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世纪之交，在华文文学世界里有一种新兴的繁华茂盛、绚丽多彩的文学现象，令人瞩目。这在世界华文文学正面临着文学观念日渐陈旧，文学视野日趋偏窄，思想意蕴日显肤浅，语言文字功底日益单薄的严峻境况下，无疑带来了一个新的生长点，一个新的生机。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一支新生的主力军。它所创造出的欣欣向荣的文学新景观，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走进新世纪的新成就的新标志。这就是人们经常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的‘新移民文学’。” 这约定俗成的新移民文学的概念，尽管并不十分科学精确和完整，但它毕竟概括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移民或侨居海外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们的文学活动创作成果。如今，新世纪已到2015年，新移民文学从20世纪后期到现在，已走了整整30年的历程，当年所说的“新的生长点”“新的生机”，“正逐步形成”新的主力军，而现在就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宣告，新移民文学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华文文学大军中的绝对主力军。

新移民文学在20世纪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时国内改革开放的形势密不可分的。史无前例、汹涌澎湃的新移民大潮席卷全国，也就催生了新移民文学在全球遍地开花。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现已是功成名就、硕果累累了。

初期的新移民文学（指20世纪末期），大体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新“五七”大军的知识青年所创造的。 他们大多是出国的留学生，因而，也可称之为“新留学生文学”。它有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出来的那批留学生的文学，它逐步走出了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陈映真等老留学生文学的那种充满了孤独感、失落感的悲悯文学的阴影，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长期封闭后初出国门所产生的新鲜感和惊奇感，同时，还显现出了某种挣扎、抗争、进取、奋斗的意愿。当然，生存的困境、前途的茫然在所难免，怀乡思亲的乡愁仍是无可取代的基调。从艺术的水准、语言的锤炼方面来看，初期的新移民文学尚未能超越白、於等前辈。大量作品属经验性、倾诉性的宣泄，缺乏更深层的对思想人性的关注，可列为“输出的伤痕文学”或“洋插队文学”，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也还是初创时期的较肤浅之作。

21世纪头十年，新移民文学开始进入一个健康的成长期。从激情燃烧的岁月步入清醒冷静的思考阶段，感情的宣泄有了节制，哲理的探寻得到了开启。历史的厚重，人性的深掘，艺术架构的灵巧，语言文字的精工，把新移民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哈金的《自由的生活》，写在美国的新移民，从对自由生活的追寻，到反而失去了自由的境地，这二律背反的思考，发人深省。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写战后的日本小姨在中国的生活遭际。爱恨的交织，灵魂的搏斗，演绎出最美的广博宽大的胸怀和最纯净的真诚善良的人性。张翎的鸿篇巨制《金山》，更是从130年五代移民的血泪史中，探寻着时代、国家、社会和侨民互动演进的规律，可谓“中国百年移民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以真诚、坦率的《饥饿的女儿》蜚声海内外的虹影，又摘下一朵《好儿女花》，这株生命力最强也最卑微的小花，把母亲的身世和至爱和盘托出，真实的人性，颤抖的心灵，点点滴滴，洒落无遗。还有刘荒田、于疆，他们一个是旧金山华文作协的老会长，一个是洛杉矶华文作协的老会长。他们的散文，老辣而冷峻。历史的拷问，人性的袒露，哲理的思考，在幽默调侃的风格里尽情恣肆，既妙趣横生，又寓意隽永。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看，该到了新移民文学发展的一个成熟期，2014年在南昌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就是证明。“这是一次经历了30年的五湖四海，走南闯北，风雨兼程，艰辛跋涉后的胜利大会师；这是一场笔耕了30年的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潜心创作，硕果累累的光荣的群英会；这是一回积蓄了30年的文学经验，切磋交流，探寻研讨，立意创新的成功的大总结；这是一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极其珍贵、光彩夺目的历史里程碑。” 全球五大洲能来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少君、陈瑞琳、施雨、施玮、刘荒田、于疆、陈河、陈谦、曾晓文、李彦、周励、张奥列、华纯、王性初、王威、袁劲梅、吕红、胡仄佳、卢新华等60多位，悉数到场。在研讨会的“新移民文学成果展”中，他们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令当代文坛为之震惊。

新移民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历史和人性的深度开掘。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就是以悲愤的笔触，挑开了历史和人性的大视野，让全世界为南京的冤魂，为南京的国际友人的冤魂唱出一支动人肺腑的安魂曲。严歌苓完成了她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巨著《陆犯焉识》。“那人性的呼唤、悲悯的情怀，那忏悔的意识、批判的精神，那‘不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那顽固不化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理念，喷薄迸发出来。” 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也足见作者自身可贵的人格魅力。还有她的新长篇《床畔》（原名《护士万红》），写了一位救护植物人战士的护士万红。她一直不信那战士是植物人，为他，她忍受了各种艰辛痛苦和委屈，牺牲了青春、爱情乃至一切。这又是一位与“第九个寡妇”王葡萄一样的“只认死理，一根筋”的典型形象，而且人物个性更突出，思想意蕴更丰富深沉。

