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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以后，国民党在北满组织的伪军土匪大部被肃清。我军除三五九旅外，黄克诚同志率华中一个师，也进入北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了三肇地区的土匪武装，解放了一批县城。同时由于我们执行了反奸反霸，分“开拓团”和“满拓团”的土地给群众的正确政策，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部队迅速扩大。由于我军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北满地区城乡形势均有明显好转。
大约在1946年3月末或4月初，我们得知苏军已决定于5月内全部撤出东北。为了在苏军撤走时，我军能立即占领哈尔滨市，北满领导机关又从通河迁回宾县。1946年4月初，我受分局派遣，从宾县经呼兰越过正在融冰的松花江进入哈尔滨市，找到留在市内的王友、毛诚等同志，说明了我的任务：一是探听苏联红军撤走的确切日期；二是探听他们对我们进驻哈市有什么意见；三是切实了解一下国民党在哈尔滨市到底有多少地下武装力量。
我在哈尔滨停留了四五天后，直接返回宾县城。这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机关工作人员已全部集中在宾县城，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北满分局决定进占哈尔滨市。
1946年4月20日前后，听说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的总部已撤到哈市，我军就缓缓向哈尔滨市三棵树区移动。就在这个时候，哈尔滨市工商学各界头面人物30余人，其中能记得的有孙世琨、徐信之等来到宾县城，求见陈云同志，请求我军早日进入哈尔滨市，维持社会秩序，并避免在市内发生武装冲突，使人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凡这类事，陈云同志规定一个原则，要我代表他见面。因为我经常去哈尔滨市，在上层人物中，我和一些人都互相认识。我和他们见面后，看了他们带来的请愿书，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首先表示热烈欢迎，并接受他们的请求，让民主联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
在接见交谈中，只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避免发生武装冲突问题，这是他们前来请愿的主要目的。我按陈云同志指示，说明我们民主联军绝不愿同室操戈，我们希望哈尔滨能和平解放。这个问题关键不在我方，要看国民党地下军是否抵抗，如果他们不加抵抗，我们就保证不进攻他们，以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代表对哈尔滨市的情况比我们了解得清楚。他们一口答应，担保对方不会抵抗。后来又谈了一些情况，他们才说明，除了那200多名伪军改编的保安队外，所说的国民党地下军多少多少，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且那200多名保安队，现在已开始脱掉军衣，陆续向江北逃跑，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请我们放心。我把这些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认为所说情况基本可信，可以达成口头协议。
大约4月20日，驻防在三棵树的苏军已全部撤到哈尔滨市中心区，我军即进入该区。4月27日前，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对待国民党派到哈尔滨市准备去“接收”牡丹江、合江、北安、黑龙江等省100余人的接收大员们（他们住在哈尔滨市一所中学校内），但到了27日，他们把市政府的重要东西席卷一空，全部随苏军撤往海参崴，然后乘轮船回到上海转南京老巢去了。他们没有带走本地收容的汉奸、土匪（个别人除外），叫他们分散逃往北平。北平解放后，这些人被解回哈尔滨市，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处。
1946年4月28日，苏军后卫部队离开哈尔滨市。我军先头部队几乎是同时进入哈尔滨市，未放一枪，解放了哈尔滨市。由于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都可以说是径直进入原定的驻地，应当控制的重要地点立即加以控制，未发生任何紊乱事情。
本来在宾县时，北满分局已决定派我担任哈尔滨市市长。进入哈市一周后，我才到市政府就职，因为这个期间，有一些问题需要在党内统一认识，还要听听群众的反映，对伪满及国民党接收后遗留下来的1200多名市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安置，各局局长应聘请哪些社会知名人士出任等都需要研究。
5月3日，我经松江省政府正式委任（当时我叫刘成栋）为哈尔滨市市长，并即日到任工作。在何治安先生陪同下，我听取了原国民党市政府一位秘书处长的汇报。他主要介绍了原市政府有几个局和局长的情况，随后引导我到各局与工作人员见面。我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努力工作，奉公守法，不贪污，不营私舞弊；我们对大家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等，主要是安定人心。
