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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当时，我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是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53岁了。来北洋大学之前，曾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因劳累过度，贫血严重，于1948年7月辞去院长职务，回到天津家中休养。同年10月病稍愈，便接受北洋大学之聘，并向校方申明，只担任教学工作，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以便于休养。当时情绪低沉，只想教教书了此一生算了。
北洋大学校址在天津西沽，地处城防线的前缘。1948年12月天津城防司令部勒令北洋大学师生于三日之内迁出校园，学校被迫停课了。大部分师生员工迁到河北区已停课的学校宿舍暂住，小部分教授挤到亲友家里去住。天津政府当局还要各家各户储备三个月的粮食。这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天津人民的解放为期不远了。
1949年l月初，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战斗终于开始了。此后，机关枪声、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动。14日下午，我家邻居的一位老工人激动地高喊：“解放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欢迎！”于是，家家户户的老老小小都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一面互相祝贺，一面热烈欢迎解放大军。15日，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所代替，天津全市解放了。
2月初，北洋大学迁回西沽原址复课。我家离西沽很远，复课之前仍住在家里。有时得暇，便在附近街头转转，见闻较广。常言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的纪律非常严明，不仅秋毫无犯，而且待人非常平和，是我活了半个世纪所见到的最好的兵！他们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解放军的接收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我由衷地感到钦佩。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三年前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重庆政府当局派往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们，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两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学校复课不久，有一位军管会文教部的干部搬到学校与师生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情况。他不知道我住在市内，在学校里找我没有找见。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赶到学校去找他，适逢他回机关，也没见到。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梁寒冰（1953年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当时我虽然失望而回，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心眼里佩服。
当时我一家9口人，6个学龄子女，全靠我一人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餐餐咸菜下饭，窘不可言。北洋大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大西北后方复员回来的，像我这样的困难户，比比皆是。军管会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为我们发放工资，按实物折价，以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稳定。真是久旱逢甘雨，党的关怀，激动人心。
学校复课后，我迁到学校去住。3月的某日，文教部派干部来告诉我：黄松龄部长请我去谈谈。那位干部雇了一辆“洋车”让我坐，他骑着自行车陪我一同到了军管会文教部。这是我第一次去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又不知为何亲自找我谈话，一路上心情多少有点紧张。到部后，黄部长立即接见。他是一位清瘦清瘦的老人，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毫无“官气”，俨然一位老教授。我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了。他很客气地告诉我：北洋大学原来是校长领导制，要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要我出来负责组织校务委员会。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共产党对我的极大的信任，心情非常激动。经与黄部长恳谈之后，我推荐北洋大学教务长刘锡瑛教授出来组织。黄部长当场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说：“好！就这样。但是你一定要当一个委员。”我也接受了。在黄部长的感召下，我重振精神，又搞起行政工作来了。
北洋大学复课后，积极赶课，要把围城期间所停课程，于1949年暑假前全部补齐，使本届毕业生如期毕业；其他各年级学生按期升级。因此，课程表都是排得满满的。5月初的一天，文教部通知北洋大学的4位教师去部里开会，通知注明凭通知书进场。指定的4人中有我和萧连波教授，其他二人现在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4人都有课，是去开会呢，还是上课呢？犹豫不决。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和萧连波去开会，那二人请假。西沽离市里远，交通不便，当我们赶到会场，开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黄部长在会场门口见到我们二人，就问：“你们来了几个人？”我答：“来了两个，还有二人有课请假了。”黄部长一跺脚，有些着急地说：“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受了批评，我们俩赶快进入会场。到开会的钟点，黄部长进来对大家说：“少奇同志来天津办事，百忙中抽半天时间与大家座谈，因上午开会散得晚了点，小小休息一下就来，请大家稍候。”