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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负责领导天津的接管工作。为使天津解放后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从华北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陆续在河北任丘和胜芳两地集中。1949年1月1日开始在胜芳组织学习训练。学习前，黄克诚、黄敬曾先后在任丘、胜芳两地召开准备进城的干部大会。会上，宣布了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包括各局）的组织机构以及负责人名单，其中负责接管商业的是贸易接管处，我被任命为处长，副处长是梁耀，下设秘书室（主任刘汉光）、人事室（主任杨用之）、接管室（主任张佳）、业务室（主任王迪）、审计室（主任张业建），具体接管业务部门分5个部，即粮油部、花纱布部、百货部、煤炭部、盐业部。所有接管干部在胜芳集中培训，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1）黄敬的动员报告；（2）接收济南的经验；（3）中共华北局关于接收太原的决定；（4）入城干部纪律守则；（5）城市一般常识教育。天津是个工商业城市，特别是商业，是天津的最重要部门，而且也是极为复杂的。在天津的商业领域中，有外国商业资本（如洋行等），有官僚资本、民族商业资本，也有着众多的中小个体商业。针对天津商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们这批准备接管商业的干部，在学习中，认真地分析了天津的具体情况及我们的任务，并根据党中央总的方针和黄敬同志关于接管工作的精神，制定出以下几方面措施：第一，对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战犯所管辖的财产要全部没收。第二，对国民党及敌伪汉奸管理的商店一律没收。第三，对国民党军政机关在天津存放的物资一律接管。第四，对官僚、战犯和汉奸大公司的股金、股票，对国民党战犯以外的高级人员出资经营的商业，以及他们留存在天津的财产，包括私人小汽车等物，一律实行代管。第五，外商正当企业财产不予接管。第六，对于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不侵犯、不没收，而对于四大家族及战犯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如“中美联合公司天津分公司”“泰东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代管。第七，中原公司中属于汉奸徐良和战犯李宗仁的老婆以及国民党军长林伟俦等人20％的股份由政府接管，但对整个中原公司不予接管。第八，对企业进行接管时注意不打乱该企业原来的组织机构，原企业的负责人、工程师等高级人员，只要不是坏分子，可以继续留用，接管时要查清账目，清点物资，造册入档，进行审查。为了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我们还进行了充分的物资准备，当时由冀中区贸易公司提供6000万斤粮食，用船运送到杨柳青、杨村、王庆坨等地，准备随时运往天津。
1月13日，全体准备接管商业的同志集中起来，收拾行装，我向大家重申了进城的纪律，强调要求做到“两袖清风”、廉洁奉公，要求每个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月14日，我军的炮声响起，攻城开始，此时，主要接管干部都已到达杨柳青附近。15日，全体接收干部进入市区。当天，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天津市区以及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到杨柳青，北至杨村范围内为天津军管范围，军管会为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16日开始接收。
整个接管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接管工作开始到1月底，为办理交接，这是一个紧张忙乱时期；第二阶段从2月1日到3月，是清理审查时期，其特点是精细周密、认真踏实。
原来计划贸易接管处接收对象共16个单位，实际接管了39个单位，代管9个单位。这些单位都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企业、政府机关官办企业，以及国民党盘踞华北平津地区高级军政官员如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等人公开或隐蔽的企业。记得当时贸易接管处接收了长芦盐务局、社会局粮食调配处、西北实业公司驻津办事处、热河省贸易公司、扬子建设公司，接收了天津海关、商品检验局、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天津分局等。中原公司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一部分官僚资本，许多私人资本家股东大部分逃亡在外，我们派李汝修、王瑞轩为正副军代表，接管了该公司。
在交接过程中，一般敌伪组织人员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官僚资本必然没收，对我们接收均有准备，除早先已做了分散外，账簿档案资财大体上都完整未动。接收工作的步骤一般都是在宣布命令后，首先掌握重要仓库物资，特别是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重要资财等，分别查封保管，对于档案文件家具什物，则造具表册实行点验移交，会计上账簿单据凭证则经过互相参照核对，最后结码盖章，空白账页加画红线编写账目、页数，防止弊端，现金库则校对票据，账上结码即时查封。在进行中强调各人的职责，尽量按原订计划进行。由于我们的干部干接收工作还是第一次，开始不知从何处下手，感到过于忙乱，后来逐渐熟悉，并且创造了监视交代的方式，即将我们干部分配到原有各部门深入监督，这一方式虽然曾发生过原有人员点交之后甩手就走，形成一切由我负责的偏差，但是这一方式能使干部深入下层，接近旧人员便于熟悉工作了解情况，“监交”方式基本上是成功的。