新移民文学的成熟，还表现在题材的拓展，艺术手法的多种多样，语言的精雕细刻上。张翎的新长篇《流年物语》，流年与流言并存，物语和故事齐进。家族史，血脉缘，政治运动、社会变迁，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她用一种非传统的西方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手法，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构建了一幅当代清明上河图，对历史和人性的阐释，精辟而独到，耐人寻味。她的新中篇《死着》，更是贴近国内社会现实生活。凭借高超娴熟的艺术技法，把“死了”硬撑成“死着”；正年尾，再坚持三天，医院全年死亡统计报表数据就不超标，就有奖金，家属就可多领半年工资；还有弄虚作假，多捞多得，贪污腐败，无孔不入，竟钻到医院死人身上来了。这小说倒像个讥讽的活报剧，也显现出作者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知名作家沈宁，生于书香门第，沉寂一段后又文性突发。他别开生面地以音乐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奏鸣曲”。《两份手抄的乐谱》可为代表，那位为保存珍贵乐谱而冒名顶替、慷慨就义的志士，令人扼腕！小说中那悠扬激越的乐声，定能驱散法西斯焚尸炉的乌烟瘴气，让人性的光辉重回大地。还有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加拿大华文作家陈河，我说过，“陈河神奇的经历，成就了他神奇的小说，他那神奇的小说又彰显出他写小说的神奇才华” 。他小说的背景从东南亚沙捞越的丛林到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现在又来到了北美的加拿大。他小说的人物，从游击队员到商人，现在竟又转到动物小猹身上来了。《猹》写了一场人兽大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人性与兽性，自然保护与生存竞争，矛盾与斗争，调和与化解，如何处置？这里超前敲响了世纪的警钟，难能可贵，发人深省。

新移民文学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新一代留学生文学的新发展，或许还可以说，这是新留学生文学进入了一个节点，一个新走向。新世纪前后从中国出来的新一代留学生，他们的生活状况与过去的留学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大都有着较高额奖学金，读过名牌高校，拿有高学位，有份较高薪的工作，虽还不能说已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已算是中产阶层，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华人圈子内，可算是佼佼者了。特别是，在这网络信息时代，他们与故国故乡的联系，再不是那样的“阻隔”，在空中，大半天的航程；在网上，分分钟的时间。他们现在的新问题是，在异国所接受到的现代价值观念、人文关怀，以及子女教育、自然环境等，与国内已有相当的距离，而国际经济的危机，失业的威胁，国内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事业的诱惑，迫使他们在归与不归之间作出抉择；同时，他们在青春期生长出来的海内外的种种感情纠结，延续还是割舍，也时不我待。这样就产生了陈谦的《繁枝》、洪梅的《梦在海那边》、黄宗之和朱雪梅的《平静的生活》等优秀作品。归与不归，是时代的新课题，人生的新抉择。他们的小说，用新世纪前后新留学生真实平静而又暗流涌动的生活写实，生动形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归与否、爱国与否，是不论身在何方，只看心系何处。人性的大爱、正义、善良、宽厚、忍让，会给我们指引出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我们正期待着。

（作者为南昌大学教授） yKbtZat5SHc/yWIbG+hAwizgXZKZAM9eqHGblRjuUMgHRGvdHwZdqJ6LfF+s4fDM

华语语系（Sinophone）文学论述，与后殖民文学的思路相接近。首先，它强调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差异性；其次，它将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等同于法语语系之于法国，英语语系之于英国的关系，强调海外华语语系文学对于中国具有异质互补作用。

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具有差异性，这是一个事实。沿此思路，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的开头认为，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运用不同的方言，“直接再现了现实生活的语言，拒绝掩盖语言的驳杂的真实，此足以推翻以标准语言达成统一的霸权想象”。

的确，海外华语文学虽然是中文写作，然而已经过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中国文学所不具备的自主性。在语言、文本、读者上，有着政治、历史、种族、地理等不同层面的印记，疏离着中国。针对中国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文学来说，不同时空的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文学构成了一种异质关系。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我们在国内难以意识到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反省。

在张翎的小说《羊》中，威尔逊和史密斯在那里创办学校，救济贫困，把当地儿童长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打开，让孩子们在阳光下伸直了自己的身体。这些温馨的场面，与我们在传统叙事中所塑造的传教士形象显然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作品赋予传教行为以温情，一方面将其从“文化侵略”的历史中救赎出来，另一方面其实以世俗性改写了西方冷冰冰的基督教。小说中的牧师并非如通常所想象的清心寡欲、道貌岸然以至呆板冷酷之徒，却是温存得近乎浪漫的绅士。

