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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解放前夕，周恩来委托杨尚昆同派赴天津接收外事机构的人员谈话，传达了他的指示，大意是：天津是我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涉外事务比较复杂，一定要认真调查研究，做好外事工作。当时，中央外事组除派了章汉夫、黄华、徐大年（徐永瑛）和我为主要负责人以外，还选派了一些有外事工作经验的骨干，后来又从华北军政大学外事学校调来一些学员，干部配备是很整齐的。
我们这些人分成两个摊子，一个是负责对外工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由黄华和我分任正副处长，主要工作人员有洪彬（褚启之）、任新韦（已逝世）等；另一个是不对外的市委外事调研组，由章汉夫、徐大年分任正副组长，主要研究人员有马牧鸣、王朝成（病故）、曹汀、毛掬（女）、曾远辉、路比（女）等。
部队解放天津后，黄华和我等一行人进城找黄敬同志。次日晨在承德道公议大楼——他的办公室处找到了他，他当时劳累不堪，趴在办公桌上已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非常热情，除了介绍天津有关情况和政策，指示我们接收国民党天津外交特派员公署和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外事处以外，还把当时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周淑华介绍给我，安排她在外事处工作。原来，外事处的工作一直由黄敬同志直接领导，他对外事工作很重视，很关心。除工作外，还常常拉我们去聊天儿。我们的工作很顺利。
黄敬同志与我们商议后，决定外事处在承德道公议大楼的西侧两层楼内办公并住宿。当时，这两层楼内只有一些办公桌、椅、柜。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只好打地铺，或睡办公桌。唯一的一张单身床，照顾了我和张颖我们夫妇。除了黄华单独住一单身房外，其他人员都是好几个人挤住。章汉夫和徐大年也是合住一小间。那时没有暖气，屋子里很凉，挤住在一起还暖和一些。
天津外侨事务处是重新建立的，没有沿用国民党的旧机构，也没有留用国民党的前外事人员，他们的外交官实际都已跑了。我们接收上述两个机构时，只接收了一些档案和家具，留用了3名工勤人员。外事处的所有干部都是从解放区调来的，另外又吸收了几位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干部和青工。
外侨事务处在承德道公议大楼西侧两层楼内办公以后，首先来访的是国民党时期外国驻天津的领事馆人员，当时天津有美、英、法等国的总领事馆和负责侨民事务的希腊领事。他们以官方身份来访，我们不接待他们，不承认他们的官方身份；当他们以非官方身份来访时，我们由一般干部出来接见他们，说明人民政府保护侨民的安全，意思是他们也是侨民，但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后来这些国家没有接受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他们都先后撤离了。
解放初期，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外国人进入北京总要经过天津。那时，天津外事处接待外宾的工作是比较繁杂的。有几件重要接待工作，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将军（前驻重庆、南京苏联大使馆武官）在10月1日后约一周乘火车赶去北京赴任。火车经过天津，我奉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之命，作为新中国政府代表在车站迎接他，并陪同他乘公用专车到北京。罗申大使当时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给我的印象很深。火车刚进北京站，我从车窗看到周恩来、董必武等许多位高级领导同志、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在站台上排成长队等候。罗申下车后，周恩来与他热烈拥抱，互相祝贺，气氛非常热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和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先后由海上乘船到天津再到北京赴任。当他们乘坐的海轮到天津时，我曾去海河码头迎接，陪他们吃了一顿饭，由马牧鸣以交际科科长名义陪同他们乘火车去北京。朝鲜停战以后，金日成首相乘火车专列来北京正式访问。外交部交代天津迎接金首相时，除领导同志外，要安排一些儿童献花、参加欢迎。金首相专列抵达天津站时，站台上挤满了花枝招展的儿童，高呼“斯大林、毛泽东”，高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由于我们当时没有工作经验，除了市长吴德及少数官员，没有安排各界代表，站上好像布满了儿童组成的五彩缤纷的花海。外交部办公厅王炳南是专程到边境丹东市迎接金首相的，看到天津这种场面既惊奇又生气。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们怎么搞的，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在朝鲜打了胜仗，第一次到中国来，你们怎么安排儿童来欢迎，而且呼的口号和唱的歌都和金首相没有直接关联。尽管如此，金首相毫无介意，还是非常高兴，和孩子们拥抱亲吻，在车站停留了20分钟。后来返程时由彭德怀专门陪同金首相到天津参观工厂，我又有幸陪同他们参观。所到之处，金首相和彭总对群众非常亲切，仔细听工厂的人员讲解，完全是平等待人，丝毫不使人感到是两位伟人站在面前，而好像是自己的亲人。我深深感到金首相和彭总品格的崇高。除了外宾以外，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天津视察工作，黄敬同志接待中央首长时，经常要我出场作陪。有一次周总理到天津来，我没有得到通知，周总理找到我有点责怪地对我说：“我这外交部长来天津，你这外事处长怎么不出来向我汇报工作、请示工作？”我深感惭愧并体会到周总理对当时天津的外事工作和对干部是多么关心啊！
我在天津工作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肃清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特权和残余势力。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将有关情况彻底调查清楚，然后有区别、有步骤地妥善处理。在这方面，章汉夫领导的市委外事调研组，在解放初期的几个月内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写了不少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和天津市委，不仅为天津市后来具体处理外资企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后来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了经验。