4月28日我们进驻哈尔滨市时，上级分配给市委的干部，我记得不到40人。其中有近30位同志被分到各区去，组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了。所以，我到市政府上班的第一天，只带一名警卫员魏子明同志。
过了五六天，我记得是毛诚同志提出，不能叫刘成栋一个人带个警卫员去当市长，这才决定派郭霁云同志到市政府给我当秘书，我才有了一个助手。
不久，张观同志到市政府主要抓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我们除收集各种战争物资之外，还得筹集军费，安置伤病员，并准备安排即将由长春撤来的东北局领导机关，等等。后来，东北局派到哈市工作的主要干部有市政府秘书长刘披云、公安局局长陈龙、教育局局长蒋南翔，还有饶斌、朱其文、陈一凡等同志，他们都是市委主要成员。
1946年5月下旬，东北局撤到哈市后，北满分局即撤销，合并到东北局。哈尔滨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直接由东北局决定。一些重要工作，我必须向陈云同志请示汇报。陈云同志去东满分局任书记后，就向李富春同志请示汇报。后来，王稼祥同志病愈由苏联回国，到哈尔滨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我又经常向王稼祥同志汇报。当时，东北局对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
1946年10月，由于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紧迫，建立了新的区政府，委派了新区长。街道政权的建立比较复杂，随着发动群众的深入，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造，才逐渐完善起来。
哈尔滨在历史上是一个商业、外贸城市，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大商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向全东北中小城市批发。有七八家大的火磨（制粉）和十三四家较大的制油厂。其他工业除了中长铁路的附属工厂外，只有一些为农产品加工服务的中小工厂。但是这些工厂经过日伪14年的统治，已日趋衰败，国外商品来源已完全断绝，本市能够制造的小商品也因日本经济掠夺而无法继续生产。整个哈尔滨的经济处于日渐衰退的情势之中。工厂、商店停业，工人、店员失业的很多。当时，哈尔滨的粮食、燃料、动力都很紧张，物价上涨很快。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占领小丰满水电站后，切断了哈尔滨的电源，当时哈尔滨市虽然有一个发电厂能发一点电，但只供铁路和主要工厂、机关照明，市民已无电照明。全市的日供水量只有5000吨，市内公共交通车辆基本断绝。
我军撤出四平后，东北局领导机关又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援下，直下长春，大有一举吞下全东北之势。这时，我们也做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
当时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把军事物资、老弱病残和一些非战斗人员撤走；另一方面要准备对可能被敌人利用加强其作战能力的设施进行破坏。这个任务交给王友同志负责。经研究，需要破坏的首要目标是松花江大桥，交由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亢同志负责执行，先在桥墩上凿洞放好炸药，准备由最后撤出的部队引爆。
还有一些既可军用又可民用的设施，是否也加以破坏就有争论了。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是铁路大转盘（机车掉头设备），有的同志主张破坏，王友同志坚决反对破坏，结果市委决定保留。
1946年端阳节前两三天，陈云同志通知我随他一起撤走。我认为我应随卫戍部队最后撤离哈尔滨。陈云同志告诉我，这是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你必须照办。我不得已，出了个市政府端阳节放假三天的布告。我三天未到市政府去上班，等待随陈云同志撤退。
在准备撤退的时候，哈尔滨市的知名人士李国钧特意问我，他是否跟我们走。他说：我跟你们走，打仗的时候就成了累赘；我若不走国民党来了，把我抓起来、关起来都不要紧，如果国民党逼我讲共产党的坏话可怎么办？你们在的时候，我说共产党好；你们一走，我又说共产党不好，我的人格在哈尔滨就丢尽了。
我把李国钧的思想向陈云同志做了汇报，陈云同志让我转告李国钧：我们不怕麻烦。如果李国钧跟我们走，一定照顾好；如果国民党来了对他没有什么危害，也可以留下；在今后的民主革命中是会再见面的。
后来我军在长春以北伏击歼敌两个精锐团，国民党军气势稍减，退回长春，只派少数部队在陶赖昭与我军前哨隔江对峙（陶赖昭铁路江桥已被破坏，形成以江划界的局面）。这时，我军在辽南、安东、临江一带尚有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广大游击队、游击区，与北满相呼应，造成敌人腹背受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有利形势，对巩固和发展北满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没有离开哈尔滨。
