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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党中央即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工作，我也参加了奔赴东北的行列。从1945年10月到1948年10月整三年间，我曾四进长春。回忆起我能有此机会参加解放长春的斗争和接管城市工作的全过程，深感幸运。现在我把它整理出来，也许是有意义的。
1945年10月上旬，我和陈维清（到东北后化名夏甬）一同到达了长春市。不久，张启龙、袁任远等同志也到达了长春。张启龙等同志是中共东北局派来建立中共吉林省工委的。张启龙任省工委书记，我是省工委的成员之一，兼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
日本投降后，我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其主要负责人是申东黎、徐慎、赵东黎、傅根深、刘健民等同志。当时党的组织不能公开，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
我到长春之后，即由我任市委书记，申东黎为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部长，徐慎任组织部部长，赵东黎任民运部部长。我首先向市委传达了中共“七大”精神，并听取了申东黎等同志对长春市基本情况和当前形势的汇报。然后研究贯彻“七大”精神，开展工作和市委成员的分工问题。
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驻地，曾是日伪统治东北人民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苏军进入长春市之后，将首脑机关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司令部院内，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就住在那里。苏军在长春实施了军事管制，成立了长春卫戍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原伪满协和会楼内（现军人俱乐部），司令员是苏联红军英雄加尔洛夫少将，副司令员是周保中同志。
此时，地下国民党成立了吉林省国民党党部和长春市国民党专员办事处，并挂出国民党的牌子，进行公开活动。苏军的态度是承认国民党的机构，但要求不许进行“反苏”“反共”宣传，不许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对我党和八路军的态度则通过周保中副司令员向我党市委传达苏军不许我们挂共产党、八路军的牌子，但准许共产党组织群众和发展党员，准许组织地方武装，并把长春市公安局交给周保中领导，当时周保中派张庆和（伪满军事部参谋，同我冀东根据地人员有联系，又是李大钊的亲属）任市公安局局长，并把张庆和介绍给市委徐慎同志，以便对他进行帮助和领导。苏军还要求周保中协助搜集国民党“反苏”“反共”、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材料，周保中同志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徐慎。
苏军进入长春市后，即组织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明确规定中苏友协的委员，要有国民党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两党的名额是相等的，苏军代表谢德明（中国话讲得很好）确定赵东黎、刘健民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中苏友协，并在讲话时说，“友协”的工作要多听听赵东黎的意见，“友协”的工作就由赵东黎来领导，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苏军谢德明指定的，是“东北作家联盟”的单庚生（又名外文），伪满的文化人。苏军还决定中苏友协出一份报纸，报名为《光明日报》。友协的办公楼、《光明日报》的印刷厂都是苏军指定的，办报用的纸张也是苏军供给的。
中苏友协开始一段时间的工作，实际是苏军谢德明和周保中领导的，后来交给了赵东黎领导。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代表自动不到友协办公了。中苏友协就成了我党各根据地的联络点。
当时，长春市的形势非常复杂。日本投降后，伪满汉奸被苏军俘虏去了，但伪满军队除少数将官被俘外，绝大部分分散在市内和东北各地，特务、警察大部分跑到外地隐藏起来，少数藏在市内，日伪的工厂遭到很大破坏都停产了。学校也都停课了。商店也不能正常营业，自由市场却非常活跃。市内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非常混乱。苏军白天黑夜加紧巡逻，压制了抢劫风。这时长春市只有一个维持会，没有政府。苏军表示市政府不能交给我们接收。国民党到处发展党员，收买日伪残余分子，扩展势力。特务、流氓到处捣乱、破坏。
根据长春市的基本情况和当时的形势，我特别强调了在苏军军管长春市的情况下，一定要遵守苏军军管的法制、法令，积极贯彻我党的“七大”精神；要求市委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长春市的人民，由于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中毒很深，对共产党不太了解，把从关里来的共产党干部当作外国人，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大多数人不愿接触共产党，加之个别苏军犯纪律，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错误认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性质区分不清，有的人对国民党存有盲目的正统思想，希望蒋介石快来接收长春，可使苏军早些撤走。据此，我们首要任务是大力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与国民党性质有着根本区别。
