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早在平津战役开始前，为迎接天津解放和准备接管天津金融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金融处，开始做人员调集的准备和拟订各种接管工作的方案、办法等草案，整个工作由何松亭、尚明两位同志负责，下设接管组、建行组、工厂组、兑换组和秘书组5个组。先从总行、瑞华银行及会计学校等集中300余人，开始学习城市、纪律政策。12月初来到河北省霸县胜芳集结，又从冀中及出入口行调集500余人，共900多人集中训练，主要是学习城市政策，进行纪律教育，介绍天津市风俗人情和接管对象及接管应注意事项等。当时党团员约占1/3，组织生活抓得比较紧，要求党员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和在各种环境里都应以身作则，起带头模范作用。特别是在进城后，在复杂的环境里，一定要服从领导，站稳立场，掌握政策，执行纪律，不贪污腐化、投机取巧、浑水摸鱼，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防止“李自成思想”的产生。大部分党员进行了入城宣誓。总行南汉宸经理提出要学“鸭子式”的战术，即要求在复杂的斗争中学会“外松内紧”。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使接管队伍在组织上纪律上加强了，为以后顺利完成天津金融接管工作的任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胜芳整训学习期间，天津市军事接管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金融处即成为天津市军管会接管部金融接管处，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负责金融接管工作，由接管部副部长胡景沄兼任处长，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何松亭、副经理尚明兼任副处长。
根据总行及军管会的指示，我们金融管理工作的初期任务是全力接收四大家族的金融机构及其财产，建立人民的金融体系，肃清旧币，澄清金融市场，初步管理行庄，办理紧急性及一些必要与可能办的业务，为以后开展业务准备条件。入城后，要立即着手进行两件工作，一是配合肃清旧币迅速澄清金融市场，禁止金银外币的计价行使，确立人民币为本市一切公私会计、交易计价单位，建立单一的本币阵地，为建设新天津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迅速完成对敌伪金融机构的接收工作，把接管与建行工作同时结合进行。我当时主要负责接收国民党财政部天津金融管理局。
天津金融管理局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管理天津和北平两市金融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检查银行钱庄、审核行庄业务、取缔金钞黑市，以配合政府财政经济政策，控制和打击平津私营行庄，为官僚资本服务，具体业务实际上由中央银行总行领导，但往来文件都抄财政部。该局是我们接收官僚资本的对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接管队伍在隆隆炮声中随着解放大军于当晚进入天津市。
就在当天夜里，我带着两名干部，在还有断断续续炮声的情况下，于凌晨前到达六区威尔逊路（现解放南路）2号金融管理局，当敲开大门的时候，单位里住着几个人，我们就先向他们了解金融管理局的情况，询问其人员状况，并仔细地讲解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到翌日上午，待全体人员来单位上班后，就召开大会，宣布接管政策和清点移交方法，要求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办好移交。当时金管局局长施奎龄已逃跑，副局长和主任秘书也已在解放前夕相继辞职，中下层职员大部分对接管有思想准备，所以接收工作比较顺利。问题是作为国民党政府机构的金融管理局，人员比较复杂，国民党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关系比较深，国民党员也较多，很多人都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由于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济南、沈阳的影响，及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积极配合，他们一般对我们不惧怕，但是对能否全部任用他们及我们有无能力来管理城市却是怀疑的，对待共产党的领导也有戒心。另一方面，天津刚刚解放，生产萎缩，通货膨胀，投机盛行，金融物价市场混乱，亟待整顿。我们金融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接管工作的同时，要配合全市接管工作迅速建立人民币市场，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金银黑市，加强行庄管理，建立新的金融秩序，以稳定金融物价。由于私营金融机构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情况下靠的是普遍投机，这些机构事实上已成为投机活动的中心枢纽。这样，稳定金融市场，建立新的金融秩序，加强私营行庄的管理就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我们经济力量不足的时候，必须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而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人才。尤其是人员不足，需要尽快建立管理机构。