我们在哈尔滨站住了脚跟，但天灾人祸却不断发生。1946年8月，南满传播的霍乱传入哈尔滨市郊区，9月又发现了鼠疫病人进入哈尔滨。我们就是在外有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威胁，内有经济衰退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伺机暴乱，以及严重威胁根据地建设的疫病及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不信任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
管理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刚进城，对管理城市缺乏经验，因此在一部分干部中，对有些问题持不同看法，产生一些争论，意见一时不能完全一致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哈尔滨一定要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支援解放战争。
进入哈市后，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钱。我们筹了两次款，有四五千万元，真不算少！但首先送给前方的部队用。后来我们的银行发行了东北流通券，开始老百姓不认，不卖给东西，不使用。于是我就找陈云同志，请陈云和张永励讲讲，把没收的敌伪财产和军队的粮食、食盐给市政府一批，我开个“民生公司”卖这些东西，专收东北流通券，提高东北流通券的信用。陈云同志同意了。我们就在道里区开了个“民生公司”，请市政府一位旧职员当经理，赵光朴是副经理。我们很快又在道里、道外设了几个分公司。我们手中有大量农产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又从通河把大批木材沿松花江运来哈尔滨出售。这样一来，东北流通券慢慢地就有了信用，开始和伪满的“绵羊票”、苏军的红军票——“大红袍”同时流通。但是我们的票子还较软。后来粮食、煤炭经我们手，源源不断地运到哈尔滨以后，东北流通券就逐渐稳定了。
1946年9月2日，东北银行迁到哈尔滨。叶季壮、王首道同志是东北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哈尔滨的财经工作支持很大。我们刚进哈尔滨，群众不了解我们。有的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许多人都不相信我们能治理好城市，能站住脚。有钱的人囤积金子，做黄金的投机生意，使金银首饰的价格波动很大，扰乱了市场。叶季壮同志让市政府调查一下，估计哈尔滨能销多少金子。我找了一些熟人了解，他们说不会有多大销量，最多不超过二三万两黄金，卖出2万两就把票子吸干了。当时东北银行存有4万多两黄金，下决心抛出2万两。那时人们有个心理状态：黄金越涨价越买，价格逐天涨，买的人越多，我们就敞开卖。黄金由东北银行每日挂牌定价，公开出售，卖到一万七八千两就落了价，而且落得很快。原来抢购黄金的人又争先恐后地抛卖黄金，不到一个月我们卖出的金子又都买回来了，还挣了钱。这么搞了两次，做黄金投机生意的人就不在黄金上打主意了。至今，我还感激叶季壮同志。
1946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突然下令停止使用面额为百元以上的红军票（苏联红军票，是苏联出兵东北，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协定，由苏方发行，国民党政府担保的），企图把红军票赶向解放区，扰乱我们的经济。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不得不立即停止在解放区使用百元票面以上的苏联红军票。
对伪满票，东北行政委员会在1947年1月8日决定：于1947年1月15日起停止使用。在此之前，解放区早已很少见到伪满票了，因而对人民生活和市场都没有大的影响。
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工矿处处长刘向三的支持下，我曾到鸡西买进了几万吨煤，通过铁路运到哈尔滨，供应发电厂和居民过冬用，解决了燃料问题。
在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发电厂有两台日制5000千瓦火力发电机。我军进入哈市时，两台各有一端损坏，均不能运转。在国民党占领吉林，切断小丰满电源后，为克服电力奇缺的困难，支援解放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发电厂工人刘英源大胆提出一个建议：把两台电机未坏的一端接起来，成为一台完整的发电机。这两台电机原来称为五号和六号机，按刘英源同志的话说，叫“小五小六结婚”。经过研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要冒风险。我听到这些情况的汇报后，考虑现有两台电机都不能发电，不妨冒险一试。在刘英源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下，1947年3月25日哈尔滨发电厂终于修复了发电机。在发电那天，群众欢天喜地地说：“国民党掐断了电源，共产党又给了我们光明。”这不仅帮助人民群众初步解决了照明困难，也为恢复生产提供了电源。