不过，以后殖民文学为样本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即中文文学并非殖民地文学。将华语语系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相提并论，混淆了问题的界限。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是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推行帝国语言的结果，殖民地文学由此而来，因此存在着殖民地英语或法语文学抵抗宗主国英语或法语文学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并未开拓殖民地，中国人散落四方缘于移民，有过去的战乱流落，更有当代主动向欧美地区移民。这些移民与中国的关系，并非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由于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出与中国本土不同的特征，但若把两者的关系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荒谬的。

身处海外的华语文学可能的确面临着殖民主义问题，但这种殖民主义恰恰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海外帝国主义。中文文学身处异国他乡，属于少数语言，不得不面临着宗主国主流文化的排斥。

当代北美华人，最早可以追溯到爷爷辈在美国修铁路的历史时期。在刘慧琴的小说《被遗忘的角落》里，爷爷辈的苦难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丹尼尔的爷爷是早期华人铁路工人，奶奶是印第安人。家里苦苦挣扎，供养丹尼尔，希望他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丹尼尔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获奖学金进入大学，毕业后在象征着繁华富贵的金融商业中心的大厦里拥有了工作。但苦难的命运似乎阴魂不散，丹尼尔怀孕的妻子遭遇车祸，一尸两命，他从此染上毒品，最终回到了原来他所在的这个城市最为破落的街道。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唐人街和印第安部落聚居的街道相邻并列，像两个苦难的民族相互扶持着。”这仿佛成为西方内部移民和殖民关系的一个暗喻，展现出从前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维度。

如果说刘慧琴注意到了华人与印第安人的相互扶持，老摇在《路口》中则将“我”与美国南方黑人的命运互为映衬。老摇其实很年轻，70年代生人，小说的写法也很先锋。黑人对“我”并无兴趣，他们不喜欢外人打扰。小说运用章节的交叉，写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一个是黑人的故事：罗伯特和魔鬼签约，成为布鲁斯乐手，但最终偿命；另一个是“我”在美国奋斗或者说流落的故事：先在美国留学，后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被解雇，因为解决不了身份问题，终至于订了回国机票。“我”和罗伯特的故事的交叉点，看起来是在“路口”。在南方，基督徒埋在教堂，而“路口”是流浪者的归宿。“路口”是撒旦的地盘，不仅罗伯特经不住撒旦的诱惑，“我”也在路口徜徉徘徊。老摇对于美国黑人及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的书写，在中国文学的视野里应该是较为独特的一种。

华语语系文学所运用的一个理论是“少数文学”。事实上，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严格定义的少数文学只能说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汉语写作，或者如史书美所说，是国内少数民族运用汉语进行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少数文学”，如果一定要说海外华人作家的华文写作是“少数文学”的话，那只能是针对他们所居住的所在国而言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在美国的中文写作，针对美国的主流英文写作而言，是一种“少数文学”。

对于中国而言，海外作家运用汉语写作，属于母语写作。它们并非少数文学，而恰恰是一种经由语言而得到民族归属感的写作。因此，我们在华文文学的创作中不断看到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原型主题。不过，移民的边缘性造成了他们与中西文化的双重紧张，他们不但与西方“他者”疏离，同时也与自己的母国疏离。离开了既有的政治社会的塑造，他们有可能挣脱原有的民族国家及民族文化的约束，而取得一个反省的距离。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所在国来说，是一种少数文学，或者说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揭示所在国主流殖民话语的特征。对于中国而言，它只是华文或汉语文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相对疏离，具有一定距离的部分。

国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和海外的华语语系文学是对中文文学建构的两种相反的方式。两者指称的是同样的对象，但对其定位迥异。华文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同性，强调源流关系，华文文学的论述强调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相反，华语语系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及至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强调本土性、抵抗、反中心、非正统等。在我看来，两种建构不必如此各执一端。一方面，应该注重海外华语文学的特殊价值，它与中国的中文文学互为补充。在国内，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华文文学，重要性递减，的确有等级的意味。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扭转了这一秩序，有其批判功能。但另一方面，又不应该直接套用后殖民论述，将其截然对立起来。同是中文文学，我们可以将两者看成一种异质互补关系。

事实上，各地华文文学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充满了地域流动和文化交融。白先勇游走于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是台湾作家还是北美作家？施叔青从台湾到香港再回台湾，每个地方都留下代表性作品，她到底是台湾作家、香港作家抑或北美作家？东南亚移民作家很多都在香港、台湾或大陆发表作品，他们算哪里的作家？北美新移民作家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作品市场主要在中国，他们是中国作家还是北美作家？这些都打破了华文文学的界限。如果将海外华语作家与国内的作家截然隔离，强调对立或抵抗，显然不容易。只是说，他们是独特互补的中文文学共同体的成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yKbtZat5SHc/yWIbG+hAwizgXZKZAM9eqHGblRjuUMgHRGvdHwZdqJ6LfF+s4f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