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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天津解放时，我在河北工学院任教授兼水利工程系主任。在天津市被解放军包围后，院长路荫柽动员师生保护学校，指定我负责分院保卫工作。分院设在河北区元纬路上，院内有教师宿舍、学生宿舍、机械工厂、纺织工厂和电机实验室。国民党军队在分院大门旁构筑了地堡，部分伤兵强行进入分院居住，一个连长要求住进教师宿舍楼，被我拒绝。学生轮班巡逻，看守大门。工厂实验室也有人昼夜护卫。把学校完整保存住，是师生的共同愿望，也是围城解放军的号召。解放军攻进元纬路，地堡内国民党守兵顽抗，解放军先用炮轰，无效。后从南面绕道到我校分院大门旁，用炸药包炸毁了地堡，战斗停止。我的住室窗户被震得咯咯作响。除本院门楼被炮击中，有几处墙皮脱落外，学校没受损失，也无人伤亡。解放军进院搜索国民党残部，把伤兵集合带走后，便立即退出了。一位军官进入教师宿舍楼，王董豪教授请他进屋，用茶水款待。我也过去向解放军道谢，军官问我们是否受惊，有无损伤，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非常关心和爱护。在了解到一切平安无事后，军官高兴地告辞走了。我久闻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这次亲眼看到了。这与国民党军残害人民、强占学校，形成鲜明对比。
天津市人民纷纷上街游行，欢庆解放。在天津的欧美留学生数百人也聚集在南开大学思源堂楼前，公推我讲话。我历数了国民党贪污腐化、热衷内战、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种种倒行逆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敌后解放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后主张团结合作，实行民主政治，让人民和平生活，重建国家。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复兴在望，富强可期。会后，我领队到和平路进行了游行。爱国知识分子欢庆解放，拥护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
解放后数日，天津军管会文教部召开与知识界见面会，被邀请的有《大公报》孟秋江、张琴南；高等院校杨石先、吴大任、李霁野、张国藩、刘锡瑛和我，其余的人记不清了。教育处处长梁寒冰主持会议，文教部部长黄松龄讲话。黄和梁都穿着灰布军装，黄满脸胡须。久闻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现在亲眼看到了。黄讲话时没有炫耀解放军的胜利，而是希望和大家交朋友，听取大家意见，把天津市管好，他不是气势凌人，而是虚心向知识界问计求教。不久，黄敬市长也召开会议，与各界代表人士见面。他阐述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城市政策，希望大家多提批评建议。
1949年3月，梁寒冰率领一个小组到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检查工作，整顿领导班子。路荫柽请辞院长职务。梁寒冰到我的宿舍和我商谈，请我先担任教务主任，代理院长职务，我同意了。是年7月，文教部任命我为河北工学院院长，杨石先和刘锡瑛教授也先后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及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张国藩教授被任命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不久，我又兼任天津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后来，周叔弢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张琴南总编辑被任命为民政局局长，王赣愚教授被任命为司法局局长，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了新政权的建设。那时，中央国务院也有许多党外人士担任部长职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不仅议政，也在参政。共产党在政治上发扬民主，重大决策走群众路线，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解放初期，天津市每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一次，代表由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选举产生，是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统一战线组织。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委员会有党外人士参加，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协助党和政府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界人士和群众进行政治学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解放初期，天津市各人民团体，如工会、妇联、青联、中苏友好协会、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科学普及协会等均广泛吸收党外爱国人士参加组织领导。例如，刘锡瑛和我参加领导教育工会，吴大任在青联，杨石先在科联，张国藩和我在科普，大家和众多的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值得追述的是接收天津中国纺织公司的军代表刘再生和随解放军进城的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张华戡，他们团结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组织天津市工程师学会，开展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编辑出版会刊《天津工程》，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如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周末聚餐会等。通过这些活动，沟通了思想，增进了友谊，也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道理，把广大知识界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天津市党政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广交朋友。黄敬市长曾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也到过河北工学院参观视察，询问有何困难。当我要求他协助收回部队医院占用的学校礼堂时，他恳切地说：“学校和部队医院都需要礼堂，你应当为部队医院设想，还是两家合用的好。”一席话说服了我，应当从全局、从团结出发。1950年暑期黄敬市长邀请刘后同夫妇、李何林夫妇和我夫妇等到北戴河度假。我向黄敬市长提出天津新港应该疏浚航道，恢复通航，进行国内外贸易。他说一定要办，果然于1952年重新开港。黄松龄更经常深入学校，了解情况，与教师座谈，讲马列主义。河北工学院没有教师住宅，我向黄部长作了反映，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文教部于1950年拨款建了两所住宅楼，解决了8位教授的住宅问题，教师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十分感激。
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后都先后来过天津，接见群众。朱德元帅是1949年来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北宁公园去见领导，不想见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他穿着灰布军衣，异常朴素，满脸笑容，讲话慢而有力，没想到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英雄竟是那么和蔼可亲，那样平易近人。我见到刘少奇同志是在政协礼堂。我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班学习过一年，说起来还是同学。他还清楚地记得王国光校长和刘仙洲教授，他称赞勤工俭学制度。周恩来是在张伯苓逝世后来天津吊唁时，在耀华中学礼堂见到的。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似乎能看透每个人的心思。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天津时，在干部俱乐部南楼专门接见了大学教授。他和大家一一握手，还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他非常关怀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表明他对教育的重视。我在旧社会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领导人这样礼贤下士，共产党人不愧是人民的救星和公仆，能深入群众，和老百姓交朋友。这使我感到时代不同了，换了人间。
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大都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亲自宣传教育群众。黄敬市长曾多次在南开大学东院礼堂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他从来不拿讲稿，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他从中国革命史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段的必要性，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如何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讲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黄松龄给高等院校校长开会时，常由钱俊瑞副部长给大家讲形势，讲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有一次钱俊瑞和张宗麟司长晚上来到我们的住所，给大家讲群众路线，结合解放区的实例，讲党制定方针政策，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在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又如何深入群众进行宣传、贯彻到群众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天津各高等院校教师学生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高潮。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要想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就是必须要进行思想改造。从原来的阶级立场转变到人民的立场上来，然后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从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变到相信和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来。1951年9月29日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给北京、天津各大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以自己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和所受家庭影响为例，讲自己如何不断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了民族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就更难了。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使社会达到无阶级境地。我从1949年开始进行思想改造，到1952年主动要求入党，经历了无数次挫折、磨难、锻炼，与错误的思想反复斗争，终于在1978年被光荣批准入党。是不是入了共产党以后就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呢？不是的。我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像周总理教导的那样，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