哈市的自来水主要从松花江取水，经水厂消毒后供市民饮用。日伪统治时，水厂用的消毒药品是由大连运来的。我们进城后，哈尔滨和南满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哈市的自来水无法消毒，成了威胁全市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采纳了自来水厂的日侨、苏侨工程师的建议，用静电沉淀消毒，自来水很清，解决了哈尔滨的一个大问题。
通过开展劳模运动、生产立功运动，到1948年哈尔滨解放两周年时，哈尔滨公营企业的发电量、日供水量都增加了两倍多，电车日出车数近30台，每天都有七八万人次乘坐电车。
解放战争时期影响市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开始市内去外县筹粮，甚至要武装押运。物价上涨，粮价带头。除了市政府组织的“民生公司”低价卖粮食，“东兴公司”也为了解决哈市军民用粮，从北满各地向哈尔滨调运粮食，加工为成品粮和豆油，按公定价格出售。1946年冬粮价突涨时，“东兴公司”曾在3天内抛售出340多万斤粮食，把涨势平下来。为使粮价不失控，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粮贩分别集中到指定的8个市场，以便集中管理；组织了市民粮食消费合作社；对私人存粮食搞过登记；对工人实行保证食物供给的工资制。有时哈尔滨的粮价还低于外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东北局对哈尔滨市的粮食供应是必保的。
组织生产自救。政府支持被服、毛皮、建筑、渔业等行业的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发展3万多纺纱户，经常有两三万妇女为前线做军鞋。这样做不仅支援了解放战争，还能以工代赈，增加市民的家庭收入，也为一些失业者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松江省政府、哈市政府还组织动员因农村一度匪患猖獗逃进城市的农民和贫困的市民近3万人到外县从事农业生产。政府为了使这批人到农村能安心生产，给他们购买了必要的生产工具、种子，还为他们备好了必需的生活用品。
由于在历史上哈市曾发生过大的鼠疫，当1946年哈市发现疫情时，东北局、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都极为重视。我以市长的名义特聘医学博士阎德润担任市政府卫生顾问，组织了市防疫部，还有卫生局长张柏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从1946年9月20日到12月10日，约为44.45万人，注射了防疫针，自制疫苗42.35万西西。经过我们的工作，使一场严重危害根据地建设的疫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同时，经过这一年的防疫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为以后的防疫工作和群众性的大清扫讲卫生活动，打下了基础，工作也比较主动了。
进城之初，各部队在哈机关、办事处都各自搜集或加工、订货制作军用品。后来哈尔滨市的军工、军需生产，均由市政府统一组织和安排。市政府协助军工、军需部门建立了直属的军工、军需工厂，把市政府已接收的敌伪的机械集中起来，在南极街组成了哈尔滨铁工厂，动员和组织了一大批人参加军工、军需生产。那时的老工人技术水平很高，给军队做了上千门六〇炮和上万发炮弹。那时最困难的是没有电线，以后又建立了电线厂，做了一些编织机，织电线的绝缘包皮。在这段工作中，市政府协助民主联军在哈尔滨主持军工生产的何长工同志，主持军需生产的张永励同志，胜利地完成了军工、军需生产任务。
市政府还组织私营加工机械厂，生产军工产品，组织被服业、衣服业、毛皮业为部队生产军装。市总工会、市妇联和各区政府都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组织起不少人纺纱、织布、絮行、做军鞋等，形成了群众性的军需生产局面。仅1948年就完成了60万套棉军服和军大衣的生产任务，为部队不断扩大军用品的需要做出了贡献。
另外，哈尔滨市人民在组织战勤民工、汽车司机支前、战地医疗队、出动胶轮大车运输、输血救护伤员等方面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哈尔滨刚解放时，社会秩序很乱，匪患猖獗；封建会道门、大烟馆、妓院、赌场还没来得及肃清；国民党留下的一批特务、地下军等经常搞反动宣传，搞破坏活动，市内发生过几次绑票和杀人事件，人们在夜间没有安全感，总得防备出事。
卫戍司令部和公安保卫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很大，侦破了很多案子。哈尔滨公安武装肃清了“北海”“方有”“于兴随”等大大小小的匪团近百伙。
在调查敌伪财产情况时，我们发现了敌情，张永励（吉黑军区后勤部部长）派佟琦（吉黑军区后勤部调查科科长）打入国民党新编二十七军，抓到了该军中将军长姜鹏飞，同时得知国民党特务李明信正要暴乱。由于我军早有准备，1946年8月28日将这股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了。
我们还取缔了妓院、赌场，维护了社会治安。妓院、赌场不仅是藏污纳垢之所，而且还是各类反动分子的窝藏之地。1946年冬的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包围了妓院，用强制的办法把妓女送往矿山林区。由于当时工作不细，思想工作未跟上，后来跑回来一些。北平解放后，也用过此法，由于工作细，效果比我们好得多。
