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社会两重天

马三立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想这一下子我该时来运转了。天津新声戏院经理裴毓松派人到北平约我回天津演出，我立即回到天津。到处看看，觉得虽说天津不像北平和平解放，还实行军管，但南市一带却十分安定，商店照常营业，从外貌看依然如故，实际上却物是人非。流氓地痞都被抓起来了，该处理的处理，该惩办的惩办，老百姓不再受恶人骚扰和欺侮，可以安心过日子，做买卖的也可以正常营业，人们的表情舒展开朗。南市里密密麻麻的小屋，狭窄弯曲的胡同以及熙熙攘攘的摊市，还有那大街小巷上过往的人群，我看出他们都无形地透出阵阵崭新、松快的气息。这一切与解放前，也就是我离开天津一年多前的情况相比迥然不同，因为留在我记忆里的天津更多的是到处乱糟糟，人心不稳，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以及自己顶着毒日头撂地摊，饥肠辘辘地在台上抖“包袱”，受尽坏人欺侮的日子。现在世道变了，解放了，我直觉得眼面前的路忽然变得平坦多了，使我能大步向前。

我加入了民办公助的天津红风曲艺社，负责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何迟同志。他和善可亲，平等待人，工作能力也使人折服，和他接触使我想起在北平解放前和解放初的一些情景。那阵子，我在北平华声电台讲笑话，报广告。当时处境困难，收入少，台长说我没有艺人习气，同情我的窘困，照顾我，让我住在电台里。到阴历九十月，解放军将古城团团围住，四周响起了隆隆炮声，濒临末日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戒严，夜里停电，民办电台被迫停播。平津交通中断，我回不了家，住在电台后院，仰仗有台长夫妇、梨园界的朋友照顾，吃饭尚不成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听邯郸新华电台广播，知道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而所谓“国军大捷”不过是国民党电台瞎编的鬼话——事情明摆着，既然“大捷”怎么炮声越来越近呢？我从不敢做违“法”的事，最初偷尝禁果我十分紧张、兴奋和新鲜，早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就听说“南边”有“朱毛赤化”“很厉害”，虽然反动当局的宣传难以使人了解真相，我却觉得横行霸道的中国恶人、日本恶人都有点儿怕他们，这的确给我这个处处受气的穷艺人带来几分痛快。如今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讲的道理，我若有所悟：那就是自己不管怎样奔波劳碌也免不了受穷挨饿的日子怕是到头了！后来，北平终于解放了，我被全城沸腾的喜悦气氛所鼓动，也走上街头，随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拥来拥去。我特意留神在路边站岗的解放军，军装远不如“国军”挺刮讲究，人却显得和善亲切得多。我曾朝着一位戴棉帽子、黑黝黝、胖乎乎的战士使劲点点头，他睁着大眼看我，咧开厚嘴唇笑了，笑得那样厚道，那样和善。面对着何迟同志的一举一动，使我倍感解放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确实是那样好。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

1951年春，常宝堃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归国前夕不幸遭敌机轰炸而牺牲，天津市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送葬仪式，银车黑幛，佩戴黑纱的人群绵延几个区街，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的干部。在肃穆而催人泪下的哀乐声中，我深深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穷艺人饥饿而死谁来管？新社会对艺人如此尊重，实在叫人心服。我要跟党走！我想到常宝堃走了，张寿臣老了，我应该接班干下去，自打解放后我们艺人生活有保障，过年家里也有了鸡鸭鱼肉，不像国民党那阵子年根底下全家还围着炉子啃凉窝窝头。我们的地位也变了，由穷卖艺的变成受人尊重的人，这在政治上确是翻了身！

我找到市文艺工会主席，表示要接续宝堃赴朝慰问。主席是一位进城干部，当即热情欢迎，握着我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

没有经受旧社会的苦就不能体会新社会的甜，抚今追昔，感触良深。有一句话是我从心底发出的，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陈健 整理） ftDDm32bGQk7XLIqqSOniOM73S2kU5/3k61xV/GZkhepj0HOwl3+04IOHjhuGi5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