日本投降后，我地下党长春市委组织了一批失业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2000余人，建立了一支“吉长部队”，刘健民任司令、傅根深任政委。苏军对我们这支部队是支持的，敞开原日本仓库的大门，让我们去取枪支弹药。市委为加强这支部队的建设，派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参加部队工作，经常组织“青年读书会”的同学和工厂的失业工人，在晚上坐上汽车到苏军看守着的日军仓库，把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尽量搬出来，运送到部队里去。
长春市公安局局长是张庆和，为了加强对公安局的领导，市委派了从延安来的干部李成功同志去当副局长。并带去100多名干部，把市公安局和分局都接管了。公安局和苏军配合，保证了社会的治安，也保证了我党工作人员的安全。
为加强领导，市委首先充实了各部门的干部，然后建立了各区的中共区委。长春市共有8个区，市委派了从延安和各根据地调来的干部去担任中共区委书记。因干部缺乏，有的区委一时配不上区委书记，有的同志（如夏雨）兼任了和顺和大同两个区的区委书记。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市委指出既要积极大胆，又要谨慎稳妥地发展党员，不可盲目图快。同时，在有条件的群众组织内，尽快建立党的支部。“长春工人联盟”主任是何琪、副主任张振亚，还有方德良、韩春、江维华等，都是党员干部，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何琪。支部大力发展党员，把有觉悟的工人、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青年读书会”，是在日本投降后由我地下党组织成立起来的，吸收了几百名要求进步的青年。这些青年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步很快，成了我党的骨干力量。
日本投降后，长春市的爱国进步青年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市委对他们加强了领导，派了得力干部去参加工作。如“新青年同盟”，市委派了杨国风去工作；“东北妇女同盟”，原负责人是赵逖，市委派苏东去加强了领导；“青年进步学会”“东北电影工作者同盟”“电政技术联盟”等都有地下党员参加工作。赵东黎和刘健民亲自与他们联系。
“八一五”光复后我抗日联军配合苏军进入长春市，王一知同志（周保中夫人）以苏军代表身份接管了伪满广播电台。从此开始，即大力开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联军英勇事迹，宣传苏军正义援助，号召人民遵守法令、安定秩序，使长春市人民很快听到了我党的声音。
为使“中苏友协”的《光明日报》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市委对该报加强了领导，于11月初，派了从延安来的萧林同志去任总编。
创办市委党报《长春新报》，是我一到长春就亲自抓起来的一项工作。我兼任社长，报头是我书写，发刊词、重要社论都由我亲自撰写，每日的清样也是亲自审定的。我派了杨文元同志负责《长春新报》的发行工作。11月初，章欣潮同志从延安来到长春，我即派他任《长春新报》的总编。报纸的消息来源主要依靠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由翟新同志（苏东的妹妹）负责，日日夜夜地收听，因电力不足，收听十分困难，工作非常艰苦。
办报纸最困难的是没有钱。我从周保中那里拿了十两烟土，交给市委秘书处长王永生变成了钱；然后我又去海龙县梅河口，找了彭真、李立三、何凯丰、邹大鹏和杨至成等同志。总后勤杨至成给了我200万伪满币，有两麻袋。总算把《长春新报》办起来了。从1945年10月开始筹办到11月15日出了创刊号。
《长春新报》的创办，同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工人们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把铅字都藏了起来，后来得知中共市委要办报纸，就把铅字搬出来送给我们，有的工人还写了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收到这些铅字和信，非常受感动。《光明日报》和印刷厂的工人，对《长春新报》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苏军对我党办报是支持的，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还给我们的报社站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使《长春新报》很快就和群众见面了。通过《长春新报》对我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阴谋，清除日伪的奴化思想，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提高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
1945年11月初，东北局派了刘居英同志来接任长春市市长。
日本投降以后，长春市没有政府，只有一个维持会，会长是伪满时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长曹肇元。
