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Sinophone）文学论述，与后殖民文学的思路相接近。首先，它强调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差异性；其次，它将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等同于法语语系之于法国，英语语系之于英国的关系，强调海外华语语系文学对于中国具有异质互补作用。

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具有差异性，这是一个事实。沿此思路，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的开头认为，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运用不同的方言，“直接再现了现实生活的语言，拒绝掩盖语言的驳杂的真实，此足以推翻以标准语言达成统一的霸权想象”。

的确，海外华语文学虽然是中文写作，然而已经过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中国文学所不具备的自主性。在语言、文本、读者上，有着政治、历史、种族、地理等不同层面的印记，疏离着中国。针对中国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文学来说，不同时空的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文学构成了一种异质关系。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我们在国内难以意识到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反省。

在张翎的小说《羊》中，威尔逊和史密斯在那里创办学校，救济贫困，把当地儿童长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打开，让孩子们在阳光下伸直了自己的身体。这些温馨的场面，与我们在传统叙事中所塑造的传教士形象显然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作品赋予传教行为以温情，一方面将其从“文化侵略”的历史中救赎出来，另一方面其实以世俗性改写了西方冷冰冰的基督教。小说中的牧师并非如通常所想象的清心寡欲、道貌岸然以至呆板冷酷之徒，却是温存得近乎浪漫的绅士。

不过，以后殖民文学为样本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即中文文学并非殖民地文学。将华语语系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相提并论，混淆了问题的界限。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是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推行帝国语言的结果，殖民地文学由此而来，因此存在着殖民地英语或法语文学抵抗宗主国英语或法语文学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并未开拓殖民地，中国人散落四方缘于移民，有过去的战乱流落，更有当代主动向欧美地区移民。这些移民与中国的关系，并非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由于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出与中国本土不同的特征，但若把两者的关系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荒谬的。

身处海外的华语文学可能的确面临着殖民主义问题，但这种殖民主义恰恰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海外帝国主义。中文文学身处异国他乡，属于少数语言，不得不面临着宗主国主流文化的排斥。

当代北美华人，最早可以追溯到爷爷辈在美国修铁路的历史时期。在刘慧琴的小说《被遗忘的角落》里，爷爷辈的苦难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丹尼尔的爷爷是早期华人铁路工人，奶奶是印第安人。家里苦苦挣扎，供养丹尼尔，希望他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丹尼尔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获奖学金进入大学，毕业后在象征着繁华富贵的金融商业中心的大厦里拥有了工作。但苦难的命运似乎阴魂不散，丹尼尔怀孕的妻子遭遇车祸，一尸两命，他从此染上毒品，最终回到了原来他所在的这个城市最为破落的街道。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唐人街和印第安部落聚居的街道相邻并列，像两个苦难的民族相互扶持着。”这仿佛成为西方内部移民和殖民关系的一个暗喻，展现出从前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维度。

如果说刘慧琴注意到了华人与印第安人的相互扶持，老摇在《路口》中则将“我”与美国南方黑人的命运互为映衬。老摇其实很年轻，70年代生人，小说的写法也很先锋。黑人对“我”并无兴趣，他们不喜欢外人打扰。小说运用章节的交叉，写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一个是黑人的故事：罗伯特和魔鬼签约，成为布鲁斯乐手，但最终偿命；另一个是“我”在美国奋斗或者说流落的故事：先在美国留学，后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被解雇，因为解决不了身份问题，终至于订了回国机票。“我”和罗伯特的故事的交叉点，看起来是在“路口”。在南方，基督徒埋在教堂，而“路口”是流浪者的归宿。“路口”是撒旦的地盘，不仅罗伯特经不住撒旦的诱惑，“我”也在路口徜徉徘徊。老摇对于美国黑人及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的书写，在中国文学的视野里应该是较为独特的一种。

华语语系文学所运用的一个理论是“少数文学”。事实上，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严格定义的少数文学只能说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汉语写作，或者如史书美所说，是国内少数民族运用汉语进行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少数文学”，如果一定要说海外华人作家的华文写作是“少数文学”的话，那只能是针对他们所居住的所在国而言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在美国的中文写作，针对美国的主流英文写作而言，是一种“少数文学”。

对于中国而言，海外作家运用汉语写作，属于母语写作。它们并非少数文学，而恰恰是一种经由语言而得到民族归属感的写作。因此，我们在华文文学的创作中不断看到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原型主题。不过，移民的边缘性造成了他们与中西文化的双重紧张，他们不但与西方“他者”疏离，同时也与自己的母国疏离。离开了既有的政治社会的塑造，他们有可能挣脱原有的民族国家及民族文化的约束，而取得一个反省的距离。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所在国来说，是一种少数文学，或者说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揭示所在国主流殖民话语的特征。对于中国而言，它只是华文或汉语文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相对疏离，具有一定距离的部分。

国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和海外的华语语系文学是对中文文学建构的两种相反的方式。两者指称的是同样的对象，但对其定位迥异。华文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同性，强调源流关系，华文文学的论述强调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相反，华语语系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及至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强调本土性、抵抗、反中心、非正统等。在我看来，两种建构不必如此各执一端。一方面，应该注重海外华语文学的特殊价值，它与中国的中文文学互为补充。在国内，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华文文学，重要性递减，的确有等级的意味。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扭转了这一秩序，有其批判功能。但另一方面，又不应该直接套用后殖民论述，将其截然对立起来。同是中文文学，我们可以将两者看成一种异质互补关系。

事实上，各地华文文学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充满了地域流动和文化交融。白先勇游走于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是台湾作家还是北美作家？施叔青从台湾到香港再回台湾，每个地方都留下代表性作品，她到底是台湾作家、香港作家抑或北美作家？东南亚移民作家很多都在香港、台湾或大陆发表作品，他们算哪里的作家？北美新移民作家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作品市场主要在中国，他们是中国作家还是北美作家？这些都打破了华文文学的界限。如果将海外华语作家与国内的作家截然隔离，强调对立或抵抗，显然不容易。只是说，他们是独特互补的中文文学共同体的成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NOr27C1RoTTjCo+XniDp8d8Gjl62OIh9fayZ8k5tjnaIVFN1G4aueeNCOtHUob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