根据中央和天津市军管会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和政策，我们认真贯彻了党的接管工作方针，针对当时旧人员普遍存在担心职业和待遇的思想，在完成接收金融管理局工作以后，本着凡愿为人民服务的人一律保留下来的精神，尽量不打乱原有机构，利用原来的人员，按照我们的政策去做好金融管理工作。通过组织学习，使旧职员们对我们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感到人民政府管制金融物价有办法，一定会胜利，只是技术不够熟练。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及时改组了金融管理局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保持了原来的组织分工，使其成为我们军管会金融接管处的一部分，负责办理私营行庄的管理和查缉黑市金钞、地下钱庄及起草执行金银行政政策法令等工作，对内隶属于分行，称为金管科。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支金融管理工作队伍，能够及时地进行金钞黑市的取缔和私营银钱业的管理工作，为迅速澄清金融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如2月份为了平抑上涨的物价，金融处就与有关部门配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黑市金钞的查缉，不分白天黑夜，采用寻根究源的方法获得更多的线索和情报，进行突击式查缉，共查获黄金近千两，美钞万余元，还有白银、银圆近万两，有力地打击了黑市投机活动。同时督促劝导金店银楼转业，取缔首饰摊贩，并勒令私营行庄将其囤积之物资呈报登记和出售。除黄金、白银、银圆外，还有面粉、大米、棉布、棉纱、白糖、染料、碱面、药品、五金、纸烟等，将售款和后账并入前账，不准其再进行非法经营和金钞交易，明令取缔行庄后账，制止其投机活动。在12月初又与有关部门配合，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市金钞查缉活动，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对私营行庄的管理采取：（1）限制经营范围，控制信用活动，规定公款必须存入国家银行，办理票据集中交换，执行存款保证准备和付款准备的规定；（2）取缔帝国主义的金融特权，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外汇；（3）整顿行庄，办理增资，根据颁布的《华北地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限期行庄增资，不仅用以增加行庄信用保证，也有利于紧缩市场银根；（4）组织银团、引导其资金利用集体力量扶持生产事业；（5）对地下钱庄予以重点打击。经过初步整顿和办理增资工作，私营行庄由解放时的152家成为121家，淘汰了31家，使金融业务逐步走上了正轨。
天津金融管理工作能在解放后不长的时间内为稳定金融物价取得较大的成绩，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接管政策，没有打乱接收单位的组织机构，在军代表的监督下，能大胆使用旧人员为我所用，迅速开展工作，不失时机地配合全市工作，加强了金融市场管理。第二，我们的干部艰苦负责，严于律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昼夜不停地工作，使接收工作迅速顺利完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如有的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吃苦耐劳，埋头苦干，接近群众，纪律好，效率高，真使人敬佩。第三，关心群众生活。天津解放不久就是春节，可是当时还没有钱发工资，领导决定对旧人员发给面粉等实物，让大家过好年，使大家非常感动。第四，我们公正廉洁的作风，使投机者绝望，而群众得到鼓舞。有的投机商反映我们有三不通：不通条子（黄金），不通人情（受贿），不通上级（找门子从上面说也不行），认为事情难办。而群众则感到我们的办事作风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十分受到鼓舞。第五，金融管理与建立新的金融秩序必须很好地结合。我们采取的金融管理措施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当信用和取缔金融投机者，与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紧密联系，它不仅直接关系着银行业务的开展，也影响整个经济建设的好坏，是金融战线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翼，管理与经营两者不可偏废。
当时在接管天津金融业过程中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我们建立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即天津市证券交易所。这家证券交易所是在接收原天津证券交易所公股财产和留用原证券交易所部分人员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党对新解放的大城市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正确性。
前天津证券交易所，是在1947年下半年由天津市银钱业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共同筹资而成立的，于1948年2月16日开业，1948年8月20日按行政院令停业。该所是天津市的大型市场，主要经营股票和债券，投机性很强，交易量也很大，其代收的交易税仅次于天津海关的收入，而居天津市预算收入的第二位，营业中经手费收入为主要收益，其数额相当可观，但购置楼房，添置家具设备以及支付社会上各种募捐、摊派，请客送礼耗费巨大，造成入不抵出，资金反而拮据，因此，尽量克扣职工待遇，比一般公教人员低1/3，每届发薪，资金无着，只好迟发，劳资矛盾非常尖锐，物价又不断上扬，职工生活难以维持。