第二阶段的清审工作，其工作重点是清点物资，审查账目，追究问题，发现新的接收对象和隐蔽物资，并对敌伪人员进行审查了解，分别进行处理。审查账目工作，由于我们派去接收的干部技术水平低，工作上感到困难，后来使用旧人员，由我们干部监督领导，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采用账外突击方法，在旧人员中进行个别谈话，寻找线索，发现不少问题，也搞出一部分物资。清点物资则是一项麻烦而又琐碎细致的工作，但经广大干部努力，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项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贸易处下设几个接管组，如粮油组，从1月19日开始接管民食调配处，这是国民党1947年成立，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和“天津市政府”双重领导，为解决沪、平、津等大城市市民粮食供应而建立的官方贸易机构。这个处共有职员251人，工人80人。首先组织他们学习，然后适当安排其工作。接管该处库存面粉58624袋，其中243家配售店存面粉11077袋，接管工作于2月6日告一段落。百货组主要接管对象是：（1）四大家族官僚战犯经营的商业公司、银号、商店；（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管理的汉奸经营的商店；（3）外省市国民党政府在津存放的物资商品，开始接管的是一些正式在国民党社会局登记的少数单位，大部分是接管过程中发现的单位，正式接管单位共24个。接管单位较多，而且又是普通商店式的小摊子，大半都有两套账，即公开的与黑账，甚至有3套账，内容复杂，弊端很多，即在旧人员中选择十几个表现较好的青年组织两个小组，由我们领导着，进行审查。审查重点是：（1）账目是否真账或另有后账；（2）黄金美钞之代用语（如购黄金称铜料）；（3）倒货或逃避物资的专用户头；（4）有无劣货顶交好货事情；（5）发现其他有关系之官僚资本商号；（6）天津解放前短期内进销货是否真实；（7）由往来函电衡量营业范围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8）解放前拨存外地物资，其地址及负责代理人。曾经过清理审查发现不少问题，也搞出一部分物资，如山西合联社缴出煤油40桶，黄金8两；山西贸易公司找出北平存放黄金75两等。接收的财产主要有房产5处，汽车、卡车46辆，汽车零配件、五金、铁管、面粉等，由于这些单位在解放前已经将大部分物资转移，实际接收的物资不多。
花纱布组没有接管对象。
总的说来接管工作比较顺利。其原因是：第一，正确执行政策。除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外，其他私人资本概不侵犯，这样使得与官僚资本合营的一般股东打消顾虑，还能主动介绍情况，这样既扩大了政治影响，又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第二，分别对待接管单位中的国民党人员。对于中上层人员采取孤立政策，对其中尚未发现抗拒接管的，也不给予打击，只是令其老老实实听候接管。对于下层工友和一般职员，分别采取依靠和团结的政策。在接管中，由于工友的积极揭发，发现了不少新的接管线索。第三，尽量摸清情况，事先有地下党组织送给的情报，接管过程中又找熟悉情况的正派商人提供情况，这对顺利接管起较大作用。第四，创造了“监交”的工作方式。在坚持完整接交的方针下，以“监交”的工作方式可以避免形成等待或乱抓乱忙，还可以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也使我们干部了解与熟悉原来管理的一套，从而更能发现新的问题。
当时，军管会贸易处接管对象不多，接收的物资更少，可供市场出售的很少，但仍根据黄克诚同志的指示，拿出一部分物资，主要有盐200万斤，布32万尺，纱900余件，粮47万余斤，煤油847大桶、1808小桶，白糖20余万斤，其他颜料、纸张、文具、碱面杂货等，按照贸易总公司意见，大部分拨给各区公司，换取棉花、粮食等，以平抑农村和城市的物价，另外有一部分拨到唐山，交换开滦煤矿的存煤，以供给天津工业用煤。留在天津市作市场调剂和稳定物价之用的，只有少数纱布。这些物资对稳定天津市场起了一些作用，如1月下旬到2月上旬，天津纱布等工业品物价曾下降20%左右，就是因为市场上纱布一时增多的缘故。同时这些物资调拨给贸易公司，成为国营商业最早的一部分“资本”。但是由于用于贸易周转的物资太少，因此军管会领导要求贸易处的任务未能完成，如纱布等工业品调剂农村太少，不能有力地支持各区公司收购棉粮等所需资金，影响了天津市工业原料和市民粮食的供应。同时，因手中没有实力，眼看纱布价格波动，但无力平稳，不仅影响了天津市人民生活，也带动了华北和东北的物价上涨。
从接管中看存在的问题：第一，情况不清，经验不足，从接管开始到结束，始终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物资可以用于市场，尽管曾接管了上千万斤以上白面，究竟用什么手段、什么时候投放市场为合适不清楚，这样失去物资应有的作用。第二，重视接管，忽视经管，尽管接管工作任务规定，接管后应立即投入经营，变死物为活物，为社会主义商业打下基础。但实际上由于有的同志对贸易工作的作用和任务认识不足，不愿意拨出物资，甚至提出“军用的物资不给，军民合用的物资可给，大宗的物资不给”的原则，只是想“守财”而不想“理财”，这样有许多本来可以用于贸易的物资，竟放在仓库中不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天津市工商局于1月18日成立，负责全市一切商业活动的行政管理，我任局长，地址在今河北区进步道。