哈尔滨解放初期就创办了劳改农场，组织服刑的反革命罪犯、刑事犯参加生产劳动。我记得是在王怀安同志任市法院院长的时候，市里有上千名犯人。把这批犯人迁到香坊，规定每个犯人每天开3分地，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物质奖励，很快就建起了拥有300多公顷土地，主要种稻田的香坊农场。这样既改造了犯人，又创造了财富，很多犯人在这里经过改造被释放了。在这段工作中，初步摸到了改造犯人的门路。后来哈市秩序逐渐稳定，犯人少了。天津解放后，还从天津转来近千名犯人到香坊农场劳动改造。
哈尔滨解放后，要不要把一切旧的秩序全取消？这在当时一部分干部中是有争论的。在市委一次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旧社会的一切秩序都应该取消，因为那都是为了统治人民群众的。当时我苦苦思索，想不出反对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后来我提出：对秩序要有分析，不能说都是对群众不利的，比如，汽车到喇嘛台时，必须从那里转过来才能通行的交通秩序，还有邮电通信，等等。虽然是旧的秩序，但对人民是有利的，不能取消。在任何城市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切都打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是政府的职责，不然城市就乱套了。要不要维持社会秩序？如果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简直是个大笑话，但在当时确是一个争论过的问题。
1947年5月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到了哈尔滨，在东北局任城市工作部部长。这时，东北在我军手中的较大城市已有近10个：哈尔滨、佳木斯、大连、牡丹江、安东、北安、绥化、黑河、齐齐哈尔，等等。在如何对待城市私人工商业和在城市依靠什么人等主要政策性问题上，都有一些问题需要统一研究和解决。为此，王稼祥同志提出并经东北局同意，决定在哈尔滨召开一次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政策。
我记得大约从1948年6月份就把这些城市的负责同志请到了哈尔滨。当时李大章同志已调到东北局任城工部副部长，由大章同志领导这些同志先开了预备会议。大家详细地汇报了各城市的情况，并研究了存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做实际工作的，绝大部分同志对城市主要政策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大章同志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城市工作纲要》，准备提交会议讨论。1948年8月中旬，会议各种准备已基本就绪，第二天就要开会了。突然王稼祥同志因有病不能主持这次会议，东北局又决定由另一位负责同志主持会议。会议是在马迭尔饭店开的。主持会议的同志没有再用我们20多位同志用了1个多月时间讨论研究后起草的材料，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提纲，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没有紧密联系当时东北各城市的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城市的私人工商业政策等问题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由陈云同志主持在哈市吉林街四十号召开的总结我党管理大城市经验时，城市贫民不能作为我们的主要依靠对象等正确主张，才重新被肯定下来。
在进入哈尔滨之前，我们在市内工作的同志就进行了一些调查，知道在工商界中真正和日本人勾结，并借日本人势力发了财的人有：马子元（马延禧，还有一个日本名——延禧三郎），他在三棵树设有酒精厂，为日军提供战争用的燃料；还有徐老五（徐鹏志），借日本的势力强买双合盛从德国进口的一套油脂化学生产的现代化设备。其余几家大的工商业者，例如双合盛、同记商场等，我们认为均属民族资本家。
民主政府成立之初，即宣布了马延禧、徐老五为汉奸，没收其一切财产。对天兴福、双合盛等面粉厂和几家大的榨油厂，以及同记商场、大罗新等都采取了保护政策。在各种集会上，或其他宣传中，我们都反复强调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逐步打消了工商业者怕没收其财产的恐惧心理。
进城不久，为了支持哈尔滨的制粉业、制油业恢复生产，市政府发放了贷款，提供了原料。到1946年底，哈市8家油坊自市政府贷款、豁免税收后，相继复工，日产豆油达19吨。
包销、加工、订货的做法，是从哈尔滨开始的。比如油坊没原料，我们给原料，油、饼归我们出售。哈尔滨当时有13家较大的油坊，我都去过。产品的包销是从老巴夺开始的。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找一些人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对其他大城市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进城后的第一个春节，市委委托我到老巴夺、同记商场了解一下年终分红情况。分红制是我们进城后提出的，其根本目的是调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分红制的原则是劳资两利。当时在私营企业中实行分红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有的不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分红。