该所停业以后，职工250人都停薪留职，只留少数有关人员守摊，只供膳食（后停止）无工资，仅给临时性的少量补贴，留守职工们仍坚守岗位。平津解放战争中，该所楼房曾被国民党军队家属强行占住，留守职工在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当中，尽力保护公家财产，未受大的损失。
天津解放后，2月初，原交易所地下党员韩恩甲、刘祥祯二同志即召集原交易所部分职工和留守人员开会，组织职工学习党的政策，要求职工们继续保护好国家财产，准备由国家接管。在党的启发教育下，职工们认清了形势，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在无工资无收入的情况下，每天按时到班，清理财产，清理账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迎接国家接管。
前天津交易所资本法币10亿元，由中国、交通、农业三银行及中信、邮汇二局认购40%，市商会及银钱两公会认购50%，社会公开招募10%，均经招募足额。至交易所停业时，财产有营业用楼房一座，内有交易大厅、财务办公大厅各一，办公用房100多间，交易用各种电器设备及办公用家具共1000多件。
天津解放初期，在长期生产停滞、城乡交流堵塞的情况下，大量生产资金退出生产领域，内外贸易资金也退出流通领域，这些资金游荡在粮食、棉纱、棉布、黄金、美钞、证券等几个市场进行投机倒把，兴风作浪。怎样稳定市场，恢复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是党和人民政府在接收原官僚资本银行和肃清敌伪货币，发行人民币以后又一个迫切的任务。天津解放次日（1949年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3个布告，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本位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货币为非法货币，禁止流通，允许按规定比例兑换，也宣布外币不准计价流通，应持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也宣布金银、银圆允许人民持有，不准计价流通，私相买卖，愿出售者可持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出售，也宣布军管期间暂停证券交易，严禁投机倒把，这些规定对打击投机，稳定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时金钞、商品的投机大为收敛，但证券交易却仍有活动，1月16日至22日7天内，启新洋灰股票由2000元上涨到5900元，这是由于一向涉足于市场的资金和个人，一时全部转业投向生产尚不可能，且解放初物价尚不稳定，持有纸币的人急于抢购商品、黄金或股票，而持有商品、黄金或股票的人又需卖出换取货币维持生活，更有一部分人又买又卖，投机取利，因此市场活动，始终不停，其中股票不如黄金、商品等实物受到人们更大的信任，所以股票买卖就更频繁。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曾不断查缉证券黑市，使证券黑市大为收敛，但物资却又转入各种商品市场，掀起新的波动，促使物价上涨。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生产尚未恢复以前，单纯地取缔与查禁市场是不行的，只能把这部分游资引导到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和畅通物资交流上去，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当前的办法只能先把这部分资金和这部分人引导到一个指定的市场，在国家受理和监督下，进行合法的交易活动，等到经济和生产恢复了，城乡内外交流畅通了，再把这些资金投向生产建设，把这些人逐步安排就业。通过开放证券市场，有利于取缔黑市，减少投机倒把，便利证券的转移，造成一般人对证券信任的心理，而为将来对新工商业的投资准备良好的条件，也给那些一贯靠投机倒把尚未参加生产的人们一条临时性的出路。
当时我们对开办证券交易所疏导游资作了研究，据王光英传递的信息，草拟了意见，于4月刘少奇同志来津视察时，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开设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得到了他的支持，乃由军管会批准设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作为引导游资、发展生产、奖励投资、繁荣经济的合法场所。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公告说：“为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场，导游资于正轨，已呈请军管会批准，将原天津证券交易所清理结束，另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为本市合法之证券交易场所……”从此，证券市场成为合法市场，而对黄金、银圆、美钞等市场继续严格取缔。