听到少奇同志亲自来召集座谈会，我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了。心想：共产党是多么重视知识分子啊！如果我请假不来，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等候了几分钟，刘少奇同志由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陪同着来了。他们就座后，黄松龄部长主持会议，他说：“大家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可以提出来谈谈。”大家发言，最后，少奇同志讲话。我记得他首先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然后谈到向苏联学习的主题。他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向苏联学习。苏联把德国法西斯几百万大军打败了，总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吧！过去我们学习英文，是为了学习英、美。回去告诉大家，要学习俄文，如果不学，以后是要吃亏的。如果你们不告诉大家，以后他们要埋怨你们的。天津解放4个月，少奇同志就把党的学习苏联的重大政策告诉我们，并一再嘱咐要学习俄文。这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我们二人回校后立即作了汇报。嗣后，北洋大学在全校发动突击学习俄文运动。座谈会过去了，但是黄部长的批评“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老是在我脑海旋转。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思想深处重业务轻政治的要害，促使我把政治与业务的位置关系摆正了，对后来的工作，起了不小作用。
党十分重视北洋大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了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1950年扩大招生规模。但限于校址狭小，无大发展的余地。1951年中央提出以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试点，黄松龄部长领导两校进行合并事宜。从此，我与黄部长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他深入细致的领导之下，并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校后，改校名为天津大学，仍沿用校务委员会领导制。刘锡瑛为校务委员会主任，主管全面工作；原河北工学院院长赵今声为第一副主任委员，主管总务和基建工作；我亦为副主任委员，主管教务工作。为便于学校规模的扩大，选定天津七里台新址建校，并要求于1952年度内全部完成迁建工作。时间短，任务重，两校师生员工日夜奋战，终于在1952年秋完成了迁建任务。
我与黄松龄部长相识五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受益良多。他重视人才，爱护人才，信任知识分子，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关心他们的成长和疾苦，从而以无声的命令调动了知识分子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表现在天津大学的迁建工作中，师生员工都自觉地日夜奋战，保证了迁建工作的如期完成。再如，思想改造运动后，一部分教师感到思想上有压力，总觉得灰溜溜的。黄松龄部长在总结大会上说：运动是疾风暴雨式的，难免要吹倒一些不必要吹倒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并鼓励大家参加民主党派，当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我就是其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
黄松龄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执行者，我深深地感谢他，缅怀他！
“掌握时间”这个词语今天使用得太普通了，谁都这样说。但请年老些的人回忆一下，解放前人们以“掌握”这个动词跟“时间”这个宾语搭配使用过吗？没有过。那时连“掌握”这个词都很少用。“掌握时间”是解放后从老区带过来的新词语，这个词语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故事。
我世居天津西头梁家嘴。1948年秋我家在成都道爱丁堡里（现在幸福里）买了一所楼房，修缮、装饰之后正准备搬迁，解放平津战役开始了，天津、北平同时被解放军包围。当时我在北平，爱人和出生不久的孩子及家里其他人都在天津。家里人考虑，如果一旦有战事，新居的地点总会比旧居好些，于是决定搬到新居。但市内交通也阻断了，只能雇到三轮车，人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命，雇上几辆三轮车，除了人之外，还搬过一些床铺、被褥、衣服和最必需的用品，连我爱人的首饰匣都丢在旧居，遑论其他了。
天津解放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们立即紧张地进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各地段都成立了街道办事处。我的旧居是个大四合院，干部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成立街办事处，就和我家留下看房的人商量借用我们这所院落。
北平不久也解放了，我回到天津，听说旧居被解放军占用，不知现在成了什么样子，留在那里的东西不知是否被动用、被破坏、被偷盗。我怀着惶惑的心情到了梁家嘴。没有想到，家里的一切照旧，只是有些不认识的人不时出出进进，另外在北房和东房山夹道地方堆了一些群众交来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钢盔，等等。
我进了北屋，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我还记得他叫余得海，他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我。他没穿军装，而是一种灰色长棉袍，腰系一条搭布，头上裹着一块羊肚巾，一副十足的农民形象。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他向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且请我放心，说：“我们是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军队。”我向四周看了看，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几样家具被移动过，墙上挂着的四刻挂钟的钟摆依然在匀速地左右晃动着，好像在欢迎我这位老主人。