由于商业工作任务繁重，市人民政府决定贸易接管处在各部的接管基础上，建立各专业公司，华北盐业公司于新中国成立前成立，解放后迁入市内，经理李秋野，副经理李直。3月24日，成立天津花纱布公司，经理刘乞春，副经理黎明之、高庆云；天津市煤建公司经理李南生，副经理范菊秋；天津信托公司经理杜新波（兼），副经理杜郁、董慕韩；天津市山货栈（改名土产公司）经理裴泽生。为了统一领导各专业公司，3月24日成立了天津市贸易公司，经理王文波（兼），副经理梁耀，后为何法章。贸易公司和所属专业公司成为天津最早的国营贸易机构。3月28日成立天津市粮食公司，经理何法章，副经理王一鸣。各接管部仍旧保留，一套机构两个牌子。9月22日成立天津市百货公司，经理李汝修，副经理王瑞轩；天津市零售公司成立稍晚（1949年12月），经理王耀庭，副经理郝旁球。各专业公司成立后，立即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各自开展专业对口业务活动，主要是经营批发业务。另外位于罗斯福路（今和平路）的中原公司是以政府向中原公司租赁的形式接管的，定期5年。成立的华北百货公司，是国营商业中最大零售商场，加上各专业公司委托或单独成立的代销店组成了国营商业零售网。国营商业成立之初，与当时私营商业相比，力量薄弱，但它是新生事物，在保障供给、平抑物价、发展生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合作社商业与国营商业同时建立。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接管处合作小组进城后，其任务是接收国民党合作社隶属机构，积极组建职工、手工业和市民消费合作社。2月中旬，合作小组接收了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物品供销处天津分处、河北省社会部物品供销处天津分处、山西省棉联社、山西省西北事业局物品供销处天津分处、天津市社会部物品供销处共5个单位，接收物资12.4880万元，为建立合作社商业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2月中旬，市合作总社正式成立，刘云生任主任，社址在一区新华北路，并于3月2日建立第一个市民消费合作社，到3月20日已在全市建立职工与市民消费合作社35个，社员6800余人，其中33个社共有股金191万元。到6月30日发展到312个，社员50.5万人。到1949年12月，发展到458个，社员105万人，占全市170万人口的60%。合作社以棉布、粮食等配售给社员，售价低于市场价格，网点星罗棋布，对于积极占领城市零售阵地，稳定人民生活起一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百货公司、合作总社以及稍晚成立的天津零售公司、中原公司（1950年5月建立，公私合营企业），是天津解放初期社会主义商业中4个较大的零售企业，加上若干国营商业所属门市部和与国营商业有联系的代销店（点），组成国营商业网，掌握了粮、棉、纱、布、煤等主要物资，是天津商业领域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开始时力量薄弱，资金不足，网点太少，市场上的商业活动，特别是零售商业还主要通过为数众多的分散的私营中小型商店和个体商贩进行，这使不法私商进行投机倒把，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有机可乘。
天津是我国解放最早的第一个大工商业城市，能不能把它管理好和建设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考验。其中迅速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恢复生产、稳定市场物价是头等大事。天津市首任市长黄敬于解放天津前夕在河北省任丘县讲话时就指出：“我们进入天津7天内要叫工厂烟囱冒烟，要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这两件大事做好了，天津工人、市民（包括各界人士）就会拥护我们，这是接收后管好天津的关键。”当时天津市生产恢复较快，而稳定市场物价则费了一番周折。在1949年中就曾经出现了3次物价大波动，虽然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其根本原因是：（1）我们党对如何管好大城市还很生疏。（2）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虽然尽量调集物资来满足人民需要，但在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缺乏问题，因此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3）解放战争正以空前规模进行，同时对旧军政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财政负担相当沉重，为了弥补赤字，不得不发行钞票，这就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加上天津作为解放南方的后方基地，更成为通货汇集之处，币轻物贵，造成物价上涨。（4）一些反动势力和剥削阶级公开和暗地里同共产党较量，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感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大势已去，因而在经济上继续同共产党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商人，抽逃资金和股份，如天津仁立实业公司就把4万美元转入国外。