在研究建立天津证券交易所过程中，前交易所的清理接收工作早已开始。前交易所的清理工作责成原交易所副理冯紫墀等负责，自1949年2月5日开始至24日结束，清理重点是庶务组的财产管理和会计组的账务。清理结束，财务处会计组由21日结账24日完成，账账、账款、账实均无差错，其他如场务、秘书部门的资料大部完整，少量有散失。只有庶务组财产紊乱，账实不符，账簿丢失现象严重，主管人极不负责任。4月4日，天津市军管会金融处派员接收了前交易所的官股部分，并责成原交易所副理冯紫墀、朱琴轩负责召集在津理监事将该所私股部分进行清理。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暂借一部分款项将旧有职工给资遣散，留用其中有工作能力，认真负责的职工80人，作为重建交易所的人力基础，资遣工作于20日结束。4月27日人民银行发布设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公告以后，筹备工作即全面展开，陆续制定各项章则办法。5月23日起办理经纪人申请登记手续。29日公布第一批合格经纪人共39名。6月1日举行开幕典礼。4日起正式开业，上市证券计启新洋灰公司股票等5种，以后又陆续增加。因证券交易由私相买卖变为公开买卖，所以人心轩昂，此时各种商品经营均呈疲萎，而证券价格又相对过低，所以股市激涨，如启新股票由4日到7日4天内涨达80％以上，大量游资流入证券市场。
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采取寓管理于诱导的原则，开始时主要是为引导游资进入证券市场，因此做法上适当放宽，如交割采用差额交割办法，允许经纪人代客户垫款，对当日投机买卖（当日买当日卖）不加严格限制，市场价格升降的限度，也比过去放宽，对委托买卖股票的委托人不做正面的调查等。在此同时也加强管理，如划一经纪人会计制度以便检查，严格审查经纪人资格以及市场价格达到升降限度，停拍后加收临时保证金，禁止场外交易等。
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共有职工95人，其中留用原交易所职工80人，由人民银行委任我为经理，刘希武为副经理。4月28日，宣布机构建制二科一室（业务科、财务科、秘书室），职员60人，其中，科长级6人，股长级8人，大部为前交易所课组长留任，这些人大都熟悉证券市场业务，有纯熟的操作经验，对新交易所的机制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的正确贯彻，使新交易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1. 吸收游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业以后，停留在证券市场上的游资，6月份平均每天为2600余万元，这个数额当时可买棉布107件；8月份经常停留在证券上的游资平均每天为7900余万元，可买棉布130余件，这是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数字。1949年，天津市平均每天票据交换总额约为人民币42.4亿元，证券成交总额约占票据交换总额的25.9%，交割金额约占票据交换总额的2.55％。另据1949年8月份的统计，证券经纪人存款在1亿至1.5亿元上下，加上委托人的存款，估计天津市每天至少有4亿元上下的资金，被证券市场吸收占用，多时可达10亿元以上。证券市场吸引游资，减轻了游资对商品市场的冲击，对平抑物价有积极的作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证券市场刺激物价的上昂。股票价格一向是随着黄金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但又经常落在黄金商品的后面。1949年6月至8月的物价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如果以6月份为100，则7月份物价指数为193.85，证券价格指数仅160.77；8月份物价指数为209.02，证券价格指数仅为196.58，从以上指数的比较可以看出，股票价格在追随物价之后，而不是带动物价。
2. 体现了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使工商业者认清了政治经济形势和党对私营企业的政策，看到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从而解除不必要的顾虑，提高了他们为恢复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做出贡献的积极性。那些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股票的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开放，也认清了证券交易所的开放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为了引导游资和解决参加股票交易者维持生活的临时办法，而长远的打算应是把资金投到生产和流通中去，为恢复与发展生产、活跃城乡内外交流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就业使自己走向为人民服务的正路。
3. 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由开业到1951年10月，累计盈余旧人民币32亿元，通过证券交易，代财政收取交易税、印花税累计13.5亿元。
4. 传播经济信息，反映经济气候。证券价格常追随黄金和商品价格的后尘又落后于物价的上涨，落后于利率的上调，证券的价格，既受物价的影响，也受银根松紧的牵制，和其他市场息息相通，因此观察证券市场的动静，往往可以感觉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气息，不仅为各个市场的活动提供了信息，也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资料和调查报告受到人民银行领导的重视，报纸登载的证券市场行情和动态也受到社会的重视。
今天在全国改革大潮中，深圳、上海、天津等城市又恢复建立起证券交易所，消息传来，感慨万分，回想起我们当年开办证券交易所时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我想会对今天有所借鉴，特写下几句：
阔别证交四十年，
三反五反告中断。
其始也简初收效，
温史话旧新开篇。
金融改革成果见，
股市经营治维艰。
两代愚公今胜昔，
搞活银行景色妍。
（王绍华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