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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曾在旧银行长期工作的从业人员，离开学校后就在四川省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简称川康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天津设立分行，我先后担任副经理、经理职务。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刘航琛曾先后任四川省的财政厅长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由于我对他很忠实，他一直信任我，就给予提拔重用。正因为如此，对维护资本家利益我思想上是根深蒂固的，对资本家不利的事情就很自然地有不同的反应。
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地庆祝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我也为新诞生的人民政权而欢呼。但实际我是强颜为欢的，因为我联想到了私营金融业的生存问题，因此心中忐忑不安，彷徨不知所措。别无他法，只有看形势的变化了。处在这一关键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迅速颁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号召全市工商业立即恢复营业，借以恢复生产，恢复商品交易，恢复金融活动，恢复人民日常生活。党的政策大大地鼓舞了人心，安定了人心，各行各业都响应党的号召。但门虽开了，而实际情况是：国民党逃跑后，遗留下来的却是一个破烂摊子，工厂生产停止了，商品流通停顿了，特别是为工商业调剂资金周转的银行、钱庄，门虽开了却无业可营，整个金融业陷于瘫痪。金融业不能参与工商业资金活动，工商业就很自然地不能启动开工生产和商品流转活动。金融业的资金到哪里去了呢？解放前天津有银行、钱庄150余家，其中银行占1/4，大都是分行，这些银行的资本家眼见天津解放在即，早已把资金抽调一空，把外汇存于香港，存有黄金美钞的，也派人带出天津；钱庄虽是本地人办的，但资本极其微薄，调剂工商业资金是没有力量的。
人民政府得知这一情况，为了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军管会于1949年4月27日公布了《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办法》，除规定了银钱业的性质、职能外，具体到天津，规定银行总行必须增资4000万元（旧币，下同），分行2400万元，钱庄银号600万元，分两期报政府验资。法令的公布给全市人民，特别是私营工商业者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但各银行负责人却出现了猜疑、沉默、观望的态度，感到这骤然而来的政策难以理解，因为需要的增资数额太大，除非从香港调外汇来。因此，我在心情不安又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就连续与来自四川的川帮银行如聚兴诚银行、亚西银行、重庆银行、长江银行磋商，征求他们的看法与意见，但谁也说不清政策目的是什么；要这么多钱增资，是否人民政府要挤垮私营银行。大家都在胡乱猜疑，不约而同地等待和观望。而我想的是：资本家是信任我们的，但资本家还在国民党政府做官，他愿意出钱吗？如果真的把外汇调来，数额这样大，万一共产党政策变了，钱拿不回去，我怎能对得起刘航琛呢？但是如果我不出头向刘航琛要外汇增资，面对职工的强烈要求，我又不好交代解释。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有一天我去军管会金融接管处办事，军代表孙及民同志、主任郭恒久同志同我谈话，反复讲了人民政权的性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说：“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政策措施主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反动政权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压榨剥削奴役人民的。我们进城后为什么只没收官僚资本银行？因为四大家族是剥削压榨人民的；为什么允许私营银钱业存在呢？因为你们是属于民族资本，要在共产党的政策引导下，去支持工商业发展，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你不要怀疑党的政策。现在规定要增资，正是为了使你们在支持工商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他们看到我思想上还有些犹豫时，郭恒久主任连续几天亲自到银行来单独同我无拘束地交谈，一再交代政策，说明私营金融业不仅可以存在，政府还期待它发挥作用。军管会负责领导人的谈话使我们开始醒悟了，我认识到增资以后，私营金融业在党的政策引导下支持工商业发展，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工作的银行不仅能存在，而且更有奔头。经再三思考后，我主动向金融接管处郭恒久主任表示，我决定打电报和写信要求董事长刘航琛调外汇来天津增资。
与此同时，在是否增资问题上我思想还在犹豫不决期间，天津工商业老前辈、开明人士李烛尘先生曾单独宴请我并作了长时间谈话，我永远难以忘记他的教诲。烛老说：“你必须明白过去是为谁服务，今后将为谁服务，思想应有一个大转变。你还年轻，应当看得远，我比你岁数大得多，我不会欺骗你，希望你多学习领会党的政策，按照党的政策去办事。增资就是党的政策，照着去办不会错。”他又说：“你到香港给我捎个口信，形势已经明朗了，请他（指刘航琛）过来吧（即到解放区），还希望你在他身上起点作用。”烛老还交代转给刘一小卷印刷品，内有新民主主义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我慨然应允，并对烛老肺腑之言感激不尽，它使我在大是大非的十字路上有了认识。
我经天津军管会开具购船票证明，并约请上海分行经理同道乘船去香港。会到刘航琛是在广州，会面时除转达烛老的口信和交印品外，还用了半天时间，同他一问一答地谈话、介绍情况，半天会谈中曾三次变动了谈话的地点，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我是由解放区去的。我向刘主要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市面见得到的情况，以及共产党颁布的政策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重点是迫在眉睫的增资问题，对此我反复说了我的看法：人民政府对金融业的政策是允许私营银行存在的，今后为扶持工商业发展有很多事情可做。我又直言地说：“你是否到解放区，想必也在考虑。但增资需要的外汇数字并不大，你是承受得了的。如果增了资，你就在解放区占了一个脚步，留有余地，对你今后的选择是有利的。不过我的看法，增资以后你能去解放区，共产党政府肯定是欢迎你的。”我紧跟着问他，解放区有人为你搭桥吗？他说：“解放区朋友太多了，像张澜、章士钊同我都有间接联系。”几经考虑，刘航琛最终决定给予增资，并从香港给天津川康银行调来了所需的增资外汇，此事受到了天津军管会金融接管处领导的表扬。
天津解放后党实施金融管理政策，规定金融业增资，天津川康银行是第一家调来外汇增资的银行，为其他银行陆续增资带了一个头。待金融业普遍增资以后，在政府的引导下，又分别组织了银团贷款，为大力支持工商业发展、繁荣市场起到积极作用。天津川康银行第一家调外汇增资，天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曾来采访我，并在报刊上做了鼓励支持的报道，使我感到高兴。不过我深刻认识到，事情虽是我做的，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发挥了威力，使我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并且不断提高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