1945年10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张家傲同苏军谈判接收各级政权问题，但因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国民党全部接收人员撤出长春市回北平，以此压苏军让步。于是苏军通知周保中说长春市要成立一个灰色政府，要周保中代找一个灰色人物当市长，且要思想进步、能够受共产党领导的。周保中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徐慎同志。徐慎同志找了一个符合这条件的荆某，并得到苏军的同意。但不几天，又告知不用荆某了。苏军已与我党商定，由我党选派一名干部当市长。刘居英就是根据这个协议来任市长的。同来的还有张文海同志，任政府秘书长，作为刘居英的助手。刘居英根据市委对市政府的施政方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施政纲领，市委讨论一致同意。市政府宣布成立以后，很快发布了施政纲领。市委派去大批干部，市政府首先任命各区的区长，建立了人民政权。其他部门也安排了我们的干部，刘居英很能干，对市政府工作熟悉，处理问题干练得当，伪满旧政府的职员都很佩服他，但可惜时间不长。有一天，苏军长春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把长春卫戍副司令周保中和长春市市长刘居英叫去，他指着维持会会长曹肇元对刘居英说：“我们以前让你当市长，因为曹先生身体不好，现在他已好了，今后还是由他当市长。”“你把市长职权交给他。”刘居英无可奈何，就把市长的职权交了出去。
苏军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应在1945年12月撤出东北三省，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苏军在撤出之前，要求我党领导的军队、党政机关、报社和各群众团体等全部撤出。
日本投降后，到1945年11月中旬，我们已有两万多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再加上我党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我们在东北有足够的兵力和干部控制东北，蒋介石想独霸东北，看到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很大，他的军队还没有运到长春难以对付，就挽留苏军继续驻扎长春，推迟撤兵，想利用苏军来限制我们的行动。同时又不断向苏联提出抗议，给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准许他的中央军空运到长春，并向苏联要求把长春市政府交给国民党接收大员。我党为尊重苏军的要求，决定吉林省工委和军区于1945年11月19日撤出长春，到拉拉屯，长春市委还暂留在长春。但苏军又不断命令我党长春市委领导下的吉长部队、群众团体、报社等一律撤出长春市30公里之外。如果我们不执行苏军的命令，就要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30公里之外。
我们在长春不能工作下去的情况下，就按照苏军的要求于1945年12月中旬全部撤出了长春市，到了岔路河。把一批新发展的党员也带出长春，送到桦甸训练班去学习。只有市委徐慎同志被留在长春市与一位苏军中校联系，互通信息。
1945年12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工委在岔路河组织召开了吉林省人民代表会议，并邀请一些地方开明人士参加了会议。会上组成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周保中任省长，副省长是周鲸文（没有到会），刘居英任省政府秘书长，各部门安排了负责人。
1946年1月23日，东北局决定，把吉林省工委和军区扩建成吉辽省委和吉辽省军区，林枫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启龙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副政委，军区司令是周保中，副司令是陈光。我仍任省委委员。
我第二次进长春，是1946年1月初秘密潜入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在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地下党员孙亚明同志。他当时任长春市政府参事及“敌伪产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市长赵君迈兼任主任），我同他定时见面，得以及时地了解和研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和问题；在我地下党员帮助下，接触赵君迈，进行统战工作。另外，我还带了赵东黎、章欣潮、杨文元等同志秘密进入长春，进行《长春新报》复刊工作。这是苏军让我们回来恢复的。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仅仅用了几天时间，于2月8日即复刊了《长春新报》。可是，我们的报纸一出现，就受到了苏军的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按苏军的规定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就出报了。苏军为防止国民党也可能出现不登记就出报的现象，所以不得不召集了市内各报纸的总编辑开会，《长春新报》总编章欣潮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苏军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严肃地批评了《长春新报》违背卫戍司令部的条令，应受到停止出报的处罚，但又表示《长春新报》因不了解卫戍司令部的管理条令，是初犯，可以准许继续出报，以后如有未经卫戍司令部批准出报的，必须严加处理，即要查封、禁止出报。我们认识到苏军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应该尊重苏军的管理。这时国民党在长春市内已办了七八种报纸，都是进行反动宣传的，只有一份“中苏友协”的《光明日报》受我党的领导是进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即让我们的《长春新报》回长春来复刊的。
