养，使得他们能比较顺利地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比如直接阅读西方文学原著，吸收西方语言的长处，比较中西文学的优劣等。西方学者提出“双螺旋文化”基因结构的理论：为什么犹太移民是世界级人才的孵化器？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等，这些都源于移民的“双螺旋文化”基因链设计。这种“双螺旋文化”理论也可以移植于移民作家创作研究。新移民作家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营养、东西方的复合结构，也必然会渗透到创作之中。严歌苓指出：“有多少移民作家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伊莎贝拉·阿言德……”
许多新移民作家都具有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这无疑也成为助长其文学创作飞升的羽翼。
20世纪以来，中国称为的留学生文学自“五四”以来有过三次文学潮，准确地说，前两次都应该称为留学生文学。第一次是“五四”以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留学生文学潮，其间著名作家有鲁迅、林语堂、郭沫若、巴金、老舍、闻一多、徐志摩等。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等。第三次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持续不断的移民大潮而逐渐兴起、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移民文学，就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留学生文学潮，这一次形成的汹涌澎湃的文学潮，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留学生，也包括技术移民、经商移民、投亲移民等，可谓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学大潮，席卷美洲、欧洲及大洋洲等地，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其势头可谓方兴未艾。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新移民文学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它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受到海内外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和褒奖。
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是针对从中国移民海外的作家群体而言的。就时间而言，所谓“新”，只是对一定历史时间的界定，主要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就空间而言，它辐射五大洲，主要地域或重镇在北美洲、欧洲与大洋洲。
新移民文学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起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苏炜的《远行人》、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为滥觞，到90年代初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风靡一时，新移民文学就给国人带来过热浪的冲击与新奇之感。中期为新旧世纪之交，2000年，高行健的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哈金的小说在美国获两项文学大奖，一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如陈瑞琳提出的“三驾马车”中几位女作家的力作的问世等。近期为新世纪十年，新移民作家队伍更为壮大，中年作家愈加成熟，作品沉甸、厚重，新生代作家佳作频出，形成群星灿烂、交相辉映的文坛壮观宏景。
就欧、美、澳三大块地域而言，三十多年来涌现的作家群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字。仅从选集、作品集、丛书看，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少君主编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北美经典五重奏”系列，2007年又推出按海外华文文学社团结集的七卷本“新移民文学社团交响曲”。北美新移民作家融融、陈瑞琳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就汇集了美国、加拿大有代表性的移民作家44人的作品。庄伟杰主编的“澳洲华文文学系列丛书”五卷本收录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作家有百人以上。孙博主编的加拿大作家作品选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等。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南开21世纪华人文学丛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华人周刊》张辉总策划的“世界华人文库”系列丛书已出版到第三辑，共出版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随笔、作品评论等多种文类的作品集、选集共50多本，是迄今为止规模宏大、品类多样、汇集作家最多的大型新移民文学丛书，可谓大气魄、大手笔，为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作品集的出版更是难以统计，国内就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哈金、高行健、严歌苓、张翎、虹影等多位作家的作品集。
海外重要的华文报刊此处不细数，仅就北美地区而言，《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国际日报》《侨报》《红杉林》《中外论坛》《美华文学》等报刊都是发表华文文学作品与评论的重要阵地。
从获奖情况而言，新移民作家在海内外获得过各类文学大奖，其中包括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以及国内权威文学刊物的奖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哈金曾获1999年美国“国家书卷奖”、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发的“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是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主流文学大奖的中国移民作家。《等待》和《战争垃圾》曾在2000年与2005年两度入围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高行健的小说曾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严歌苓的短篇《少女小渔》获1991年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一等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六项大奖，《小姨多鹤》获全球首个华侨文学最佳作品奖，《天浴》英译版获哥伦比亚大学最佳实验小说奖，由严歌苓本人改编的电影问鼎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张翎的小说曾获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奖、第八届十月文学奖，《金山》获得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2009年第六届《当代》长篇小说奖。虹影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奖”，长篇《饥饿的女儿》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陈河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最佳作品奖。陈谦获《人民文学》茅台杯文学奖。李彦的《红浮萍》曾获加拿大1996年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同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刘荒田于2009年获首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散文类首奖。章平曾获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诗歌奖。《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江南》等著名文学刊物的大奖，新移民作家都一一斩获。在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新移民小说的长中短篇，多次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同台竞技”，榜上有名，并几次夺冠。
