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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和黄松龄部长的接触

潘承孝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当时,我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是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53岁了。来北洋大学之前,曾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因劳累过度,贫血严重,于1948年7月辞去院长职务,回到天津家中休养。同年10月病稍愈,便接受北洋大学之聘,并向校方申明,只担任教学工作,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以便于休养。当时情绪低沉,只想教教书了此一生算了。

北洋大学校址在天津西沽,地处城防线的前缘。1948年12月天津城防司令部勒令北洋大学师生于三日之内迁出校园,学校被迫停课了。大部分师生员工迁到河北区已停课的学校宿舍暂住,小部分教授挤到亲友家里去住。天津政府当局还要各家各户储备三个月的粮食。这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天津人民的解放为期不远了。

1949年l月初,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战斗终于开始了。此后,机关枪声、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动。14日下午,我家邻居的一位老工人激动地高喊:“解放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欢迎!”于是,家家户户的老老小小都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一面互相祝贺,一面热烈欢迎解放大军。15日,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所代替,天津全市解放了。

2月初,北洋大学迁回西沽原址复课。我家离西沽很远,复课之前仍住在家里。有时得暇,便在附近街头转转,见闻较广。常言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的纪律非常严明,不仅秋毫无犯,而且待人非常平和,是我活了半个世纪所见到的最好的兵!他们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解放军的接收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我由衷地感到钦佩。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三年前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重庆政府当局派往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们,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两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学校复课不久,有一位军管会文教部的干部搬到学校与师生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情况。他不知道我住在市内,在学校里找我没有找见。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赶到学校去找他,适逢他回机关,也没见到。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梁寒冰(1953年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当时我虽然失望而回,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心眼里佩服。

当时我一家9口人,6个学龄子女,全靠我一人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餐餐咸菜下饭,窘不可言。北洋大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大西北后方复员回来的,像我这样的困难户,比比皆是。军管会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为我们发放工资,按实物折价,以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稳定。真是久旱逢甘雨,党的关怀,激动人心。

学校复课后,我迁到学校去住。3月的某日,文教部派干部来告诉我:黄松龄部长请我去谈谈。那位干部雇了一辆“洋车”让我坐,他骑着自行车陪我一同到了军管会文教部。这是我第一次去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又不知为何亲自找我谈话,一路上心情多少有点紧张。到部后,黄部长立即接见。他是一位清瘦清瘦的老人,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毫无“官气”,俨然一位老教授。我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了。他很客气地告诉我:北洋大学原来是校长领导制,要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要我出来负责组织校务委员会。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共产党对我的极大的信任,心情非常激动。经与黄部长恳谈之后,我推荐北洋大学教务长刘锡瑛教授出来组织。黄部长当场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说:“好!就这样。但是你一定要当一个委员。”我也接受了。在黄部长的感召下,我重振精神,又搞起行政工作来了。

北洋大学复课后,积极赶课,要把围城期间所停课程,于1949年暑假前全部补齐,使本届毕业生如期毕业;其他各年级学生按期升级。因此,课程表都是排得满满的。5月初的一天,文教部通知北洋大学的4位教师去部里开会,通知注明凭通知书进场。指定的4人中有我和萧连波教授,其他二人现在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4人都有课,是去开会呢,还是上课呢?犹豫不决。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和萧连波去开会,那二人请假。西沽离市里远,交通不便,当我们赶到会场,开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黄部长在会场门口见到我们二人,就问:“你们来了几个人?”我答:“来了两个,还有二人有课请假了。”黄部长一跺脚,有些着急地说:“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受了批评,我们俩赶快进入会场。到开会的钟点,黄部长进来对大家说:“少奇同志来天津办事,百忙中抽半天时间与大家座谈,因上午开会散得晚了点,小小休息一下就来,请大家稍候。”听到少奇同志亲自来召集座谈会,我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了。心想:共产党是多么重视知识分子啊!如果我请假不来,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等候了几分钟,刘少奇同志由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陪同着来了。他们就座后,黄松龄部长主持会议,他说:“大家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可以提出来谈谈。”大家发言,最后,少奇同志讲话。我记得他首先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然后谈到向苏联学习的主题。他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向苏联学习。苏联把德国法西斯几百万大军打败了,总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吧!过去我们学习英文,是为了学习英、美。回去告诉大家,要学习俄文,如果不学,以后是要吃亏的。如果你们不告诉大家,以后他们要埋怨你们的。天津解放4个月,少奇同志就把党的学习苏联的重大政策告诉我们,并一再嘱咐要学习俄文。这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我们二人回校后立即作了汇报。嗣后,北洋大学在全校发动突击学习俄文运动。座谈会过去了,但是黄部长的批评“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老是在我脑海旋转。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思想深处重业务轻政治的要害,促使我把政治与业务的位置关系摆正了,对后来的工作,起了不小作用。

党十分重视北洋大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了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1950年扩大招生规模。但限于校址狭小,无大发展的余地。1951年中央提出以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试点,黄松龄部长领导两校进行合并事宜。从此,我与黄部长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他深入细致的领导之下,并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校后,改校名为天津大学,仍沿用校务委员会领导制。刘锡瑛为校务委员会主任,主管全面工作;原河北工学院院长赵今声为第一副主任委员,主管总务和基建工作;我亦为副主任委员,主管教务工作。为便于学校规模的扩大,选定天津七里台新址建校,并要求于1952年度内全部完成迁建工作。时间短,任务重,两校师生员工日夜奋战,终于在1952年秋完成了迁建任务。

我与黄松龄部长相识五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受益良多。他重视人才,爱护人才,信任知识分子,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关心他们的成长和疾苦,从而以无声的命令调动了知识分子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表现在天津大学的迁建工作中,师生员工都自觉地日夜奋战,保证了迁建工作的如期完成。再如,思想改造运动后,一部分教师感到思想上有压力,总觉得灰溜溜的。黄松龄部长在总结大会上说:运动是疾风暴雨式的,难免要吹倒一些不必要吹倒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并鼓励大家参加民主党派,当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我就是其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

黄松龄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执行者,我深深地感谢他,缅怀他! CAuFfOC4w7KKWgT8CJqffBV1N6RqtRIvLdpq2gaC+zAHqp4g+wpA3yf5YCAWZY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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