我们为使《长春新报》在国民党政府也有合法地位，我还亲自去市政府见了长春市市长赵君迈，争取了他的同意，并还批准给报社办公楼及印刷厂和全套设备。孙亚明同志就将福昌公司大楼批给了我们作为办公室和宿舍用。我们把每天的报纸清样送市政府社会局审查，社会局局长叶绍南（即孙大光）也是我们的同志，因他的党的关系没有转来，只是工作关系。他看了《长春新报》清样就签发了。
我在这段期间，看到长春市的人民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1945年12月，苏军把市政府、公安局、监狱、广播电台等单位交给了国民党。市长赵君迈带着一批接收人员把这些单位接收了，苏军驻在各单位的军管代表也都撤出了，苏军还准许国民党空运一个“铁石”部队进驻长春。这个部队原是伪满派到冀东打八路军的伪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把这个伪军部队编为中央军。这支伪军（编为中央军）部队还没运到长春之前，国民党的《长春日报》就宣传中央军快到长春了。这批伪军运到长春之后，穿着中央军的服装在市内一出现，市民群众就认出是伪满“铁石”部队，就喧嚷起来“汉奸部队变成中央军了”。这样不仅影响了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也证实了共产党说“蒋介石把汉奸部队变为中央军，来打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这件事教育了群众。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开始转变了。
在这期间，我还协助邹大鹏、彭加伦同志在长春市内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苏军同意我们在市内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由苏军提供房子，并派了警卫守卫。东北局派了邹大鹏、彭加伦带了一部电台到长春，我和徐慎正忙着调配干部等事。不料，到4月初，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还没挂出来，苏军就通知我们和邹大鹏、彭加伦等，要做好撤出长春的准备。大约在4月10日之前，苏军的装甲车、大卡车、吉普车就把我们的人员和物资一起送出了长春市，送到双阳县和磐石县。这是我第二次撤出长春。在这段时间里，我在长春进进出出，坚持了3个多月的地下工作。当时没有固定住处，多半住在群众家里，依靠着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掩护进行活动。地下党员王永生同志有很好的群众关系，在我住过的老百姓家，他们都承受着严酷的寒冷，整夜为我放哨。我是南方人，受不起这种严寒。有一次，我在进出长春的路上，因坐在车子里没有活动，我的双腿冻得麻木不能动了，周保中同志发现了，急忙让把车开进屯子，找了一个老百姓家，他用雪亲自给我搓双腿，足有两个钟头，才使我的腿感到有点暖意，这时保中同志才让我上炕。然后他对我说：受了冻马上上炕很危险，会使腿冻坏、烂掉的。这是他长期在东北战斗的实践经验。我很感激保中同志保住了我的双腿。
在另一次的路上，我还遇到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进长春坐的车子，要路过一条小河，因桥坏了，老百姓用木头、石块搭架起来。汽车过桥时不慎翻了车，幸好有一根大木桩给挡住没有翻下河去，我紧紧抓住车子方向盘，当地的老乡们闻讯赶来，用绳子把车子拉过河，总算脱离了危险。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地下党员的作用是很大的。石丹同志怀孕快分娩了，我们把她安排到很反动的“铁石”医院，交给了两名地下党员照顾她，使她安然无恙。
《长春新报》在长春市内复刊，它始终为宣传我党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打内战阴谋，清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在人民中散布的流毒，起着很好的教育群众的作用，以致国民党反动派极度害怕我们的报纸，于4月10日左右，它又被迫停刊了。
我第三次进长春，是1946年4月18日我军首克长春之际。
根据苏军同国民党当局的协议，苏联红军定于1946年4月15日撤出长春。4月14日中午12时苏军的最后一次撤兵的列车开出长春火车站，下午2时我军就开始攻打长春。4月18日晚7时攻克了长春。这是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这次战斗歼灭了姜鹏飞指挥的第二、第四两个总队1万多人，加上5个警察中队、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以及由日本人组成的独立团特殊部队，共2万余人，其中俘虏14000余人，包括国民党的长春城防司令中将陈家桢以及高级军政人员40余人。
这次进长春后，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我仍任市委书记，徐慎任市委秘书长、陈东平任组织部部长、王阑西任宣传部部长、陈郁任东北工会主席兼长春市工会主席。市委机关和我都住在沈瑞林的公馆里。刘居英是同我一起进长春的。刘居英任市长，张文海任秘书长，于克任公安局局长。东北局也迁到了长春，又分配一批干部给长春市委，长春市委的班子也健全了，市政府的班子也健全了，还组建了各区中共区委、区政府、公安局，并配上了负责干部，这些干部是很强的。如大同区中共区委书记刘俊秀、东荣区中共区委书记黄霖等都是老干部、老同志。这比第一次进长春时大大加强了。市委、市政府积极准备接收工厂、学校和市政机关，组织力量恢复生产。经过短短几天的紧张工作，城市交通恢复了，学校开学了，供电问题也解决了。东北局还调来《东北日报》的魏东明同志帮助复刊《长春新报》，复刊词是魏东明撰写的，社长仍由我兼任，章欣潮仍任总编，杨文元负责发行和对外接洽事务。《长春新报》很快复刊了，成为长春市委的党报。开始，每日的报纸清样都由我审查，后来因工作实在太忙顾不上了，交给了魏东明看清样，这样减轻了我很大的工作量。不久，东北局宣传部派了一位同志来找我谈话，说是《长春新报》在长春有群众基础，《东北日报》没有《长春新报》发行量大。并说：“没有一个城市办两个党报的，宣传部要你们把《长春新报》交给《东北日报》。”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一个城市不能办两个党报，哪有这个规定。当然，我还是照顾大局，把《长春新报》交给了东北局的《东北日报》。