有的兴风作浪，非法经营，哄抬物价，追求暴利，当时在工商界出现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现象。早在解放前夕，天津已经聚集大批外地流资，正当的工商业者也将资金换成黄金、白银、外币或其他物资转入地下，以避免因货币贬值而遭到损失。当时投机者存纱布50万到100万尺。金融界各行庄在解放后自行申报贮存的物资就有：黄金1652.5两，白银219两，银圆1164元，外币1571元，面粉5483袋，大米757包，棉布6944尺，棉纱365包，糖221包，碱面341包，染料397桶，另外还有五金、百货、药品等，本来钱庄属于金融机构，这些也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此时都成了投机者的资本。金融界如此，其他行业亦然。他们利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利用手中物资、资金，抢购囤积，牟取暴利，再加市民恐慌心理和重货轻币心理，争购商品，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幅度。（5）解放初期国营经济力量薄弱，零售市场基本上被私商占据，政府不太了解商情和商人内幕，使我们常常吃亏，成为市场的尾巴，造成我们相当时间内工作被动。天津工商业领导机构和国营商业面临相当沉重的压力。这是一场特殊性质的两个阶级争夺市场的斗争。为此，我们在党领导下，从接管开始就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的斗争。
粮食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保证人民粮食供应也是解放后商业工作的重点。早在天津还未解放时，党和政府就在老解放区调配组织大批粮食，天津一解放，大批粮食源源运津，记得当时正是“三九”寒冬，大清河、子牙河、白洋淀冰冻一尺多厚，船不能通行。冀中区行署主任罗玉川，专门召开了有关县区会议，动员数十万民工砸开冰河。由冀中区裕东总店经理曹乃康担任运粮、棉总指挥，有关县、区长带领民兵押运粮、棉入津。经过日日夜夜艰苦奋战，粮食、棉花等物资源源不断运进天津，暂时解决了天津粮食的供应问题。但是天津需要的粮食数量很大，供求关系还一时得不到平衡，加上季节性差价、地区差价、批零差价等，造成粮食价格的不断波动，而当时国营粮食商业刚刚建立，粮食的批发、零售业务中私人商业占较大优势，这就给投机商人以可乘之机。
棉纱、棉布是仅次于粮食的工业半成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因此也成为投机倒把的对象。以纱布来说，不仅经营纱布的700余家纱布商对纱布进行投机倒把，就是不经营纱布的各个行业也对纱布进行投机倒把。天津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纱布供应地，一旦纱布供求失去平衡，就成为投机商囤积的对象，不仅掀起本市纱布价格的波动，甚至还能影响粮食价格波动以至引起整个市场的物价波动。解放初期，天津的物价3次波动，就是由粮食和纱布价格的波动引起的。
记得那是在1949年4月后，由于冀中春荒，灾情日趋严重，农村粮价上涨，当时天津粮价偏低，造成粮食外流，销量空前增大。尽管工商局采取加强粮食市场管理，限制粮食交易，严禁买空卖空等措施，市场粮食成交额仍不断增大，如市粮食公司在3月份市场销售943万斤，4月份猛增到4418万斤，比3月份增加了3倍多。贸易公司即从东北组织大批粮食，长途急调入关，同时大量抛售粮食，不到20天，在市场上即抛售粮食5000余万斤（直接供给工厂、机关、学校的不在内），最高时一天抛售粮食360余万斤。进入6月以后，冀中等地下了透雨，夏粮收成有望，粮食上涨之风趋于平息。与此同时，纱布市场也经历了剧烈波动，进入4月后，纱布进入适销季节，东北、西北各地客商大批来津采购，又由于其他原因，黄金收购价格每两从19000元上升到28000元，与黑市黄金价格接近，倒卖黄金无利可图，遂刺激游资迅速集中到纱布，使纱布价格猛涨，4月份开始，20支八仙纱由3月份的每件107550元上涨到5月份的每件255015元，上涨137.1%；白五福布由3月份的每匹4671.73元，猛涨到5月份的10187.06元，上涨了118.05%。6月份20支八仙纱布又较5月份上涨12.9%，五福布也较5月份上涨19.6％。各货平均水平上涨119.8％。一些以投机为目的的纱布批发商聚集在旧法租界六号路（今哈尔滨道）共几十家。他们在锦荣大楼有专门电话，互通消息，兴风作浪。政府针对投机商活动做出相应对策。一方面花纱布公司资料室内设置仪器收听南北行情特别是上海行情，掌握迅速、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则采取行动：花纱布公司在工商界的支持下，组织力量突击检查六号路投机商的中枢地带，查封其对外联系的电话，使操纵黑市的据点受到沉重打击。同时紧缩银根，在花纱布公司挂牌上，以猛提骤落的方式，大量抛售物资，不到20天时间，抛售棉布达25.3万余尺、纱2000余件。最高一天抛售棉布3万尺，沉重打击了投机商。这样，纱布市场波动到5月10日基本平息。
这次稳定物价的胜利，扭转了国民党时代以黄金带动物价上升的历史规律，也摆脱了上海敌占区物价牵动的影响，为天津市工商各界所赞佩，提高了政府和国营商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们感到共产党办事是有办法的，也说明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充分证明了共产党不但能武装夺取政权，而且也能管理和建设好城市。