老巴夺烟厂工人分红是采取分产品的方法，把产品5％分给工人，其收入超过当时公营企业工人的工资一倍以上。但有的同志认为这比例还小，闹着要增加到8%，让工会去和资本家交涉，市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包销老巴夺的卷烟，而且老巴夺所存原料已不多，当时北满又不产烤烟，搞垮老巴夺实际就等于搞垮市财政的一部分来源。对这个问题我是坚决反对的，因而未能改为8％。
当时，哈市商业萧条达到了顶点，战争使交通中断，货物没有来源，商业无货源，利从何来？但有的同志把物价上涨部分当作利润，说还可以分很多红。我记得同记商场一顶礼帽多年以前进货成本只有一两元钱，当时涨到20多元；如果把涨价部分当作红利来分，实际上是分资本。从当时具体情况估算，这样分一次之后，商店就只能关门了。
在土改中，如何对待城市中的资本家兼地主，如何保护民族工商业，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一天，松江省委一位同志把我找去，开头就问我：你估计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我说：很难估计。据我了解资本家和地主有区别，资本家希望他的资金周转越快越好，以便从中谋取利润，不像地主那样把钱埋在地下。这位领导同志用安排工作的口吻说：你要给我准备四百人的住处，并说他们已在农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最近就来哈尔滨挖财宝。我感到问题严重，马上就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向李富春同志做了汇报。富春同志沉思了两三分钟说：不行！不能这么办，农民不能进城挖财宝，我明天就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当时高岗不在哈尔滨市）。东北局开会时，出席的有李富春、李立三、凯丰、张秀山等同志，王友、蒋南翔和我，可能还有杨维列席了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决定：农民不能进城挖财宝。保证了哈市在新的情况下，党对城市工商业政策的贯彻执行。
当时我们有一句形象化的比喻：对资本主义是吃蛋，还是吃鸡？这在原则上是没有争论的。彭真同志多次在工人集会上讲过对资本主义只能吃蛋，不能吃鸡的道理。但有的同志提出：蛋不够吃，也可吃一条鸡大腿嘛！这不是大笑话吗？去了一条大腿，鸡还能活吗？这些话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笑话，但在当时确是如何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大问题。
1948年元月，报上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其中有关城市政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市政府连着发布了两个保护工商业的条例，明确提出：“在本市的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工商财产，“一律予以保护不得侵犯”。此后，哈尔滨市的工商业户数大增。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人同我们一道工作，经陈云同志批准，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为市政府的局长：原哈尔滨银行经理何治安出任财政局局长，著名外科医生张柏岩出任卫生局局长，哈工大教授邓恩诚出任建设局局长，当时还请了3位苏联侨民参加我们的技术工作，有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厂的工程师和消防队队长。在我们十分缺乏干部又不懂技术的情况下，这些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在日伪统治时期具有民族气节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马忠骏，也要加以团结。记得进哈尔滨不久，我就驱车到香坊马家花园去拜访过马忠骏老先生，征求他对我们军队、政府的意见。为了保护马老，1946年5月10日，我签发了第二号证明书：“兹有香坊区市民马忠骏所经营之果木园，20余年来之经营颇费苦心，不惟有关哈市风景，更为提倡建设农园作物等，由本政府与原业主商讨决定，军民人等不得擅自损毁或占用，以重公益事业，特发给证明书以资证明。”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根据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市委决定把马忠骏的成分定为实业家。
对于伪满及国民党接收后遗留下来的1200多名市政府旧职员（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党给予了妥善的安排。除了一部分旧职员因正统观念严重，不辞而别跑到蒋管区以外，对那些雇佣思想严重，不适应新的民主政权战时工作需要的，市政府于1946年9月，创设了行政讲习所，抽市政府的一部分旧职员到那里学习。每期两个月，集体学习，薪水照发，毕业后由市政府分配工作。对较好的旧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给予留用。逐步使市政府机关工作适应了战时的需要。