这里我提一下统战工作。1946年2、3月间，我潜入长春做地下工作时，接到转来的周恩来同志给我的电报，要我去找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做他的统战工作。赵君迈是湖南人，是当年北洋军阀时代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赵恒惕的弟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是太子派，以前和我党有联系。我通过地下党员孙亚明的联系同他约见。在一个星期日，我给赵君迈的公馆打了个电话，赵君迈接了电话，我用暗语讲了我是石磊（曹瑛同志的化名），他很机警，就约定一个时间要我去他那里，我准时赴约。在进他的院子前为预防不测，我和孙亚明商量好暗号：他手里拿着报纸，表示不要进去。如手里没拿报纸表示可以进去。我见到赵君迈，他很客气地欢迎，寒暄几句便说：“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谈。”我同他坐上汽车到了一栋雪白的大楼里。这原是伪满总理张景惠的公馆，改为市政府招待所的，这时宋美龄正飞来长春也住在这座大楼里。她是代表蒋介石来“慰问”苏军驻守在长春市的将士们的。宋美龄在长春还召开了一个妇女大会，我们地下党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把传单带进会场散发。赵君迈就在这栋白色的大楼里宴请了我，我们在席间交谈了一些情况，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他表示同意。谈话后我就告辞了。
这次我军打进长春时，国民党的党政人员都成了俘虏，其中也有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和地下党员孙亚明同志。当时彭加伦同志负责看管这些高级俘虏。赵君迈向他讲了同我的关系，彭加伦即向我汇报。我即同赵君迈会了一次面，向他做了解释工作，我对他说：“为了革命工作和你的安全还得委屈一下。”赵君迈表示理解。过不久，国民党同我们交换俘虏时，我们用赵君迈、孙亚明换回了作家金人等二人。金人是在沈阳市任地下市委书记时被捕的。这样孙亚明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被暴露，继续在赵君迈那里工作，以后，赵君迈一直同我党有联系。后来将孙亚明和他的关系交给徐慎同志了。徐慎于1947年，同他们商议在解放长春时，进行里应外合的工作。
当时我们还抓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支援前线。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攻打被我们解放的四平街，保卫四平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支援前线的任务很重，由市政府出面动员资本家捐款，我们尽力组织物资运送前线。二是积极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已集中起来，拟定于5月24日正式开会，民主选举市长。不料5月22日下午突然接到通知，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地址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要我去参加，会议气氛很紧张，会上宣布立即撤出长春市，决定要在半夜12时以前全部撤出。下午4时我回到市委，一方面把上级指示告诉代表们，会不开了。这使大家感到太突然了，4月18日进长春时，上级讲要“永坐长春”，四平吃紧时还提出保卫大长春，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长春市；另一方面即刻通知市委秘书长徐慎（已得林枫秘书通知），要市委领导的单位今晚全部撤出长春市，去吉林。直到交通员把通知都送到各单位回来了，最后我和徐慎、王永生带领市委机关的人员向吉林方向撤去。王永生找来一辆汽车，是准备我和徐慎等撤出用的。车主人说：“这辆车是我个人的。”王永生耐心地动员车主人说：“以后一定还你，你不要害怕。”这已是5月22日午夜了，我们随部队离开了长春市。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长春，仅一个月多几天，工作刚刚展开，就又撤出来。
5月23日，我们撤到了岔路河。这时王永生才发现在忙乱中把几百发子弹丢了。我批评他：“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这个东西怎么能丢！”这同志平时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这次出于太急忙，故也不能完全怪他，事已至此也就没有办法了。
在岔路河稍事休息后，我和徐慎等又转移到吉林市，休息了几天。5月28日，我们又撤出吉林市，往延边地区进发。走了有20里路的样子，汽车坏了，又派汽车队长赶着马车去买零件，可是好久也买不回来。王永生急中生智拿出2000元伪币对一位老司机说：“看样子，我们要步行了。”老司机答应修理一下，还真不错，汽车修好了，我们又乘车到了敦化县，在敦化住了一段时间。
1946年7月11日至24日，吉辽省委在敦化召开了扩大会议，由陈正人同志主持会议。1946年5月19日和5月22日相继撤出四平和长春后，东北局即于1946年7月7日为今后东北的战略方针做出决议，并于1946年7月11日，经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省委扩大会议正是根据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来召开的。会上大家检查了前阶段的工作和对形势的认识以及对中央的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情况，总结了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在会上发言激烈，各自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对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了适当的评价，指出存在右的倾向。