5月中旬以后，物价趋于平静，粮、棉等商品价格普遍跌落，其他各货卖多买少，一直到6月份，整个物价一直呈下跌趋势。但从6月下旬以后，又出现新的物价波动。先以纱布带头上涨。接着粮食挺高，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出现了物价第二次波动。这次波动首先是受上海及江南新解放区的物价影响。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和江南地区相继解放，逐步形成全国市场。上海物价比天津高出很多，如6月26日，上海黄金价格高出天津38.9%，五福布高30.65%，20支纱高31.94％。7月初京沪通车，南方游资汹涌北流来津争购。其次天灾因素，大水泛滥，运粮道受阻，居民争相购存，粮商囤集拒售，批发零售价格大为悬殊，面粉高出70.50%，小米高出36％。再次，各地公营采购机关也竞相抢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天津物价又迅速上涨，7月24日与6月30日比较，大米上涨117%，小米和面粉上涨了两倍，玉米面上涨了110％，棉纱上涨141%，五福布上涨10.5%，棉花上涨98%，食油上涨140%，整个物价水平上涨201.6％。
人民政府针对物价上涨继续采取行政管理与经济干预措施，一方面检查各违法采购单位的经营范围及采购证明，初步端正采购业务范围，同时深入检查粮商货栈，打击囤积，动员出售存货并取得很大效果。如8月中旬，10天内私商出售的粮食占市场成交量的80％以上。另一方面，缩小批发与零售差价，同时利用国营贸易机构的物资实力大力平抑，以每日售粮三四万斤、纱布千余件的数量大力抛售，并加强消费合作社和代售的直接配售，以占领临时市场等方法扩大供应。到8月中旬，市场恢复平稳，这一措施不仅支持了上海，也使新解放区和华北各城市几番欲动的物价均未引起波动，因此，这次平抑物价的胜利有其全国意义。当然由于对市场物价管理缺乏经验、国营经济力量薄弱和通货膨胀等原因，物价波动，不能做到真正稳定，因此，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出现第三次物价波动。其来势比前两次尤为猛烈。这时，国营经济力量已有所加强，人民政府终于再一次控制物价，投机商人遭到严重损失，为1950年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创造了条件。
通过经济上的较量，国营经济阵地大大巩固和发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进一步掌握市场，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恢复生产，支持解放战争，市行政管理和国营贸易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第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审查登记粮商，保护正当粮商的合法经营，取缔囤积投机非法交易，把粮食的采购和销售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必须掌握雄厚的物资。为此，国营贸易机构从华北、东北、内蒙古、华东等地先后调运粮食2亿多斤，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合法私商，从各地调运粮食2亿多斤。在供应上，通过有计划的配售，保证了工人、职员、学生、独立劳动者及广大市民的需要。粮食、纱布是历来左右天津市场物价的重要商品，也是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国营商业机构控制了它，基本上就可以稳定市场物价。
为了更好地掌握市场，稳定物价，与投机倒把分子做斗争，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政府积极组织正当商人为国家服务，支持和恢复粮食的销售和面粉的生产业务。
第二，加强纱布管理，控制纱布市场。统一纱布成交，建立纱布交易所。天津解放后，有些投机囤积分子，不断以纱布为龙头，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政府为了取缔投机囤积行为，稳定纱布价格，以保证正当纱布厂商的利益和便于开展城乡交易，于5月间建立了纱布交易所。
在市工商局的直接领导下，交易所集中买卖双方在一起交易，管理市场秩序及调剂市场供需，全市纱布市场价格，甚至华北地区纱布市场价格都要跟着交易所价格走，因此，交易所在稳定纱布价格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建立直接供应市民生活需要的零售组织，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减少中间剥削，以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
解放以后，政府除了有计划、有选择地组织一些零售代销点外，还积极发展消费合作社，按低价进行组织配售。这对于安定市民生活，摆脱物价波动和相对稳定物价，减少中间剥削，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起了重大作用。
第四，对外地来津采购实行统一管理，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生产和采购。天津是中国北方贸易中心，市场供需量相当庞大，解放后各地来津进行工农业产品交易和采购者繁多，尤其以老解放区军政民各机关、团体为数更多，形成无组织、无计划、多头采购和交易状态，他们有的既不了解行情，又缺乏大城市交易的经验，加上由于采购人员不注意货物价格的高低和质量优劣的单纯任务观点等，给商人以投机之隙，而哄抬物价，使政府财政损失巨大。为了解决这种乱采购、乱交易的现象，堵塞投机商人的投机渠道，加强市场管理，天津市政府于2月6日成立天津市信托公司，该公司的任务是代各地统一进行采购，消灭乱购、抢购竞争的做法。并有计划地代为推销各公营、私营工厂出产的产品，以及有关各区运来的产品。总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产、销、采购和代购代销、运用公私雄厚的资金和有计划地掌握物资吞吐，从而打击了市场上的投机商人，稳定了市场价格。