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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种种救国救民的尝试，以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回顾一生，我感到是党引导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特别是解放初期我在党的指引下参加恢复金融秩序工作，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忆述如下：
我16岁时到日本留学，以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1926年毕业后回到北京。本想从此做一番事业报效祖国，讵料竟到处碰壁，最后在一家北洋军阀与日本合办的汇业银行充当实习员，靠打算盘、记数字换取每月60元的工资，最后连这个饭碗也没有保住。1928年，正当我再度陷入失业危机之时，幸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相邀加入该行，为该行筹建调查部。根据在日本所学，从此在国内首次开创了征信业务，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933年被银行资送美国，进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深入研究金融制度和银行经营课题，直到1935年返回上海。这时日本加紧对我国侵略步伐，华北风云日紧。我行装甫卸便受命接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从此举家迁来天津居住。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我身居沦陷区内，利用各种手段与敌伪周旋，拒任伪职，终于保全了天津分行的资财，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多少汉奸摇身变为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他们大发“劫搜”横财，抗战人士受迫害，爱国青年被捕杀。最后我发现自己也处境险恶，乃于1947年秋再度请准赴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金融政策课题。在我离津之前，国内政治形势混乱，美国参与调处，成立军调部，我有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沈其震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内，实出我意料。他在前往北平赴任途经天津时特来我家相访。在长谈中他向我详述了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主张，并诚挚地劝我说：“你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主张，才是唯一拯救民族危亡、振兴祖国的正确道路。”他建议我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去看看，并建议我积极参加组建民主党派工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此外，我爱人童益君的侄女童晓礼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经常住在我家，平时对我讲述过很多解放区的新人新事以及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斗争情况，有几次她还把被特务追踪的同学带来我家躲避，我还亲自为她的几位同学代购车船票，帮助他们逃离天津潜赴解放区。另一位亲戚方维吾，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劝说我应解除疑虑，跟着共产党走救国的道路。正因为有这许多中共党员的帮助，使我逐渐走上了跟定共产党实现救国救民主张的途径。那时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由于我和地下党员及爱国青年的来往，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因与我同属一个留学生组织——“仁社”，曾暗中向我提出警告，劝我暂避，这就是1947年末我再次赴美的主要原因。
1948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正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我尽量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通过当地一家书店，购读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书刊，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大大开阔了思想境界，更加坚定了我跟着共产党走救民救国道路的决心。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我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尽管当时美国当局百般阻挠，部分不明真相的留美人员徘徊彷徨，我还是决定立刻回国，赶到天津迎接解放。
我于1948年底乘飞机经香港回到上海，换乘最后一班民航客机到达解放大军即将合围的北平，换乘火车，在炮声隆隆中回到天津。当时我认识的许多熟人正在纷纷逃离，有的还悄悄问我何以偏在这个生死关头回来？我泰然自若地劝他们不必惊恐。我对他们说：“战火很快就会结束，我是特意赶回来迎接解放的。”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招商局经理张庆枬、华北电讯局局长黄如祖等，终于接受了我的忠告留了下来。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硝烟甫散，我便被请到军管处，受到金融系统领导人曾凌、向明、何松亭等同志的亲切接见，就接收和整顿天津金融方面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这是我初次会见中共的领导干部，他们诚挚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我，当时我便坦率地提出三项建议：（1）支持所有私营银行、钱庄立即复业，以尽快恢复市场，繁荣经济；（2）保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称及其在海内外的组织机构，充分加以利用，以恢复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3）以优惠兑率兑换市民持有的国民党金圆券，保护群众利益。1月16日人民银行成立，次日全市私营银行、钱庄恢复营业。1月22日人民银行正式公布了以6∶1比率兑换金圆券（后又改8∶1、10∶1），同时公布了对工人、学生、职员的优惠兑率为3∶1。
解放后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意气风发，热情高涨。虽然已近半百之年，但在我的人生中却真正是风茂年华。在党的教育下，我对于党的认识逐渐提高，对于“国家资本主义”金融事业的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而下定了跟着党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决心。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在天津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我便指示上海银行天津分行主动与人民银行联系，代理中国银行的国外业务。我多次向上海银行的同人们申述这一工作对于开展华北外贸、安定民生、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意义。为了充实该行外汇部的力量，我从各方面抽调人手，并要求上海总行向天津调来25万元外汇作为储备。3月份华北人民政府外贸管理处正式成立，为了掌握香港地区及国外市场动态，委托我行通过香港上海银行每天电告香港干果、杂货、化工、西药等行情，以及美国道·琼斯指数变化情况。这些电报每天都由我亲自审核后转送外贸局。嗣后，人民政府又陆续公布了外汇和外贸管理办法。翌年3月天津开始办理外汇银行和进口商登记，同时筹办外汇交易所。我行与金城、汇丰等15家中外银行被指定为外汇银行，获准参加外汇交易所。外汇交易所以中国银行为主任，我曾以副主任上海银行名义主持召开外汇银行座谈会，从此彻底改变了过去外汇交易由外国银行操纵把持的局面。
由于我初次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协助党和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党和政府便给了我极大信任和殊荣，邀请我参加了1949年春在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欢迎各地民主人士的和平大会。同年9月又应邀随同黄敬市长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光荣地出席了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
坚定地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在我的思想中已不容置疑，但具体到我个人毕生所从事的金融事业，我常想到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总感到它必须率先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才能保证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因此当1949年我在参加民主人士和平大会期间，便同黄敬市长以及民主建国会元老、金融专家章乃器先生等探讨过这个问题。后在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这个想法更趋于明确。不久，天津市举行人民代表会议，我再次向党和政府提出这个将私营金融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设想，立刻受到黄敬市长的支持，并提出以上海银行为试点的建议。他还介绍我去北京面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同志，初步提出由人民银行购买上海银行部分股票的办法。这时上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光甫和部分董事已移居香港，董事会已决议由我担任总经理。为了实现合营的设想，我于1950年春亲赴香港，向陈光甫和董事会做了大量说服与解释工作，终于达成三点协议：（1）同意人民银行收购上海银行部分股票并参加董事会；（2）将上海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以便进行合营工作；（3）上海银行香港分行与总管理处脱离关系，在港另行注册，独立经营。陈光甫本人未回内地，只派朱如堂、徐谢康二位常务董事随我回到北京。
1950年5月31日我代表上海银行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申请，9天后便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7月2日人民银行以每股25万元（旧人民币）价格收购上海银行股票25322股，并指派9人参加董事会。9月1日上海银行正式改名为公私合营上海银行，我被推为总经理，开创了我国私营银行公私合营的先例。
回顾自己一生追求振兴祖国的道路，只有在解放后才找到了党领导的光明之路。我决心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敬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