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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当时，我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是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53岁了。来北洋大学之前，曾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因劳累过度，贫血严重，于1948年7月辞去院长职务，回到天津家中休养。同年10月病稍愈，便接受北洋大学之聘，并向校方申明，只担任教学工作，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以便于休养。当时情绪低沉，只想教教书了此一生算了。
北洋大学校址在天津西沽，地处城防线的前缘。1948年12月天津城防司令部勒令北洋大学师生于三日之内迁出校园，学校被迫停课了。大部分师生员工迁到河北区已停课的学校宿舍暂住，小部分教授挤到亲友家里去住。天津政府当局还要各家各户储备三个月的粮食。这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天津人民的解放为期不远了。
1949年l月初，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战斗终于开始了。此后，机关枪声、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动。14日下午，我家邻居的一位老工人激动地高喊：“解放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欢迎！”于是，家家户户的老老小小都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一面互相祝贺，一面热烈欢迎解放大军。15日，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所代替，天津全市解放了。
2月初，北洋大学迁回西沽原址复课。我家离西沽很远，复课之前仍住在家里。有时得暇，便在附近街头转转，见闻较广。常言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的纪律非常严明，不仅秋毫无犯，而且待人非常平和，是我活了半个世纪所见到的最好的兵！他们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解放军的接收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我由衷地感到钦佩。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三年前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重庆政府当局派往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们，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两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学校复课不久，有一位军管会文教部的干部搬到学校与师生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情况。他不知道我住在市内，在学校里找我没有找见。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赶到学校去找他，适逢他回机关，也没见到。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梁寒冰（1953年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当时我虽然失望而回，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心眼里佩服。
当时我一家9口人，6个学龄子女，全靠我一人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餐餐咸菜下饭，窘不可言。北洋大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大西北后方复员回来的，像我这样的困难户，比比皆是。军管会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为我们发放工资，按实物折价，以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稳定。真是久旱逢甘雨，党的关怀，激动人心。
学校复课后，我迁到学校去住。3月的某日，文教部派干部来告诉我：黄松龄部长请我去谈谈。那位干部雇了一辆“洋车”让我坐，他骑着自行车陪我一同到了军管会文教部。这是我第一次去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又不知为何亲自找我谈话，一路上心情多少有点紧张。到部后，黄部长立即接见。他是一位清瘦清瘦的老人，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毫无“官气”，俨然一位老教授。我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了。他很客气地告诉我：北洋大学原来是校长领导制，要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要我出来负责组织校务委员会。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共产党对我的极大的信任，心情非常激动。经与黄部长恳谈之后，我推荐北洋大学教务长刘锡瑛教授出来组织。黄部长当场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说：“好！就这样。但是你一定要当一个委员。”我也接受了。在黄部长的感召下，我重振精神，又搞起行政工作来了。
北洋大学复课后，积极赶课，要把围城期间所停课程，于1949年暑假前全部补齐，使本届毕业生如期毕业；其他各年级学生按期升级。因此，课程表都是排得满满的。5月初的一天，文教部通知北洋大学的4位教师去部里开会，通知注明凭通知书进场。指定的4人中有我和萧连波教授，其他二人现在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4人都有课，是去开会呢，还是上课呢？犹豫不决。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和萧连波去开会，那二人请假。西沽离市里远，交通不便，当我们赶到会场，开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黄部长在会场门口见到我们二人，就问：“你们来了几个人？”我答：“来了两个，还有二人有课请假了。”黄部长一跺脚，有些着急地说：“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受了批评，我们俩赶快进入会场。到开会的钟点，黄部长进来对大家说：“少奇同志来天津办事，百忙中抽半天时间与大家座谈，因上午开会散得晚了点，小小休息一下就来，请大家稍候。”听到少奇同志亲自来召集座谈会，我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了。心想：共产党是多么重视知识分子啊！如果我请假不来，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等候了几分钟，刘少奇同志由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陪同着来了。他们就座后，黄松龄部长主持会议，他说：“大家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可以提出来谈谈。”大家发言，最后，少奇同志讲话。我记得他首先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然后谈到向苏联学习的主题。他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向苏联学习。苏联把德国法西斯几百万大军打败了，总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吧！过去我们学习英文，是为了学习英、美。回去告诉大家，要学习俄文，如果不学，以后是要吃亏的。如果你们不告诉大家，以后他们要埋怨你们的。天津解放4个月，少奇同志就把党的学习苏联的重大政策告诉我们，并一再嘱咐要学习俄文。这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我们二人回校后立即作了汇报。嗣后，北洋大学在全校发动突击学习俄文运动。座谈会过去了，但是黄部长的批评“哎呀呀！几堂课有什么了不起呀！”老是在我脑海旋转。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思想深处重业务轻政治的要害，促使我把政治与业务的位置关系摆正了，对后来的工作，起了不小作用。
党十分重视北洋大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了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1950年扩大招生规模。但限于校址狭小，无大发展的余地。1951年中央提出以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试点，黄松龄部长领导两校进行合并事宜。从此，我与黄部长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他深入细致的领导之下，并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校后，改校名为天津大学，仍沿用校务委员会领导制。刘锡瑛为校务委员会主任，主管全面工作；原河北工学院院长赵今声为第一副主任委员，主管总务和基建工作；我亦为副主任委员，主管教务工作。为便于学校规模的扩大，选定天津七里台新址建校，并要求于1952年度内全部完成迁建工作。时间短，任务重，两校师生员工日夜奋战，终于在1952年秋完成了迁建任务。
我与黄松龄部长相识五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受益良多。他重视人才，爱护人才，信任知识分子，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关心他们的成长和疾苦，从而以无声的命令调动了知识分子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表现在天津大学的迁建工作中，师生员工都自觉地日夜奋战，保证了迁建工作的如期完成。再如，思想改造运动后，一部分教师感到思想上有压力，总觉得灰溜溜的。黄松龄部长在总结大会上说：运动是疾风暴雨式的，难免要吹倒一些不必要吹倒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并鼓励大家参加民主党派，当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我就是其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
黄松龄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执行者，我深深地感谢他，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