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天津解放初期的物价上涨幅度不大，根据17种人民生活主要商品批发价格统计，1949年12月份比同年2月份价格上涨45倍，与1948年全年上涨740倍相比，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在战争继续进行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解放初期天津商业的恢复与改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15日天津解放到3月底，为复业阶段。在这阶段中我们广泛宣传工商政策，解除资本家疑虑，调解劳资纠纷，并发行人民币为商号复业创造条件。16日军管会宣布停止使用金圆券，以金圆券用合理的比价兑换人民币，这样市场上有了新的统一货币，为商店营业创造了条件。到22日，天津解放一周以后，工商业已经陆续开工复业，各公司商号已达70余个行业，天祥、劝业场等大型商场也复业。19日到23日，工商局分别召集粮食、茶、煤炭、五金、百货、纱布、干鲜果等行业座谈，听取私商代表意见并阐明人民政府对私人商业资本的政策，进一步打消商人顾虑。到28日，复业者已达6471户，到2月份，全市共有24944户复工复业。到3月份，各行业复业的数字如下：磨坊业236户，复业171户，占总数的72%；丝绸呢纱布业928户，复业455户，占49％弱；布业210户，复业168户，占总数的80%；百货商业731户，复业589户，占总数的80%；货栈有124户，复业114户，占92％强；五金业200户，复业194户，占总数的97%；煤业1342户，开业1323户，占总数的98％强。
第二阶段：4月到9月，为私营商业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稳定社会秩序，打击投机倒把。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城乡、区域间的物资交流关系有所恢复，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对于正当商业的经营十分有利，加上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落实，在本阶段出现了私人商业初步发展的局面。
1949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做了多次重要的讲话，这对迅速纠正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偏差，以便尽快走上正轨，使工商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天津的接收工作告一段落，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城市工作总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重点应该是团结，必须切实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资产阶级虽然也有斗争，但如果不把重点放在团结上，不把资产阶级作为团结对象、争取对象而作为斗争对象，那就会搞乱自己的阵线，不利于革命事业。可是，当时天津的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还不认识这一点，把农村工作方法使用到城市工作中来，有一些过左的情绪和做法，使得劳资关系比较紧张。
同时，由于天津解放不久，工商业资本家还不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加上反动谣言的传播，有的终日惶惶不安，不愿意积极经营，有的甚至抽走资金，逃到香港、台湾，至于扩大生产经营更不敢想，他们顾虑重重，以致工厂的开工率很低，私营工商业倒闭成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紧急的任务是尽快安定人心，使资产阶级了解政策，解除顾虑，认识前途，恢复生产和经营。
因此，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期间，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他明确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若干发展，对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中国是有利的，对工人也是有利的；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还提出工人阶级一定要解放，但也要有步骤地实现彻底解放，今天的解放还只是政治上的解放，还不能不受剥削，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说来，也有一点好处，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他还指出，我们主张对私人资本要有限制，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政策，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劳资两利也是一种限制政策，只利资方那才是没有限制；工业品太贵，农产品太贱，应该互相照顾合作，这种城乡关系的调整也是限制；还有税收上的限制等。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是最根本的限制。