以上统计并不完全，作品获奖虽不等同于文学经典，但它也是评判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尺与参照系。它从一个方面显示：新移民文学已引起国际文坛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在海内外获得广泛的认可与很高的评价，影响日益深远。
在当今资讯高度发达、文化多元的“地球村”时代，认定、评判文学经典没有也很难有一个公认、固定、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文学本体自身无疑是首要的标尺，而与之难以分离的是对它的阐释与评价。黄曼君认为：要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来理解经典。“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从关系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
而文学经典亦是属于时代（即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与特定地域的。雨果在谈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与那个时代相适应：抒情短歌、史诗、戏剧。佛克马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非常欣赏的一点就是，布鲁姆把自己的著作叫作西方的经典，他认为：“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我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
这些经典言论启示我们对当今蓬勃发展、实绩可观的新移民文学进行新的思考。或许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没有经典”的声音不绝于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理性地高声呼唤：新移民文学迫切地需要经典。
真正的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美国著名学者尹晓煌在其《美国华裔文学史》中指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是促进华语文学视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随着环太平洋各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亚洲的华人世界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之联系也更加密切。”
前述哈金、高行健的作品在西方获文学大奖就足以证明这种影响巨大的辐射力。新移民文学的影响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它的影响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这种跨地域性影响还表现出双向流动的特征：一是从移居国流向母国，哈金的小说原著为英语创作，后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等待》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二是从母国流向移居国，一些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出版，被译为外文后又流向移居国，并向其他地域辐射，虹影作品都是用中文创作后再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李彦的小说也是先出英语版，后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严歌苓等作家都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创作。
如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产生文学经典一样，特定历史时期的移民文学也会有其经典。新移民文学发生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新移民文学虽然题材各异，风格多元，但就整体而言，其题材、人物形象塑造、文化蕴含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变迁、漂泊、寻梦以及对原乡中国与异乡西方的省思与想象；它在书写华人，从一百多年前移民先辈到美洲、澳洲淘金直至当下的海外中国人的命运沉浮、生存状态与人性。它是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华裔族群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现。这都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难以寻觅，而在移居国主流文学中也无从得见的。新移民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母国，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延伸，它从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窗口表现了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转型与变迁。如表现移民先辈远去异域淘金、做苦力的《扶桑》《金山》《淘金地》等长篇，表现海外新移民生活的艰辛、漂泊、寻梦、奋斗的异域人生，表现“地球村”时代“海归”与“海不归”的双向追寻与抉择。新移民文学作品，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烙上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文学审美的印记。
就当下而言，海内外学界对新移民文学的阐释与评价，已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受政治话语的约束而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海内外学者与作家从文学本体层面、阐释人性的深度以及审美的角度给予了优秀的新移民作家独到而精辟的评价。如美国老一辈的大作家厄普代克非常赞赏哈金的小说，余华评哈金的长篇《南京安魂曲》为“伟大的小说”。刘再复评价高行健为“全能冠军”“孤独才子”，认为“《一个人的圣经》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优秀的小说”。美国华裔文学史家尹晓煌、学者王德威、《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高度评价严歌苓的小说，陈思和教授从《扶桑》中读到了“东方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莫言、李敬泽都极力肯定张翎的特色，陈瑞琳评《金山》是“中国人的海外秘史”，莫言认为，“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美国学者葛浩文、瑞典BTG杂志对《饥饿的女儿》评价极高，陈晓明说：“把虹影的书放在伍尔芙和玛格丽特·拉拉同一书架上——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中国内地作家都未享受过的殊荣。”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韦遨宇评价林湄的《天望》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给予终极关怀的巨著”。刘再复认为李彦的《红浮萍》“是欧洲世纪交接时期的一份历史见证”，这些论述均为海内外权威学者的经典型言论。