在分析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反奸清算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次会议还进行了省委的改组，把吉辽省委改为吉林省委，吉辽省委书记林枫调回东北局，由陈正人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启龙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我仍任宣传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孔原任民运部部长，李初黎为秘书长，白栋材是副秘书长兼管组织工作，1947年10月由杨尚奎任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是周保中，政治部主任是唐天际，政治部副主任仍为谭甫仁，赖传珠任参谋长。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吕正操、万毅同志。东北地区有很多日军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的仓库，我们及时收集了这些物资，装备新成立的人民部队。
1946年8月17日，陈正人、周保中同志带领着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等机关和干部进驻了延吉市。省委机关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从此，我在吉林省委担任一段宣传工作，直到1947年2月去敦化县任中心县委书记。3月，敦化中心县委改为吉敦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刘俊秀任副书记，邓克明任军区司令员，我兼政委。专员是董昆一。当时吉敦地委主要任务，一是继续搞土改；二是剿灭残匪；三是准备攻打吉林市，后来吉林市没打。1947年9月我又回到省委，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我任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不久，孔原同志来接任市委书记，我又被调回吉林省委，继续任宣传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主要为解放长春做准备工作。
第四次进长春，是1948年10月19日我军最后解放长春。1948年8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组织成立。同时东北局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我正在哈尔滨被通知参加。东北局城工部部长先是王稼祥，后由李立三接任。这次会议主要就是为解放长春部署准备工作。会议之后，我即被留在哈尔滨东北局城工部进行一切准备进长春的工作。此时，中央决定长春市为特别市，直接受东北局领导。
为攻打长春，1948年4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围城第一指挥所成立。由辽东军区机关、吉林军区前线指挥部和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组成围城司令部，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是解方。还有陈光、陈伯均等同志参加。5月24日开始围城。1948年7月9日，东北局常委决定成立长春市筹备委员会，由我和邹大鹏、杨实人、于克、陈刚等人组成，我为主任，受东北局直接领导。我曾几次到长春市外围第一线指挥所了解情况，配合工作。
我们围困长春，国民党“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依靠他的优良装备和空投物资死守长春市。郑洞国的司令部设在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里。长春市内还有曾泽生的第六十军。由于围困时间长了，城内粮食已吃一空，国民党的运输机日夜空投各种食品，但也无济于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六十军两个部队为争抢空投物资互不相让，发生尖锐矛盾。我们党在此做了大量工作，曾泽生于1948年10月17日率部起义。随后新七军和郑洞国也相继投诚。10月19日，长春市最后解放了。
我于10月18日带领部分干部随部队进入长春市区，成立了中共长春特别市委和市人民政府，10月20日成立了军管会。我任长春特别市委书记，邹大鹏任市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任军管会主任，我和邹大鹏都是军管会副主任。市委除我任书记外，组织部部长是陈刚，宣传部部长王阑西，秘书长徐慎。市政府除了邹大鹏市长外，张文海任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警备司令是曹里怀，我兼政委。
进城后，第一件事是救灾工作。长春被围困期间，由于国民党实行了“杀民养军”政策，使很多老百姓因没有粮食吃而饿死了。我们乘车入城，看到道路两旁死尸横陈，惨不忍睹。老百姓家，有的一家一家地饿死在炕上，活着的人也都奄奄一息。当时天气已寒冷，不少人还没有穿上棉衣。我采取紧急措施向市民发放粮食、棉衣，埋葬死尸，使人心慢慢地安定下来。
我最后一次进入长春，在长春工作的时间太短了，还不到10天，很多重要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抓起来，就奉调回中央。东北局派来朱光同志接任市委书记。当我将要离别长春市的时刻，回顾我这段极其紧张的工作，三年期间同市委所有的同志结成了战斗情谊，留恋至深。有的同志想报党中央挽留我，为坚决服从中央的调令，我只好谢绝了同志们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