一个奇怪的现象使我不得不向那位余主任发问：“你们这些人晚上也住在这里吗？”回答说：“是。”我又问：“天气这么冷，屋里没有火，也没有床，没有被褥，你们怎么睡啊？”回答是：“就这么睡。”他指着一张书桌说：“这就是我的床。”又指着那张长沙发和一位瘦瘦的干部说：“他就睡在这里，这个地方软一些，他的腰有病。”又说：“别的人就都睡在地上，这地是木板的，躺上一点不冷，我们都有军毯，满舒服的。”那个书桌上铺着一块整面的厚玻璃板，我向主任说：“你睡觉时可以把它拿下来，睡在这上面太冷，拿下去可以睡在木头桌面上，那会暖一些。”他说：“不用，不用，拿下来容易摔碎，那还要赔你啊！”
我和主任商量，我准备把东西陆续搬走，他说没问题，想什么时候搬都可以。当然当时没有搬，我只是去观望一下，同时受我爱人之托：如果那个首饰匣还在，把它拿回来。我到了西屋，恰好屋里没有人，我直奔那个放在墙角的铁包皮绿色的衣箱，因为临行仓促，连锁都没加，一下就打开了，扑出了一股浓浓的樟脑味，闻起来是那么亲切。掀开盖布，里面的皮毛衣服、料子码得好好的，绝不像有人触摸过的。我照爱人说的位置从箱底左上角一下就掏出了那个首饰匣，打开一看，钻、翠、珠、宝金光闪闪，原封没动。我迅速地把它揣在怀里，心中窃喜！
过了几天我雇好车子，带着几个人开始去搬家了。东西太多，连续几天都要去。搬到半截上，那个主任向我提出个要求，说能不能把那张书桌暂时借用些日子，因为要在上面办公写字，那张长沙发也先别搬走，因为要照顾一下那个病号，我一口答应了。他又说，墙上那个挂钟是否也暂时借用一下？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是个外国造的钟，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遗物，我们很珍爱它。”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借。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们已经会使这个钟了，你看那上面不是贴了个小纸条吗，条上写着‘星期日勿忘上钟’（那是我弟弟贴的），我们也是每星期日上钟。”他打开钟门取出那把钥匙向我说：“我们就是用它捅到这三个窟窿里，一个个地把簧拧紧就走一个星期，你放心吧，弄不坏，它走得可准了，我们就靠它掌握时间了！”“掌握时间”，这个词我听着很生疏，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我们上班工作啊，开会啊，有时要到区里、市里开会，都要用它掌握时间啊！”我这才明白。
我如今正使用着的书桌还是余得海曾在上面睡过半年多的书桌。墙上的那个挂钟我还是每星期日上一次，走得还很准，我每天还在用它“掌握时间”！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想这一下子我该时来运转了。天津新声戏院经理裴毓松派人到北平约我回天津演出，我立即回到天津。到处看看，觉得虽说天津不像北平和平解放，还实行军管，但南市一带却十分安定，商店照常营业，从外貌看依然如故，实际上却物是人非。流氓地痞都被抓起来了，该处理的处理，该惩办的惩办，老百姓不再受恶人骚扰和欺侮，可以安心过日子，做买卖的也可以正常营业，人们的表情舒展开朗。南市里密密麻麻的小屋，狭窄弯曲的胡同以及熙熙攘攘的摊市，还有那大街小巷上过往的人群，我看出他们都无形地透出阵阵崭新、松快的气息。这一切与解放前，也就是我离开天津一年多前的情况相比迥然不同，因为留在我记忆里的天津更多的是到处乱糟糟，人心不稳，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以及自己顶着毒日头撂地摊，饥肠辘辘地在台上抖“包袱”，受尽坏人欺侮的日子。现在世道变了，解放了，我直觉得眼面前的路忽然变得平坦多了，使我能大步向前。
我加入了民办公助的天津红风曲艺社，负责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何迟同志。他和善可亲，平等待人，工作能力也使人折服，和他接触使我想起在北平解放前和解放初的一些情景。那阵子，我在北平华声电台讲笑话，报广告。当时处境困难，收入少，台长说我没有艺人习气，同情我的窘困，照顾我，让我住在电台里。到阴历九十月，解放军将古城团团围住，四周响起了隆隆炮声，濒临末日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戒严，夜里停电，民办电台被迫停播。平津交通中断，我回不了家，住在电台后院，仰仗有台长夫妇、梨园界的朋友照顾，吃饭尚不成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听邯郸新华电台广播，知道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而所谓“国军大捷”不过是国民党电台瞎编的鬼话——事情明摆着，既然“大捷”怎么炮声越来越近呢？我从不敢做违“法”的事，最初偷尝禁果我十分紧张、兴奋和新鲜，早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就听说“南边”有“朱毛赤化”“很厉害”，虽然反动当局的宣传难以使人了解真相，我却觉得横行霸道的中国恶人、日本恶人都有点儿怕他们，这的确给我这个处处受气的穷艺人带来几分痛快。如今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讲的道理，我若有所悟：那就是自己不管怎样奔波劳碌也免不了受穷挨饿的日子怕是到头了！后来，北平终于解放了，我被全城沸腾的喜悦气氛所鼓动，也走上街头，随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拥来拥去。我特意留神在路边站岗的解放军，军装远不如“国军”挺刮讲究，人却显得和善亲切得多。我曾朝着一位戴棉帽子、黑黝黝、胖乎乎的战士使劲点点头，他睁着大眼看我，咧开厚嘴唇笑了，笑得那样厚道，那样和善。面对着何迟同志的一举一动，使我倍感解放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确实是那样好。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
1951年春，常宝堃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归国前夕不幸遭敌机轰炸而牺牲，天津市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送葬仪式，银车黑幛，佩戴黑纱的人群绵延几个区街，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的干部。在肃穆而催人泪下的哀乐声中，我深深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穷艺人饥饿而死谁来管？新社会对艺人如此尊重，实在叫人心服。我要跟党走！我想到常宝堃走了，张寿臣老了，我应该接班干下去，自打解放后我们艺人生活有保障，过年家里也有了鸡鸭鱼肉，不像国民党那阵子年根底下全家还围着炉子啃凉窝窝头。我们的地位也变了，由穷卖艺的变成受人尊重的人，这在政治上确是翻了身！
我找到市文艺工会主席，表示要接续宝堃赴朝慰问。主席是一位进城干部，当即热情欢迎，握着我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
没有经受旧社会的苦就不能体会新社会的甜，抚今追昔，感触良深。有一句话是我从心底发出的，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陈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