就当前中国文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存在以下三种倾向：①厚古薄今：有的人总是仰视古代，而对当下“视而不见”，见也冷淡。而且存在着偏见，认为研究越古越有学问，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华文文学研究当然是最次之，是末流了。②重洋轻华：“洋”指的是外国文学研究，如同过去神化诺贝尔文学奖，等到中国人获奖以后又有不过如此之说一样。这里的“华”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特指当代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③解构者多，建构者少：说到当代为什么不能产生文学经典振振有词，对当代文学缺乏热情与勇气，而对新移民文学更是持困惑、质疑的态度，呼唤的声音却很微弱。
新移民文学研究与新移民文学一样，也处于边缘状态。在学界亦处于他者地位。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在异国重洋轻华，在母国厚古薄今。以英语语系的国家为例，文学研究者、高等院校无疑是把英语文学研究放在首位，研究华文文学者凤毛麟角。而在中国，新移民文学自然是属于当代的，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它也只是处在延伸的位置。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早就指出了学界厚古薄今的倾向或偏见，而新移民文学更在当代文学之外。对新移民作家作品的解读、阐释、评价与研究，与新移民文学的蓬勃发展、取得的实绩比较起来，一是相对滞后，二是力量薄弱，三是队伍分散。中国高校从古代到当代都有比较庞大的教学研究队伍，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者却少之又少。这无疑影响到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的研究与建构。为此，我们的研究者更需要以极大的勇气与魄力去开拓，挑战，执着勇往，披荆斩棘。
哈金曾提出过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并解释它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哈金呼吁的其实是中国小说的文学经典化，而这也正是他小说创作的追求与标高。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优秀而富有才情的作家。新移民作家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海外新移民文学既与中国当代文学有血肉相连的血缘联系，同时又移植于异域的土壤生长，在移居国，华文不是母语，只是该国少数民族的族裔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跨地域，跨文化，以及它在中国及他国的双重边缘的特质，决定了它的发展的困境。严歌苓、张翎、虹影分别为移居美国、加拿大与英国的华文作家。“三驾马车”的提法，首先是对严歌苓、张翎、虹影三位作家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是把她们作为领军人物的赞誉，同时更是对三十年来蓬勃发展的新移民文学的实绩的充分肯定，以引起海内外文坛的高度重视与关注。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有见地而富有开创性的，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对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的建构，笔者提出几点思考：
文学经典一定要隔代才能产生吗？中外文学史上的所谓经典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较长或者很长时间的沉寂与冷落、遗忘，后来被挖掘、发现而经典化，声名鹊起，被人们奉为经典；另一种是该作家作品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受到很高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阐释与研究不断被深化、再评价，而使作品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应当看到，文学史上优秀之作，在作家所处的时代就受到重视，获得肯定的例子是很多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个“黄金时代”，一批杰出的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等在当时就得到了同时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文学批评大师的高度肯定、认同与赞扬。就当代而言，台湾留学生文学的优秀作家白先勇、於梨华、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离我们也不太远，而他们的作品，在台湾亦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了。
在当下“地球村”时代，互联网等高科技迅猛发展，文学作品的传播、批评、反馈之速度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当今时间的“同时性”也在向传统的“时间观”发出挑战。
文学经典不会从天而降，作家在世，其作品就被誉为经典的，绝非个案。文学经典固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与淘洗，经过读者与研究者的解读与评价，也需要“发现者”“拓荒者”。这固然需要几代人用更长时间来完成，然而它却开始在第一代，或者说同代人，同代的学者、评论家承担着这样的重任。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出现评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经典化的滞后”，“把经典的命名权推给时间和后人，这使得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确认成了被悬置的问题。”
我非常赞同这位学者的看法。要特别指出的是，新移民文学经典化较之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福克纳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名不见经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小说备受赞扬，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成为公认的经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同样是他们在世时就被确认为经典的。这些文学经典作品传到中国，似乎无须再经典化就被接受了，被“移植”过来了，因为他们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了。由此观之，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其重担落在了作家的移居国与母国的身上，由于作品用汉语创作，中国的学界与批评界则更是重任在肩。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需要海内外的学者与评论家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要整合、集结学术力量，如有计划地策划出版大型海外研究评论丛书，包括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作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等。大力培养青年学者，壮大研究队伍。海内外作家、学者、批评家联手，加强学术交流活动，召开国际研讨会，拓宽研究路径，重视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等。
新移民文学经典的春天已经来临。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