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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新移民作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在海外主要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会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现实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在中国发表、出版，作家常常在中国获奖，以至于有些学者干脆将他们“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新移民文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开的花结的果——因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严歌苓、陈河等，出国前就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学创作的众多成员，也基本在中国完成了文学教育，有些还接受了文学训练，并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中国文学观念的熏陶乃至灌输，即便到了国外，他们也非常关注中国文坛的动态，与中国文学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痕迹，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较深，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当代文学“气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代入感，历史感强。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新移民文学既然是由移居海外的作家所创作，那么他们的作品，自然就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并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生活在中国的作家有所不同，他们在文学诉求、情感表达、主题关注、创作自由度、艺术理念等方面，也逐渐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与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独特性。
新移民文学这种既从中国当代文学中脱胎而来，又与中国当代文学有所区别，既有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印记，又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的文学，事实上是个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世界。说它跨区域，是指它既寄生于中国当代文学之“内”，又独立在中国当代文学之“外”；说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气质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文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同龄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一种“同根性”，但它毕竟是“生产、生长”在异质文化环境之下，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它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异质文化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体会方面，都自有一种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特性，兼具了“中国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并升华出一种不同于两种文化的新文化。
新移民文学这种跨区域跨文化的属性，与其说是我们的理论概括，不如说是它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形态”的真实写照。当严歌苓、张翎、查建英、陈河、陈谦、虹影这些海外新移民作家在中国频频获奖，在《人民文学》《收获》等中国重要文学刊物上一再亮相，并在中国的知名出版社密集出书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其实已经以“新移民文学”的身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跨入了一只脚。
与此同时，沙石、余曦、卢新华、北岛、苏炜、曹桂林、周励、沈宁、施雨、少君、刘荒田、陈瑞琳、王性初、冰凌、曾宁、邵丹、宣树铮、曾晓文、阿黛、易丹、于蒙、坚妮、叶念伦、戴舫、刘慧琴、马兰、晓鲁、朱琦、程宝林、孟悟、巫一毛、力扬、秋尘、吕红、李南央、融融、蒋濮、刘观德、张奥列、薛海翔、刘索拉、钱宁、吴民民、王毅捷、高小刚、小草、施玮、戴宁、刘瑛、叶周、黄宗之、章平、孙博、华纯等新移民作家，以在中国发表、出版作品的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坛显示自己的“存在”，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像查建英、施雨、华纯、章平、刘荒田这样的作家，更是从新移民作家变成了“海归作家”。可以说，新移民作家这个数量颇为可观的群体，已在中国当代文坛留下了独特而又坚实的脚印。
与新移民文学跨区域的特性比起来，它的跨文化属性显得隐性得多。
新移民文学的跨文化属性，主要体现为“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具，以及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不同层面上，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进行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具，在众多的新移民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以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为例，当陈河在写中国经验中的《宁死不屈》经历——小说主人公李松在中国观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历史和记忆——的时候，他的“文化心态”完全是特定时期“中国心态”的呈现：饱含难忘的英雄记忆和青春记忆；可是当他在写阿尔巴尼亚经验中的吉诺卡斯特经历——李松在阿尔巴尼亚真的踏入《宁死不屈》电影中故事发生的城市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用“中国心态”来看待这一切，而是用“在外国的中国人”心态，以一种融合了西方历史观念、宗教意识、经济优越感等复杂的多元心态，来回忆、反观、审视、重组所面对的中国历史和阿尔巴尼亚现实。
将中外文化进行嫁接的现象在新移民文学中可以说十分常见。在沙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人性“不可理喻”一面深入挖掘的“高级文化”，已渗入沙石的那些新移民故事之中；而在吕红笔下的中国爱情故事中，则可以看到“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流行小说、大众文化的汲取和借用；至于施玮将基督教的灵性文化融入自己的中国故事，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深层对话。类似的例子，在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把跨区域跨文化特性视为新移民文学的“身份标识”和本质属性。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