我们还吸收了那些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入党。当时在哈市知识界有影响的教育局副局长罗明哲同志申请加入共产党，虽然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地下国民党，但他向组织都做了交代，光复后公开声明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蒋南翔同志对罗做了很多工作并介绍他加入党组织。经过认真讨论，说服了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于1947年4月，接受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我们很注意纠正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事件。一天，我在地段街的三联书店的橱窗里，看见陈列有佳木斯斗争知识分子的大幅照片，立刻向东北局城工部部长王稼祥同志汇报了。后来很快就把照片撤掉了。
大约在1946年冬天，哈市著名的内科大夫贾连元找我，说贾树屏（小儿科专家）被顾乡区公安分局抓起来了。我打电话问顾乡公安分局是怎么回事，分局的同志告诉我，贾树屏在伪满时是军医少将，在伪满征兵时负责检查过新兵身体。我说：贾树屏是技术官，和伪满的军事政治官不一样，并以市长的名义请他们把贾树屏释放。后来，贾树屏、贾连元，还有著名眼科大夫石增荣等，和我们党的关系一直很好。
但也有个别同志在群众运动中，不分析这批知识分子长期在敌伪统治下产生的特点，不耐心进行团结教育。有一次未经我同意就调来几十名工人，在市政府后厅对建设局的一些工程师开斗争会。我当时无法制止，如果加以制止，“反对工人运动”的大帽子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如果不过问，又没有尽到维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责任，有些左右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亲自参加了这个斗争会。我在开会前讲了几句，大意是：原则上支持对真正的坏人进行斗争，但是必须有真实证据，同时不准动手动脚。我这么一讲，工人就没有什么发言积极性了。后来，经主持斗争会的人一再鼓动，有一位工人站起来，要被斗的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站起来，交出工作证。我又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有话可以讲，但在问题未弄清以前，不能收工作证；即使要收工作证，那是市政府的事。这位工人同志还好，未再坚持，又回到座位上去了。
由于少数同志有“左”的思想，他们宣传工程技术人员无用，以致我们个别领导同志曾经问过我：盖房子是否非有工程师不行？我回答说：修修补补没有工程师也许可以，盖房子没有工程师无论如何不行，特别是盖大房子。
随着形势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到1948年，李富春、王首道、陈郁、邵式平等同志及科学工作者80余人，发起组织“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我还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拟办一所农学院，我就离开市政府，去筹建农学院了。
辽沈战役决战前，哈尔滨市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诸多同志的努力下（如王友、张平化、朱其文、饶斌等），已建起了市、区、街政权，成为稳固的解放区，以国营企业为主体，创办发展了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扶助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
现在哈尔滨已成为我国机电产品的中心，经济、文化比解放之初增长何止百倍。希望我们现在主持哈市工作的同志切莫忘记解放初期那种困难情况和复杂斗争，切莫忘记当年我们困难时期给过我们支持的老朋友，包括那些曾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过我们支持的资本家。
回首往事，我非常怀念在困难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和支持的东北局几位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特别是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等同志，那种深入实际，实事求是，掌握原则，关心干部的态度和作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在建立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大城市根据地，并在领导全市人民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