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时间”

李世瑜

“掌握时间”这个词语今天使用得太普通了，谁都这样说。但请年老些的人回忆一下，解放前人们以“掌握”这个动词跟“时间”这个宾语搭配使用过吗？没有过。那时连“掌握”这个词都很少用。“掌握时间”是解放后从老区带过来的新词语，这个词语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故事。

我世居天津西头梁家嘴。1948年秋我家在成都道爱丁堡里（现在幸福里）买了一所楼房，修缮、装饰之后正准备搬迁，解放平津战役开始了，天津、北平同时被解放军包围。当时我在北平，爱人和出生不久的孩子及家里其他人都在天津。家里人考虑，如果一旦有战事，新居的地点总会比旧居好些，于是决定搬到新居。但市内交通也阻断了，只能雇到三轮车，人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命，雇上几辆三轮车，除了人之外，还搬过一些床铺、被褥、衣服和最必需的用品，连我爱人的首饰匣都丢在旧居，遑论其他了。

天津解放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们立即紧张地进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各地段都成立了街道办事处。我的旧居是个大四合院，干部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成立街办事处，就和我家留下看房的人商量借用我们这所院落。

北平不久也解放了，我回到天津，听说旧居被解放军占用，不知现在成了什么样子，留在那里的东西不知是否被动用、被破坏、被偷盗。我怀着惶惑的心情到了梁家嘴。没有想到，家里的一切照旧，只是有些不认识的人不时出出进进，另外在北房和东房山夹道地方堆了一些群众交来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钢盔，等等。

我进了北屋，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我还记得他叫余得海，他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我。他没穿军装，而是一种灰色长棉袍，腰系一条搭布，头上裹着一块羊肚巾，一副十足的农民形象。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他向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且请我放心，说：“我们是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军队。”我向四周看了看，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几样家具被移动过，墙上挂着的四刻挂钟的钟摆依然在匀速地左右晃动着，好像在欢迎我这位老主人。

一个奇怪的现象使我不得不向那位余主任发问：“你们这些人晚上也住在这里吗？”回答说：“是。”我又问：“天气这么冷，屋里没有火，也没有床，没有被褥，你们怎么睡啊？”回答是：“就这么睡。”他指着一张书桌说：“这就是我的床。”又指着那张长沙发和一位瘦瘦的干部说：“他就睡在这里，这个地方软一些，他的腰有病。”又说：“别的人就都睡在地上，这地是木板的，躺上一点不冷，我们都有军毯，满舒服的。”那个书桌上铺着一块整面的厚玻璃板，我向主任说：“你睡觉时可以把它拿下来，睡在这上面太冷，拿下去可以睡在木头桌面上，那会暖一些。”他说：“不用，不用，拿下来容易摔碎，那还要赔你啊！”

我和主任商量，我准备把东西陆续搬走，他说没问题，想什么时候搬都可以。当然当时没有搬，我只是去观望一下，同时受我爱人之托：如果那个首饰匣还在，把它拿回来。我到了西屋，恰好屋里没有人，我直奔那个放在墙角的铁包皮绿色的衣箱，因为临行仓促，连锁都没加，一下就打开了，扑出了一股浓浓的樟脑味，闻起来是那么亲切。掀开盖布，里面的皮毛衣服、料子码得好好的，绝不像有人触摸过的。我照爱人说的位置从箱底左上角一下就掏出了那个首饰匣，打开一看，钻、翠、珠、宝金光闪闪，原封没动。我迅速地把它揣在怀里，心中窃喜！

过了几天我雇好车子，带着几个人开始去搬家了。东西太多，连续几天都要去。搬到半截上，那个主任向我提出个要求，说能不能把那张书桌暂时借用些日子，因为要在上面办公写字，那张长沙发也先别搬走，因为要照顾一下那个病号，我一口答应了。他又说，墙上那个挂钟是否也暂时借用一下？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是个外国造的钟，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遗物，我们很珍爱它。”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借。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们已经会使这个钟了，你看那上面不是贴了个小纸条吗，条上写着‘星期日勿忘上钟’（那是我弟弟贴的），我们也是每星期日上钟。”他打开钟门取出那把钥匙向我说：“我们就是用它捅到这三个窟窿里，一个个地把簧拧紧就走一个星期，你放心吧，弄不坏，它走得可准了，我们就靠它掌握时间了！”“掌握时间”，这个词我听着很生疏，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我们上班工作啊，开会啊，有时要到区里、市里开会，都要用它掌握时间啊！”我这才明白。

我如今正使用着的书桌还是余得海曾在上面睡过半年多的书桌。墙上的那个挂钟我还是每星期日上一次，走得还很准，我每天还在用它“掌握时间”！ sw0HJsdhmZG06Em3gDMu6tb4UoByu9+D97Vf21qj3gaEhZdGce/H8wwAuVrNZe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