可见，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是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的具体阐明和解释。通过这一讲话，迅速地纠正了当时存在的过左情绪，使城市工作走上了正轨，使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业资本家对党和政府发展工商业的怀疑、观望态度。不少资本家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要大干一场。
人民政府积极调解劳资纠纷，同时不断召开私商代表座谈会讲明政策，如2月召开私营粮食业批发商座谈会，4月召开纱布商座谈会，5月召开面粉业座谈会并配合个别交谈，对私营商业解除顾虑，发展经营，都起了作用。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摊贩也进行了整顿，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当时对小商贩特点没有完全掌握，因此在处理小商贩问题上，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些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恢复，解放初期投机倒把经营的被取缔，正当的市场交易也逐渐活跃起来。1月21日即天津刚解放一个星期，在静海、唐官屯一带就有政府组织的各行业小商小贩2800多人参加的贩运队伍，这是天津解放后最早见于报纸记载的运粮消息，也可以说是天津解放后最初的城乡物资交流。但是当时天津刚刚解放，工商业还未恢复，天津还没有或者很少有物资可供交流，因此这种调粮入津的做法，实际上是农村单方面对天津的出口，或者说是革命老区对天津市的一种支援、贡献，是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天津市场的一种权宜之计。
从2月以后，市场逐步活跃，由于人民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从而保证城乡物资交流的顺利开展。
从1949年1月到9月的天津城乡物资交流情况，大体上以5月25日上海解放为分界线。上海解放前天津城乡物资交流以北方地区为主，是属于城市与农村间的交流，即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的范畴。而上海解放后，进一步出现了津、沪之间的产品交换，实际上是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这是在工业品之间、工业品与农副业产品之间以及南北土特产品之间的交换，使天津的城乡物资交流推向一个新阶段。
进入9月以后，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农业丰收已成定局，城乡交流的规模更加扩大，为了迎接秋后旺季市场的到来，人民政府除做其他准备工作外，开始积极筹备天津市工业展览会，这是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物资交流性质的展览会（正式展出在10月），显示了天津市城乡物资交流的美好图景。
此时，天津城乡物资交流取得了很大成绩。黄敬市长在9月5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中提到从3月到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铁路运输货物60余万吨，内河运输近20万吨。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对于平稳物价，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都有好处。
回顾40多年前，我们接管天津的情况，认真总结出几条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1. 我们从事商业、经济工作，物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物价稳定是我们希望和力争的，但是在战争或其他特殊情况下，物价不可能绝对稳定。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执政者来讲，一定要使物价平稳上升，不可大起大落，使人民没有思想准备，承受不起。
2. 对于执政者来讲，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必须组织好进货渠道，使市场有充足的货源，保障人民的供给，而物价、市场的稳定，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之一。
3. 商业经济工作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各部门协调一致地配合，才能搞好商业市场的管理，天津金融市场的整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4. 必须认真总结“左”倾思想给我们接管工作带来的危害。当时进城后，我们对工商业资本家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加工费给得太低了，造成资本家对我们有意见，影响了接管工作，以及后来的统战工作。后来少奇同志批评了我们。
今天我们面临着比40多年前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任务。作为已经有40多年经验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全党团结，全民团结，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